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蓉

近日，我国首例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纠纷案，引发了舆论热议。案件背景是这样的：上海未婚女周丽在跟男友分手后意外怀孕。怀孕后，周丽去上海浦东新区金杨街道（简称街道）申办《计划生育证明》被拒;儿子出生后，她向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简称上海社保中心）申领生育保险待遇，又被拒。随后，她先后起诉了街道和上海社保中心，均败诉。之后，周丽又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简称上海高院）申请再审此案。2020年1月16日，周丽接到了上海高院再审受理通知。

一时间，这则新闻引发了关于未婚妈妈是否有权领取生育保险的讨论热潮……

女性生育基本权益因“未婚”被设卡，不服气状告街道

周丽长相秀美，是上海一家大公司的财务总监。然而，自身条件优越的她，在个人情感方面却屡遭不顺。2016年7月，40岁的周丽和男友分手，次月，她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一时间很迷茫，挣扎：她早已过了适婚适孕年龄，打掉孩子，就意味着此生可能不会再有孩子;而未婚生育，却与传统观念相悖，定会招来闲言碎语。

犹豫再三，周丽还是决定生下孩子。令她感动的是，父母给了她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周丽与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彼此能紧密联系又有自由空间，她感觉这是自己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她很独立，做好了一个人迎接孩子到来的一切准备。然而，现实问题却不像她预想的那么简单。

2016年9月的一天，周丽去医院做初次孕检，医生却因她没有社区医院开具的“孕档卡”而拒绝给她做检查。可是她去社区医院开具“孕档卡”，社区医院却以周丽提供不了结婚证为由拒绝办卡。万般无奈的周丽又换了一家医院做检查，在她的一再坚持和请求下，医生最终勉强答应给她建检查卡，让她按期来做孕期检查。

好在周丽的整个孕期都比较顺利，2017年5月，周丽剖腹产生下儿子，她请了一位阿姨照顾自己和儿子。

周丽了解到，女职工申领生育保险金，需要街道开具《计划生育证明》。2017年7月21日，她带着身份证、户口簿、宝宝出生证，去上海浦东新区金杨街道计生办申请这个证明。

窗口工作人员翻看了一遍周丽递上去的材料，抬头问：“结婚证、配偶身份证、配偶户籍证明呢？”周丽小声说：“我未婚，没有这些证明。”“对不起，您的申请材料不全，办不了。”工作人员边说边把材料退还给周丽。

周丽自学过法律，她愣了几秒后问：“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你们拒绝办理，是不是侵犯了我和孩子的合法权益？”

对方却摇摇头说了声“对不起”，便不再理会周丽。后来，周丽又一次去了街道，仍旧遭到了拒绝。

“其实，我心里一直挺矛盾。一方面，我觉得未婚生育，确实是一件不好的事;另一方面，没有一条法规明确规定，未婚生育子女的情况属于不符合‘计划内生育，我觉得街道不给我办理《计划生育证明》不合理。”周丽向笔者解释道。

2017年11月初，周丽一纸诉状将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街道（简称街道）告上了区法庭，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街道给其办理《计划生育证明》。

走上破冰之旅再状告社保中心，为未婚妈妈群体争取权益

周丽的父母和朋友很不支持她状告街道，纷纷建议周丽撤诉。父母叹着气说：“未婚生育本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这一告，就会人尽皆知，我们的脸往哪儿放？”朋友劝道：“你花了时间和精力，可能还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何苦呢？”

“他们不支持我，后来我就不和他们说这事儿了，但我并不打算撤诉。”周丽说。她曾问过浦东新区计生部门：“难道就我一个未婚妈妈要求发放《计划生育证明》吗？”计生部门回复说：“确实没听说未婚妈妈来要求发放过这个证明。”

2018年1月23日，周丽又向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简称社保中心）申领生育保险待遇。结果，社保中心果真因没有《计划生育证明》，拒绝为周丽办理申领。社保中心有位工作人员跟周丽说，只要她补领了结婚证，便可以领取生育保险金。

周丽愈发觉得，把婚姻设为领取《计划生育证明》和生育保险待遇的门槛，很不合理。她翻看法律文书，上面并没明确规定未婚生育不合法。那么，政府部门就应当采取“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去保护未婚妈妈的合法权益。同时，周丽也意识到未婚妈妈权益似乎是个空白，这一人群只有通过抗争，才能争取到与已婚妈妈同等的权利。

之后，周麗陆续在网上认识了一些未婚妈妈，她们也很想申领生育保险待遇，但向“过来人”一打听，再上网一查，觉得自己不符合条件就放弃了申领。尤其是一位叫“小玥”的未婚妈妈的诉说，让周丽难过了好几天。

