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榜样教育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

2020-05-04肖婷婷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 2020年1期

肖婷婷

摘要：回顾建国70周年以来的榜样教育历史，可以发现榜样教育实践随着时代变化在不断与时俱进。同时也应该看到榜样教育存在榜样生成"官方化"、榜样宣传“神性化”、榜样学习“形式化”等问题。在多元价值观冲击主流价值观的当下，榜样教育又呈现出新的表现特征。针对这些现象，榜样教育需要转变榜样教育理念、拓宽榜样生成渠道、优化榜样宣传模式、加强榜样学习引导。

关键词：榜样教育;历史考察;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20）01-050-05

榜样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历来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中，榜样教育在经济建设、政治动员、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社会变革的性质、程度和特征的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榜样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1]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21世纪为重要节点，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榜样教育的实践，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加强和改进当前的榜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国70周年以来榜样教育的历史考察

建国以来，尤其是建国初期，经济建设一穷二白，政治建设处于初始阶段。在此情形下，恢复和发展国民生产，巩固新生政权成为时代主题。为契合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树立的榜样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比如民族英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人民县委书记焦裕禄，“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等。榜样宣传开始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题词与号召。这些先进典型不仅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表彰，国家还专门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致辞并高度赞扬了这些英雄模范，在人民群眾中形成了一呼百应的局面，在浓烈的政治氛围下形成了全民学习榜样的空前局面。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榜样教育因过度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运动，最终沦为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教化的工具。“整个中国对‘牛鬼蛇神的批斗日夜上演，这种呈现以反面典型为主的态势，与榜样教育的基本规律是相背离的。”这一时期出现的“白卷英雄”张铁生、“革命小闯将”黄帅被“四人帮”利用，树立成典型，榜样成了政治夺权的工具，对当时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榜样教育步入正轨并呈现出时代特色。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国人渐渐意识到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人生奋斗”“拼搏进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旋律。榜样的精神品质不仅有一如既往的舍己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还将追求成功的人生价值也纳入了榜样教育的价值取向中。例如，80年代树立的榜样有攻克世界著名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在国际赛场上屡次夺冠的中国女排，人生励志楷模张海迪，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徐洪刚。90年代树立的“人民公仆”孔繁森，“全国劳模”徐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李素丽，抗洪子弟兵等。90年代中后期，偶像崇拜兴起，偶像明星受到了青少年的热烈追捧。改革开放初期，榜样的生成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同时社会力量开始显现。榜样宣传仍然遵循改革开放前的模式，借用的载体仍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例如，197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轰动一时。“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的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2]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单一的榜样教育模式已不再适应改革开放后复杂的时代环境，人们对政府树立的榜样难以形成一呼百应的效果，榜样学习难以再现当年的热情和激情，人们更多采取理性的态度对待和选择。

21世纪生成的榜样不仅有理性化、大众化的一面，更加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榜样从过去“高大全”的形象逐渐变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个体。既有党政干部杨善洲、兰辉，又有航天英雄杨利伟、费俊龙;既有体坛健将姚明、张继科，又有偶像明星成龙、周杰伦，还有草根平民成为大众的榜样。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革新了榜样宣传的方式。“这一时期榜样教育的显著特点是：以电视、互联网为主的大众传媒成为塑造和传播榜样的重要渠道。”[3]传统媒介发挥的功效正逐渐减弱，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兴媒体成为榜样宣传的重要媒介，新兴媒体“超越传统媒介的‘平面化传播的优势，借助声频、音频、视频的立体化展示，使榜样宣传更具吸引力和生动性。”[4]大众传媒的应用和大众文化的普及，带来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榜样学习更加体现生活化气息。从商界精英到体坛健将再到偶像明星甚至身边的同龄人都可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榜样学习在世俗化的生活面前变得不再有仪式感，人们频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求更换心目中的榜样，榜样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周期缩短。

二、建国70周年以来榜样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榜样生成“官方化”降低榜样亲和力

