韩炳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1)

近些年在山西临汾发现了一处商周墓地，墓地位于尧都区县底镇庞杜村西北洰河南岸台地上，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2002年，临汾市文物局发掘墓葬4座，均为土坑竖穴墓，有殉人、殉狗现象，出土有青铜鼎、簋、爵、戈、卣等。其中M2墓葬最引人注目，出土铜鼎1(内有铭文“息父庚册”)、方簋1(内有铭文“息父乙册”)、觚2、爵3(一件铜爵鋬下有铭文“子刀”)、尊1(内有铭文“息册”)、卣1(内有铭文“息册”)、三角援戈1、曲内戈3、弓形器1、刀1、镞6、斧1、锛1、凿1、铜铃4、管状器1、铜泡6[1]134;[2]192-194等。出土器物中息父乙册簋(M2:5)形制纹饰都很特别(见文末图一)，以下对该簋及相关问题做简要讨论。

一 息父乙册簋的形制

息父乙册簋(M2:5)，方口，方腹，方圈足，下接方缘，形成较矮的方形座。腹壁饰兽首形带垂珥的双耳，四隅和壁正中均出扉棱。口部长方形，口长23.7、宽19.5；底长19.6、宽16.8；通高21.5厘米。口沿下饰带冠的折尾鸟纹，鸟为钩喙，头戴有目纹的前端为三齿形、后端为双钩形的冠(以下称华冠)。鸟体较长，双翅微翘，长尾下折垂地，尾端呈鱼尾状分叉。尾上部有两羽纹装饰，但没有与尾羽连在一起。腹部饰对称的大凤鸟纹，尖喙，微张口，头戴绶带式冠羽，冠羽上饰倒刺状羽，末端向上卷起。鸟身体短，尾羽较长，并下折垂地，尾端分叉如鱼尾，尾羽上下也装饰有倒刺状的羽。两侧鸟纹并不完全对称，左侧鸟纹的喙略显朝下垂，左侧鸟冠和尾羽上的倒钩羽毛装饰布置较右边稀疏。右鸟纹的左上和左鸟纹的右上装饰一组左右对称的站立式小鸟纹。方圈足上饰对称的双首连体夔纹，一夔首头戴冠，口朝下作爬行状，另一夔首口朝前，整个夔身体作横“S”形状。

从形制看，息父乙册簋为方形器。方形器在商周青铜器中多见器型为方彝、方鼎、方罍、盨、簠等，该器器身两侧铸有两个半环耳，耳下带有垂珥，这是一种常见的簋耳形制。依此看，此器应为方簋。如果忽略方形特征，该簋的形制大体上与圆腹圈足簋有些近似。关于商周时期的方簋。过去，任雪莉先生搜集了9件[3]，在此基础上，我们又重新梳理和搜集，排除不是方簋的器物，加上庞杜息父乙册簋，共12件。依据腹部形制，大体分两类。

第一类：方口，直腹。

1. 《西清古鉴》收录的“周饕餮方彝一”[4]卷14:18，侈口，四隅及壁中部起扉棱，方圈足下接矮缘，兽首形半环耳，腹部饰兽面纹，圈足饰蛇纹。

2. 《商周彝器通考》收录的“饕餮纹兽盖方器”[5]483，1933年出土于河南浚县。有盖，盖上饰兽，无耳，腹部饰兽面纹。

第二类：方口，曲腹。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亚醜方簋[6]卷8:03670，侈口，束颈，腹部外鼓，高圈足外侈，兽首噬鸟身形双耳。

4.瑞士玫茵堂藏静生簋[6]卷7:03638，侈口，束颈，下腹外鼓，四隅及壁中部起扉棱，方圈足较直，无耳，口沿下饰夔纹，腹部饰鸮纹，圈足饰折尾鸟纹。

5.故宫博物院藏叔簋，两件[6]卷8:05113;05114，带盖，盖上有捉手和四管型装饰，垂腹，矮圈足外侈，口沿下及盖沿饰兽面纹，圈足饰凸弦纹。

6.《西清古鉴》收录的“周叔彝”[4]卷13:30，侈口，束颈，鼓腹，矮圈足外侈，圈足下另接矮方座，兽首形半环耳，口沿下与圈足均饰夔纹。

7.《宁寿鉴古》收录的“周宗宝方彝”[7]卷6:11，形制如《西清古鉴》收录的“周叔彝”，纹饰较繁缛，口沿下与圈足饰小鸟纹饰，腹部饰兽面纹。

8.《殷周青铜器综览》兽面纹簋[8]簋329。此簋与《宁寿鉴古》收录的“周宗宝方彝”更接近，纹饰也相似，只是圈足饰夔纹。

9.《西清续鉴乙编》收录的乙公簋[9]卷6:25，此簋与6、7簋基本相似。

还有两个簋盖：一是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楷侯簋盖[6]卷11:05129；另一个是任雪莉所搜集的第九件器物，见于《考古图》的方簋盖(1)此盖平面基本接近方形，有捉手，从纹饰看，时代要晚于西周，不应是商周之际时方簋的盖。。

