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

明末清初之际，动荡不安的历史和灾难频仍的生活，造就了一批抑塞不拔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追往事、思来者，发为孤愤之文；或隐遁山林、啸傲云烟，寄情书画，成为美术史上的怪杰。其中，有两位身世相近、友情极好的大师——八大山人和石涛，在艺术上绝不苟合取容、从俗沉浮。他们的绘画作品与同时代的“四王”派院体画分道扬镳；他们的艺术理想如古木葱茏，长青不败，影响深远，300年来领袖群伦，为画坛推为革新的巨擘。

先师白石老人每与我谈及八大山人，其感佩之情溢于言表。八大山人原是明朝宗室，本名朱耷，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天启六年(1626年)生于南昌。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覆亡，其时年仅19岁，从此结束了早丁末运的贵胄生活，成为辞根飘蓬。为躲避灾祸，朱耷隐姓埋名，自称朱道朗、良月、传綮、破云樵者、庵、个山、个山驴、人屋、驴屋、雪个，以及我们熟知的八大山人。

甲申之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给八大山人带来了国破家亡之痛。其艺术内向探索的结果，使他悲愤凄凉的心灵像一面寒光逼人的镜子，在极凝练的形象、极菁萃的笔墨之中，得到深刻的体现。那是徘徊悱恻的吁叹，是内心深谷巨壑里隐隐的呼喊，因此在冷逸的表象中蕴含着奔突的热情。他的画之所以感人，就在于其笔墨真正能形其哀乐，非为画而作。

《游鱼》清·朱耷

中国写意画，以五代徐熙为滥觞，宋代石恪、梁楷、法常为开山祖，至明陈淳、徐渭出，则更臻成熟。八大山人以轶世之才，于笔墨集先贤之大成，而又为后来者广拓视野。中国画以笔墨抒写物象，其文野之分，相去正不可以道里计。中国文人画到八大山人，在笔墨的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诚如荆浩《笔法记》所云：“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隐迹立形，备仪不俗。”如此精粹的笔墨，一点一画，旨在发摅心意，是其意匠惨淡经营所得，绝非言之无物或心欲言而口不逮的画家所可梦见。有史家云：“八大山人欷歔饮泣，佯狂过市，其所为作，类皆醉后泼墨……”凡此种种评论，大体由于对笔墨之道无切身体会。八大山人的画面笔简意密，构图精审，足见其神思极清醒、态度极严肃，毫无沈泐之处，故能达到剖裂玄微、匠心独运、观于象外、得之寰中的高远境界。

八大山人的笔墨清脱，将倪云林的简约疏宕、王蒙的清明华滋推向更纯、更酣畅的高度。那是一种含蓄蕴藉、丰富多彩、淋漓痛快的艺术语言。古今中外，凡具八大山人这般绝妙手段的画家，堪称大师。对于狂肆其外、枯索其中的写意画家，八大山人的用笔更足资龟鉴。中国泼墨写意画的要则原来是绵里藏针，绝不能以生硬霸悍为目标。

八大山人缜密的构图，是所有写意画家应该追求和探索的。我一生最佩服八大山人的章法，其绘物配景全不自画中成之，而从画外出之。八大山人的画，意境空阔，余味无穷，真是画外有画，画外有情。他大处纵横排，大开大合；小处欲扬先抑，藏而不露，张弛起伏，适可而止，绝不见剑拔弩张、刻意为工的痕迹，已至神化之境。

在疏密的安排上，八大山人做到了大疏之中有小密，大密之中有小疏。空白处补以意，无墨处似有画，虚实之间，相生相发，遂成八大山人的构图妙谛。而他的严谨，不只体现在画面总的气势和分章布白上，至如一点一画也做到位置得当，动势有序。最后慎重题字、恭谨盖章，使我们悟到苏东坡所谓的“始知真放本精微”，真乃一言堪为天下法。

八大山人的取物造型，在写意画史上有独特的建树。他既不杜撰非目所知的“抽象”，也不甘写极目所知的“具象”，他只倾心于以意为之的“意象”。故其所作鱼多为无名之鱼，鸟常为无名之鸟。八大山人是要缘物寄情的，而其画面的形象便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由于他对物象观察极精细，故其取舍也极自由：以神取形，以意舍形，最终能做到形神兼备、言简意赅。我常讲大写意要做到笔不工而心恭、笔不周而意周，八大山人便是这方面的典范。

八大山人的书法，博采众美，得益于钟繇、王羲之父子及孙过庭、颜真卿，而又能独标一格。就其以篆书的中锋用笔和《瘗鹤铭》古朴的风韵所摹王羲之《兰亭序》而言，其点画的流美及其清新疏落、挺秀遒劲的风神，直可睥睨晋唐、厕身书法大师之列。

八大山人的时代和他的遭遇，形成了他的艺术情调，“墨点无多泪点多”，自有其难言的隐痛。另外，卓越的造型能力、渊博的学识，也都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画面上的物象，透露了他诸方面的性格，如孤傲、淡泊、冷峻等等。今天我们看八大山人的画，在这些方面已无共同的意向。先师白石老人崇拜八大山人，不是因循其法，而是取其创造精神。他叮嘱后人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毕生追索的目标，也是要突破古人窠臼，自辟蹊径。艺术总需要一代代有志之士竭思尽虑、不断创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民族绘画自有其源，亦有其流，我们的责任是让这传统的源流，永远在运动中前进，以使流水不腐，永葆清涓。

《月落乌啼霜满天》李苦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