中国共产党自建国后就一直秉持着传统惯例，在选择树立主流榜样时通常由领导人做出重要批示或者题词表彰，榜样生成的行政体制依赖十分明显。当然，由官方体制生成的榜样可以保证传达正确的政治取向，发挥积极正面的社会价值。但是，在多元价值日益凸显的当下，榜样生成借助行政力量降低人们对榜样的认同感。越是能体现出正向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榜样就越容易被打上“官方代言人”的称号。缺乏公众参与的榜样生成机制会使榜样与教育对象产生距离感，降低榜样的亲和力，教育对象会本能地对榜样采取漠视甚至产生抗拒的态度，从而使得榜样教育的成效大打折扣。

2.榜样宣传“神性化”限制榜样学习的情感体验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榜样教育的历史梳理发现，我党十分重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树立不同的榜样用来教育社会民众，凝聚人心，推动时代发展。但是近年来出现了榜样示范效应明显乏力的不争事实。从榜样形象的宣传上看，长期以来榜样宣传陷入高度渲染榜样的崇高精神。传统的榜样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了不带任何缺陷、无所不能的“超人”或者毫无私人情感，从不被人情困扰的“神人”“高大全”的榜样宣传模式让一个个完美的“超人”或“神人”永远只能活跃于新闻报道中，无法让受教育者特别是青少年产生情感共振，也就无法与榜样“神交”。榜样教育不同于一般的学习过程，情感防线是榜样教育必须冲破的第一道门槛，因为“人对道德信息的接受是以情绪为初始线索，对道德价值的学习是以情感—体验为重要的学习方式，人的道德行为的发生受情感的引发和调节。”[5]只有那些能够体现榜样的成长轨迹、心理特点和思想变化的榜样宣传才能增加符合教育对象的生存体验和情感体验。

3.榜样学习“形式化”制约榜样教育功能的发挥

“榜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导青少年将对榜样的认识和理解转化为具体的日常的学习，生活行为。”[6]有人针对“榜样认同现状”展开了问卷调查，调查中问到公众是否会学习榜样的精神时，只有28%的人给出了肯定答复，超半数以上的人给出了模糊回答甚至否定回答。[7]榜样学习的局面令人堪忧。榜样学习看似热闹非凡，实则效果不佳。榜样学习效果不佳的原因可从外部环境和榜样自身两方面分析：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个人意识的觉醒，在争名逐利的社会中，人们学习榜样的动机被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浪潮所裹挟，缺少对榜样精神的内在体悟和认同，榜样学习陷入了“形式化”的困局;第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传统榜样自身闪射出的共产主义光芒难以抵挡娱乐主义的浪潮。“高颜值”偶像明星的一颦一笑足以牵涉万千少女的心，而现实生活中榜样舍已为人的举动却投射质疑的眼光，榜样的力量日渐式微。榜样学习的“形式化”严重限制了榜样教育功能的发挥。

三、新时代榜样教育的新特点及新要求

当下，我国社会已处于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牢牢占据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尽管如此，“多种价值观念交互传播，无形之中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处于被多元价值消解和弱化的境地，社会道德价值扭曲。”[8]榜样教育受到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是，人们从对崇高理想的关怀逐步转向驱逐现实利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人们纷纷在微博微信上转发杨超越头像，祈求能够带来好运。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的投机主义被人们当做炫耀的资本和筹码，重名利，轻品行的社会风气极大地冲击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二是，主流榜样魅力逐渐减弱，偶像明星群体异军突起。例如，我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宣传报道力度却敌不过明星的一场婚礼，还有类似各种网络的主播凭借姣好的容貌仍受到众多青年粉丝的喜爱和追逐。在这种“浓郁的商品经济氛围和媚俗的大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开始渐离伟大与崇高，率直甚至盲目地崇拜偶像，却本能地回避和拒绝英雄，一轮又一轮的明星偶像风云突起，大行其道。”[9]三是，历史虚无主义不断挑战道德底线，网络恶搞文化流行起来。质疑甚至抹黑榜样的网络推文不断吸引人的眼球，刷新人的认知，给网络环境和社会风气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黄继光赌枪眼不合理”“刘胡兰被乡亲所杀”雷锋日记全是造假”、“狼牙山五壮士其实是土匪”[10]等。上述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论断，都是对崇高的解构和销蚀，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针对建国70周年以来榜样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新时代榜样教育呈现出的新特点，榜样教育需要遵循新的要求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1.转变榜样教育理念