从以上可以看出，器型与息父乙册簋最为接近是第一类方簋，但纹饰相差很大，《西清古鉴》收录的这件“周饕餮方彝一”，纹饰属于殷墟风格。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类方簋中的“亚醜”方簋，比较集中出现在山东益州苏埠屯墓葬，在过去学者统计的56件“亚醜”器中，方形器较多，尤其是方觚、方爵等，方形器几乎占一半[10]，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比例。方形器的集中出现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反映，或是殷王朝重要的薄姑氏文化遗存特色。[10]根据统计，殷墟青铜器中方形器数量和比例要远远超过西周青铜器(2)方形器在汾河流域西周时期还有发现，如绛县横水倗国墓地M1006就出土有方彝、方觥、方觚和方尊等。，所以，方形器是殷人文化传统。

二 息父乙册簋的纹饰

息父乙册簋的主题纹饰为大凤鸟纹，此类纹饰仅见于西周早期青铜中，确切地说，其时代为商末周初。迄今所见有此类纹饰的器物加上庞杜出土的息父乙册簋，共13件，其中鼎3件、簋5件、觥2件和卣3件。

鼎3件:

1.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散羽大鸟纹方鼎”[12]280，口沿下饰对称的折尾鸟纹，腹部饰大凤鸟纹。

2.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在岐山罗家河征集的一件青铜器鼎，与《戴石》074鼎接近。[12]281

3.英国大英博物馆藏的一件圆鼎[12]283，上腹饰大凤鸟纹。

簋4件:

4.上海博物馆藏鸟纹簋[13]240，颈部饰折尾鸟纹，圈足饰爬行曲体夔纹。

显性渗透。如湘教版地理必修二第四章第二节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介绍了现代人地关系的发展。引用了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等地理学家的观点理论，或直接引入地理学中的一些经典理论，如“和谐论”“中心地理论”等经典理论。

5.陕西陇县发现的一件方座簋[14]，口沿和方座上饰折尾鸟纹，圈足饰长尾鸟纹，腹部饰大凤鸟纹。

6.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鸟纹方座簋[12]386，口沿下颈部饰分尾鸟纹，圈足上饰长尾鸟纹，盖上、腹部和方座均饰大凤鸟纹。

7.陕西宝鸡石鼓山M4:804球腹簋[15]，口沿下纹饰为曲体卷尾夔纹，圈足纹饰为长尾鸟纹，盖部和腹部饰大凤鸟纹。

觥2件：

8.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凤鸟纹觥[12]474，盖部、颈下、腹部与圈足均饰大凤鸟纹。

9.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文父丁觥[12]478，与上件觥形制纹饰相同。

卣3件。

10.《西淸古鉴》著录的凤鸟纹提梁卣[4]卷17:11，腹部饰大凤鸟纹，颈下和圈足饰夔纹。

11.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凤鸟纹卣[12]283，腹部饰大凤鸟纹，口沿下及圈足饰夔纹。

12.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凤鸟纹卣，形制与上器相同，纹饰除提梁为夔龙纹外，其余基本相同。[16]

目前所见大凤鸟纹装饰的器型仅有鼎、簋、觥、卣四类(3)另外在岐山出土的一件玉凤鸟也是此类纹饰，见张天恩《商周之际青铜制造重心徙移的观察》，图六，5,载于“中研院”史语所编《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3年。，以簋为最多，占近一半。簋中圆腹簋和方座簋各2件，方簋1件。大凤鸟纹纹饰在这些器物上均作为主题纹饰，与其搭配的装饰纹饰有8类，分别为：华冠折尾鸟纹(息父乙册簋)、弯角折尾鸟纹(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散羽大鸟纹方鼎”、上海博物馆藏鸟纹簋、陕西陇县凤鸟纹簋)、爬行曲体夔纹(上海博物馆藏鸟纹簋)、分尾鸟纹(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鸟纹方座簋)、长尾鸟纹(陕西陇县凤鸟纹簋、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鸟纹方座簋、陕西宝鸡石鼓山M4:804球腹簋)、曲体卷尾夔纹(陕西宝鸡石鼓山M4:804球腹簋)、弯角卷尾夔纹(《西淸古鉴》著录的凤鸟纹提梁卣、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凤鸟纹卣、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凤鸟纹卣)、双首曲体夔纹(息父乙册簋)。以上辅助性纹饰，以折尾鸟纹和长尾鸟纹为多，都是商周青铜器中常见纹饰，但息父乙册簋的华冠折尾鸟纹和双首曲体夔纹不见于其他器。