小玥跟周丽一样，也属于意外怀孕。因她患病不易怀孕，便决定生下孩子。不久她和男友分手，成了未婚妈妈。小玥在一家小公司当文员，收入不高。为了自己和孩子将来的生计，她挺着大肚子摆了几个月的夜市，售卖玩具和墨镜。产假期间，她依旧每晚去摆摊，带个吸奶器定时吸奶，带回去给孩子喝。小玥对大伙儿倾诉：“假如我能领取到生育保险金，就能缓解我养育孩子的不少经济压力。”

“我走上起诉之路去争取未婚妈妈权益，像是一场破冰之旅。我当时想，既然没有人做过，我就做个先驱，去试试吧。” 周丽对笔者说。

于是，2018年3月12日，周丽又向区法院起诉了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简称社保中心），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社保中心向周丽发放生育保险待遇。

选择做未婚妈妈，是否本来就是错误的？

让周丽失望的是，两起诉讼均败诉了。身边的朋友开始打击她，有的人甚至在她背后说起闲言碎语。

父母急了，追着她反复劝说：“你都42岁了，还带着个孩子，降低点要求，赶紧找个人嫁了吧，不要再折腾了！”

寻寻觅觅那么多年，周丽一直没找到心仪的人结婚。有了孩子后，她觉得结婚的概率更低，而且通过和一些未婚妈妈的闲聊，她对婚姻的看法又有了比较大的改变。所以她不想因为有了孩子，而降低对婚姻的要求，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那样的婚姻注定不会幸福。

在周丽那个70多人的未婚妈咪群里，很多未婚妈妈的痛苦和无奈，旁人无法体会。有的未婚妈妈因为要去体制内工作，担心政审不过关，和认识刚几天的人勉强结婚，过着被歧视的日子;有的未婚妈妈为了能给孩子顺利上户口，中了当初抛弃自己的那个人的圈套，答应和此人结婚，结果孩子被此人隐匿，从此断了母子缘，终日活在思念和痛苦中;还有的未婚妈妈为了能领取到生育保险待遇，竟荒唐地和不认识的人领证结婚，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家庭问题……

周丽坦言，那段时间，她特别灰心，甚至有些怀疑和懊恼：选择做未婚妈妈，是否本来就是个错误？

情绪低落时，周丽不小心把碗摔碎划伤手指，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望着窗外发呆……这时，1岁半的儿子畅畅就会非常懂事地陪在她身边。他会递给她自己最爱的玩具，把脸凑上来说：“妈妈，你别哭，我送你一个车车好不好？”“妈妈，我帮你吹吹手手，吹吹就不疼了。”

有一次，周丽带着畅畅在外滩看陆家嘴灯光秀，畅畅两眼放光，拍着小手小大人似的说：“我爱死你了，这个世界。”之后，他又把脸凑到周丽面前，认真地说：“妈妈，我也好爱好爱你啊！”

周丽抱紧畅畅哭了，她的心都快被这个小人儿的阳光和暖暖的话语融化了，她一个劲地说：“妈妈也好爱你好爱你！”

“直到这时，我才体味到，未婚生育无关对错。因为在这个个性化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做未婚妈妈是很个人化的问题，关键要看什么样的生活更适合自己。而我，越来越庆幸留下了儿子，做了他的妈妈，儿子带给我太多的幸福和感动。”周丽感慨道。

正是儿子带给自己的幸福动力，重新驱使着周丽继续维权。2018年12月中旬，她又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对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上诉申请。

此时，周丽的思维越来越清晰：如果自己坚持到底能推进司法部门对生育政策的完善和修订，最大限度地保护未婚妈妈们，让她们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生，那她就是在做公益。所以周丽非常愿意把自己维权的事情提到大家面前，哪怕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在所不惜。

2019年2月15日，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周丽对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上诉，依然以败诉告终。

2019年7月，周丽继续向上海市高院提出了再审申请。2020年1月16日，周丽接到了上海高院的再审受理通知。其实，这起行政纠纷官司，也引发了关于未婚妈妈是否有权领取生育保险的讨论热潮，网友们都在密切关注着官司的动态和走向。

目前，周丽正等待审理合议庭做出是否再审的决定，她说：“就算失败了，我们依然会通过其他途径继续争取未婚妈妈的合法权益。”

笔者采访了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怡佳律师，请她对这起生育保险纠纷案做分析和点评。

李怡佳认为：当今社会，人口因素、社会观念、生活习惯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有的规定已明显滞后于时代，像周丽这样的多元家庭结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与传统观念的碰撞和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法律也应当及时反应，以引导多元家庭理念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国法律对于未婚生育女性能否申请生育保险，未作明文规定，各地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予以执行。周丽进行司法维权，不仅是为个人、为未婚妈妈群体主张公平，更是给政策制定者、执行部门及司法机关提出严肃而重要的命题。

法制建设需要时间，周丽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法律的进步，为未婚妈妈群体争取自身利益起到了表率作用。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

（经当事人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