榜样教育理念应从在榜样选树行政化体制下形成的灌输说理的单向度转变为主体间性教育双向度。“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性和统一性，是两个或多个个人主体的内在关联性。”[11]教育者在进行榜样教育过程中与教育对象形成交互合作和交往的关系，促使其接受榜样的先进思想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特别是偶像崇拜的盛行让榜样教育面临新的危机，如何化危机为转机需要教育者转变教育理念，合理看待榜样“偶像化”。偶像崇拜是青少年确认自我，发展独立个性的重要手段。教育者不能简单地将榜样教育对象视为塑造和改造的客体，对偶像崇拜行为只“堵”不“疏”，只会拉开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距离。榜样教育应该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者还要强化价值导向，在充分尊重教育对象选择偶像行为的基础上，引导受教育者形成对偶像的理性认知，避免盲目追星，帮助教育对象特别是青少年将偶像身上先进的道德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拓宽榜样生成渠道

榜样生成应该拓宽公众参与评选榜样的渠道。单一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催生出来的自上而下的榜样生成机制在日益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显露出弊端。由国家行政机构评选出的“官方榜样”陷入了疏离的困境。摆脱困境的方式：一是，增加公众参与的环节，比如群众举荐、民意考核、网络投票等环节，增加榜样的民意基础，从而提高榜样在公众中的亲和力。需要注意的是，“盲目投票、行政拉票和恶意投票等现象使榜样网络票选中充满了各种民意陷阱。” [12]網络投票环节还存在技术和制度上的不成熟，需要加以完善;二是，鼓励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挖掘身边“真善美”的榜样事迹，自发推出“半官方榜样”或者“民间榜样”，必要时政府可提供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帮助扩大其影响力以及维护榜样的合法权益。

3.优化榜样宣传模式

优化榜样宣传模式既要做到宣传内容的真实又要做到宣传载体的创新。首先在宣传内容方面，要摒弃以往将榜样塑造成为“高大全”的做法，只注重宏观勾勒，而不注重微观人性的描述，使榜样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疏离开来。“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13]要多挖掘榜样身上“细、实、小”的部分，体现出榜样身上普通人的特质却又高于普通人的道德品质。消除榜样在普通群众心目中的隔阂与质疑，变为信服和认同榜样。其次，网络在给人们带来多元价值观的同时也丰富了榜样教育的方式和渠道。在载体方面要加强运用新媒体的宣传力度，创新榜样宣传方式，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加强榜样教育网站建设和专题节目制作，“网站的生命力在于点击率”[14]我们可以通过制作丰富多彩的栏目，采取生动活泼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大众的目光，提高点击率，扩大榜样在网络上的影响力。

4.加强榜样学习引导

加强对榜样学习的引导是指引导受教育者真正体悟榜样身上的精神价值。在榜样学习过程中首先要“从注重表面的行为模仿到注重深层的精神体悟转变。”[15]榜样教育不单单要宣传榜样的外在事迹，还要引导人们去挖掘榜样身上的精神特质，特别是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并融入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进行教育，避免“假大空”式的宣传，以此捍卫社会主体核心价值观在精神文化建设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其次，要改善榜样学习的外部环境，榜样教育的过程是培养人们形成社会所期望的思想品德的过程，简而言之，即德育的过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人的思想品德在社会交往中逐步养成并确定下来。基于此理论，“需突出学校榜样教育的主导力量，实现家庭、社会榜样教育三者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形成榜样教育合力。”[17]此外，还要完善相关的激励措施和制度机制保障等，提高榜样学习的自主性和持久性。

榜样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进行榜样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榜样教育的“过时论”，又要避免过分夸大榜样教育的功能。展望未来，榜样教育要想真正深入人心，就需要教育者转变教育理念，拓宽榜样生成渠道，优化榜样宣传模式，加强榜样学习引导，从而提高榜样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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