大凤鸟纹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鸟纹形式，与商周时期的鸟纹相比，大凤鸟纹的羽毛为散羽，羽冠也呈倒刺状，且鸟的喙是张开的，鸟翅设计由颈下起笔向外卷曲，这些特点与一般鸟纹完全不同。从折尾看，此类鸟纹受殷末折尾鸟纹影响明显，应该直接来源于殷墟折尾鸟纹。折尾鸟纹尾部末端如鱼尾，兴起于殷末，在孝民屯铸铜遗址中有此种纹饰的陶范[17]图一一，4发现，至西周成康以后此类纹饰消失。

息父乙册簋口沿下方的华冠折尾鸟纹与过去所见同类鸟纹有所不同。其尾部在参考大凤鸟纹的设计基础上，改变了一般折尾鸟纹的翅膀，并进行了重新设计。其华冠多见于宝鸡附近出土的青铜器上，如大四出戟凤鸟纹卣(《戴石》011)、小四出戟凤鸟纹卣(《戴石》012)、大户卣(《戴石》013)、小户卣(《戴石》014)、小鼎卣(《戴石》016)和单父丁卣(《戴石》017)，还有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凤鸟纹卣(《戴石》第124页)、波士顿美术馆藏凤鸟纹卣(《全集》6.153)等。装饰华冠鸟纹的主要器型是卣，并且器型张扬、出扉棱，凸显新风格。仔细观察，此类华冠应与卣及方彝的鋬耳兽首角部纹饰相似，安阳郭家庄M160和孝民屯陶范也有此类纹饰发现。[17]图一八，1由此可见，华冠装饰也来源于殷墟文化。息父乙册簋口沿下装饰的华冠折尾鸟纹便是在殷墟华冠折尾鸟纹基础上，参考大凤鸟纹翅膀进行了创新，并拉长身体，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鸟纹。

殷墟青铜器中，兽面纹两侧多有装饰侧立夔纹。这种设计，主要是弥补主题纹饰以外，因留白过大，整体设计失平衡性，缺乏凝重感而设计。这种“补白”已经形成了纹饰设计的“范式”。一般来说，作为填充纹饰，多位于主图纹饰的两侧或靠下，如户卣在大鸟纹垂尾内装饰小鸟纹。息父乙册簋上所饰小鸟纹填充于大凤鸟纹右侧左上角和左侧右上角，站立状，尖喙，羽状冠，独具特色，也是创新的表现。

另外，青铜器纹饰左右对称是严谨的，但庞杜方簋右面的纹饰与左面不太对称，右侧纹饰的鸟喙因局部空间局促，只好弯曲向下，这样的“重器”出现这样的失误，是不应该的。左侧鸟冠和尾羽上的倒钩羽毛装饰布置的比右边稀疏，显然处置不当。从纹饰制作工艺看，如果在模上翻印纹饰，一定会精细布局，不会出现大的失误。由此可以判断该器一定是范上雕饰花纹。

圈足上所饰的双首夔纹，前夔首所饰变形华冠，是在华冠基础上省略了三个齿形装饰，这是殷墟时期的夔首样式。双首夔纹的这种纹饰在宝鸡青铜器中多见，如戴家湾与石鼓山青铜器群中的凤鸟纹卣、鼎卣、户卣，这些青铜器的提梁上都饰双首夔纹，另在石鼓山M3方禁(M3:25和M3:21)侧面上也饰有这样的纹饰。[18]息父乙册簋上双首夔纹与宝鸡青铜器流行的这种双首夔纹相比较，线条很不流畅，略显呆板。

从构图看，青铜器中口沿下辅助纹饰一般为对称的两组，息父乙册簋只有一组，为了使构图更加饱满，华冠折尾鸟纹身躯被拉长；腹部大凤鸟纹左右不对称，构图仓促；凤鸟纹左上角和右上角填充的鸟纹，也是新的创意，不仅在商周之间青铜器构图中少见，也在同样的大凤鸟纹纹饰组合中独有。因此此件簋无论形制、纹饰都是很特殊的。从美学上看，此类设计缺乏美感，大凤鸟纹倒刺的设计略显张扬与不安，对于成熟时期的青铜器艺术来说，不可能被广泛认同。就息父乙册簋而言，看似更加原始，有可能较其他大凤鸟纹器时代早，可推测是一群工匠“初来乍到”在文化交汇之地的摸索或“试验”。“试验”并未成为“时尚”，此类大凤鸟纹，仅见于西周商末周初，成康之后不再有见。

三 息父乙册簋的文化风格

从上文所列材料可以看出，大凤鸟纹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流行于宝鸡一代，以此推断息父乙册簋来源于宝鸡。宝鸡地区是先周文化和刘家文化交汇之地，这里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商式青铜器，数量较多；一类是先周文化晚期器物，技术层次较低；第三类是富有特色的新器型和新纹饰。这些新器型是铜禁、方座簋和四耳簋；新纹饰如凤鸟纹(散羽大鸟纹)、直棱纹、尖刺乳钉纹等。[12]尽管宝鸡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铸铜遗址(过去传说出土过陶范)，但这三类青铜器的铸造地非常有可能都在宝鸡附近。

宝鸡附近的周原和沣西都曾发现过铸铜遗址。张天恩在分析了周原与沣西遗址的铸铜作坊后，将他们分为两系：以劝读、祝家巷、齐家北以及沣西遗址的客省庄南铸铜作坊的关中系铸铜作坊，该系是武王灭商前就存在的周民族铸铜体系；以李家青铜铸造作坊为代表的“殷墟系铸铜作坊”，该作坊与殷墟孝民屯作坊有相似性，判定为同一体系。[19]235-255不同系统的铸铜体系研究，为我们找到息父乙册簋的铸造作坊提供了思路。

大凤鸟纹类青铜器具有周文化特征，但主要还是殷人来到宝鸡地区吸收周文化和当地文化创新艺术形式，开始较为粗犷，属于尝试阶段，如庞杜息父乙册簋和梁带村M27凤鸟纹卣，后来逐渐精致，如大凤鸟纹觥等。另外，石鼓山M4的青铜礼器上出现了7组不同族徽或日名，表明它们原本属于殷商系统的多个“家族”[15]。但，鼎M4:309、尖刺乳钉纹盆式簋M4:103、M4:301、M4:805和铜簠M4:803、M4:808都为周文化器[20]，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复杂性。尽管宝鸡地区的周文化器不少，但铸造这些器物的技术，尤其是复杂精致的器物，都应来自殷墟工艺。这类铸造青铜体系，大致属于周原李家铸造作坊体系，即“殷墟系铸铜作坊”，殷墟系工艺技术大量进入周人腹地后，迅速占据了青铜器铸造业高地。[19]249这种青铜铸造体系作坊应该在宝鸡、周原和沣西地区分布更多，也许以后会有发现。

由于在殷墟青铜器中没有发现此类大凤鸟纹，我们初步判断大凤鸟纹不是商文化产物；大凤鸟纹流行时间极短，所见数量极少，即不是来源于先周文化，也没有融入周文化中，因此，我们认为大凤鸟纹应该是先周文化、刘家文化、殷文化融合的创新艺术形式，并且属于迁自这里的殷遗民所首创。首先，此类纹饰在地域上集中于宝鸡一带，这个地区考古学文化本身就十分复杂，不可以用一种文化概括；其二，器物上“日名”与“族徽”特征显著，与殷人有直接关系；其三，大凤鸟纹铜器多有创新，凸显个性，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加入或受到新思想启发，新的艺术形式也就不可能出现。

庞杜出土的息父乙册方簋，无论是其方形器形制、华冠折尾鸟纹纹饰以及“父乙册息”的日名和族徽形式，都极具殷墟色彩，但该簋的设计强调创造与创新，无论是器型、纹饰以及整体布局设计都独具特色。有的学者认为这类凤鸟纹器物，应为西周初期周人新的创造，并为殷遗民所接受[16]，我们认为，这不是周人的创造，而是初到宝鸡地区的殷人与当地文化融合后创新的艺术形式，随着一些殷遗民的分化与迁徙，这种艺术形式很快消逝。

四 商周之际息国的变迁

庞杜墓地M2出土4件有“息”铭文的青铜器，分别是鼎、簋、尊和卣，可以说这是息族器群，也可以说是周初某族战利品拼合器群。从过去商代墓葬出土族徽情况看，应更趋向于前者。商代息国及《左传》所记东周息国都确定在河南罗山附近，那么，临汾地区出现的息国如何合理解释？有的学者推断，息国入周后被迁徙或消亡。[21]从庞杜青铜器看，息国并没有消亡，而是迁徙至山西汾河下游。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河南罗山蟒张、天湖墓葬经过多次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有“息”族徽的青铜器，确定了河南罗山蟒张、天湖附近就是商代息国(4)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J].考古，1981(02):111-118；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81(04):4-13；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88(01):14-20；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天湖商周墓地[J].考古学报，1986(02):153-19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1年罗山考古的主要收获[J].华夏考古，1992(03):45-6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罗山天湖商周墓地M57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16(02):3-12.。从罗山的考古资料来看，商代息国灭亡于殷墟四期。息国虽亡，息族并没有消逝，在金文中有两篇铭文记载与“息”相关。

徴父乙簋：公使徴事有息，用作父乙宝尊彝。冉《集成》3862

息伯卣：唯王八月，息伯赐贝于姜，用作父乙宝尊彝。(《集成》5385、5386，一盖一器)

两件器物的时代均在西周早期。《徴父乙簋》“公使徴事有息”，是让徴出使息国，说明息是一个被分封的独立国家。息伯卣中的“息伯”直接证明息国为伯爵，地位低于晋国等“侯”国，是西周初年的一个小国，可能与绛县横水墓地的“倗伯”、翼城大河口墓地中的“霸伯”地位相类。以上两器都用日名，徴父乙簋的“父乙”可能就是“息父乙册”簋的“父乙”，从使用日名和族徽来看，“息”人应该是殷遗民。

在周的殷遗民“息”，是殷墟晚期的“息国”迁徙而来。这涉及商代息国如何入周的问题。据研究，入周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商代晚期一些商贵族不满殷王朝统治，希望联合周人来推翻王朝，所以息国可能在灭商以前，审时度势，主动投靠周人；二是周人为了围剿商人，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在王季时就完成了对淮河流域以南的战略布局，在江苏南部建立了吴。[22]91太伯建立的吴国在江苏南部，而河南罗山在河南南部，与吴地并不远，周人经营吴地可能使息国归顺，也可能太伯奔吴的过程中，息国归顺于周。

息族归周后被移居宝鸡附近。在商末周初，殷人移居宗周腹地是一个普遍的事实[23]506-510，如有中氏、潶氏、微氏等这些族都移居周原。虽然迁入宝鸡的族没有经过系统研究，但是“冉”族应是一个确定的例子。宝鸡石鼓山M3出土冉父乙卣和冉盉徽识[19]与徴父乙簋的徽识中的“冉”是一个族，并且冉族的“徴”还出使“息”，说明“冉”与“息”不仅同为殷人，共处宝鸡，服务周王室，他们之间还关系密切。总之，息人归周后，同“冉”一样，移居宝鸡地区，强烈地受到当地文化影响，并成为周人重要的力量。

息父乙册簋在族徽后缀“册”，该“册”有特殊含义，“册”是“作册”的省称[24]，“作册”是殷周常见史官，说明息族人在周王朝任史官“作册”这样的官职。而在罗山发现的息族青铜器中，没有缀“册”的。有没有“册”，可能是商代息族与周代息族的区别。

入周不久，周人对殷遗民进行分封是历史记载的史事，而有些殷遗民是要分迁，以分化其力量。分封或分迁有着极强的政治目的，一部分重要的殷遗民分封在宗周，如微氏家族；一部分用来藩屏周室，置于边境地区，如箕子。但殷遗民与宗室子弟可能交叉分布，起到由宗室子弟监督殷遗民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临汾庞杜墓地的“息”就是西周建立不久被分迁于汾河流域的一支殷遗民，辅助晋国藩屏周室，又要受到晋国监督。同样分封或迁移至汾水流域的殷遗民有很多，近年考古发现，绛县横水墓地、翼城大河口墓地、天马-曲村遗址部分墓葬区的东西向墓葬及有腰坑等埋葬习俗的墓葬、绛县雎村墓地和最近备受关注的出土于洪洞南秦西周墓地(山西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义尊和义方彝，这两件西周早期青铜器与殷墟晚期灵石旌介商墓青铜器有相同的族徽“丙”[25])等，这些墓地所属族群都可能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记的分“唐叔”的“怀姓九宗”。

综合以上，临汾庞杜这件息父乙册簋，证实了息国在武王灭商前已经归周，并迁至宝鸡一带，“息”的贵族在周王朝任“作册”职官，由于颇受当地文化的影响，铸造出了这件别具一格的方簋，随后，周人为了政治需要再次分迁息族于汾河下游，处于戎狄之间，以助晋国藩屏周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