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国

(乐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典籍外译工程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开展。1981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熊猫丛书”；1994年，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大中华文库》翻译工程”；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全面实施其升级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40年来，中国向外译介了大量典籍，如《诗经》《论语》《茶经》、诸子百家、兵法医书、史书文论、唐诗宋词、楚辞元曲、四大名著及其他古典小说。但多以译介文学典籍为主，少有译介农学典籍。文学典籍译介及研究兴荣，但农学典籍译介及研究式微。农业文献类遗产作为重要的物质文化载体，在农业史、经济史、技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乃至整个文化视域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1]。

一、《齐民要术》简介

《齐民要术》(下文简称《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百科全书式”农学典籍，为古代五大农书之首，对中国农业乃至于世界农业产生过重要影响。它由北魏时期中国农圣贾思勰所著，成书于公元6世纪。该书总结了古代农民在从事农、林、牧业的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和农学知识。其中不仅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栽培方法，还有畜牧饲养、酿酒烹调的技术经验；不仅介绍了育种治荒之法，还分析了时令、气候、物候、土壤与作物的关系。《要术》是中国农学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学术提炼，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重视并研究这些宝贵的农学文化遗产具有鉴往知来、古为今用的历史和现实价值。然而，“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整套按四时节令行事的传统农事操作规范几近失传。‘顺天时、量地利、应人心’的农业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被现代高科技颠覆(如反季蔬菜等)。传统农耕文化已经到了需要抢救性发掘、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的危急关头”[2]。

二、《齐民要术》译介研究

雅各布森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首次提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3]，打破了一贯视跨语言转换为翻译的思维局限，从而把与语际翻译具有同质性的语内活动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比较文学专家王宁将翻译重新界定为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一种同一语言内从古代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换，作为一种跨越语言界限的两种文字文本的转换……作为一种由阅读的文字文本到演出的影视戏剧脚本的改编和再创作……[4]第一种属于语内翻译，第二种属于语际翻译，第三种属于符际翻译。下文从语内、语际、符际三个维度对《要术》的译介研究进行梳理。

(一)语内翻译及研究

语内翻译体现为今释《要术》，即把其“古代语言”翻译成“现代语言”。新中国成立后，《要术》语内翻译及研究形成四大家：东万(万国鼎)、西石(石声汉)、南梁(梁家勉)、北王(王毓瑚)。石声汉是系统今释《要术》的第一人和集大成者。虽然后来还有其他人的释本，但石声汉的释本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校释《要术》并付梓成书的释者如下：1958年，石声汉[5]；1959年，西山武一、熊代幸熊[6]；1982年，缪启愉[7]；1985年，梁乐、许蕻[8]；2009年，缪启愉、缪桂龙[9]。

语内研究包括对《要术》词义、校勘或注释考辨、用词及句法等研究。考辨研究：“作暴”“麻菩”“米息”等考释[10]；“锋”“铎”探析[11]；“教匠”“说非辞”“生樵”注释考辨[12]；“寒热”等校勘、注释考辨[13]；“遒爽”词义考辨[14]；“劳戏”解诂[15]；异文勘正[16]。用词研究：同义词研究[17]；农作物名物词研究[18]；介词研究[19]；动宾式双音词形义研究[20]。句法研究：述补结构研究[21]；动补结构研究[22]。

(二)语际翻译及传播

《要术》最先传到邻国日本，后经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并产生积极影响。1945年以来，经国内外学者的译介，《要术》在国际上得到进一步传播。(见图1)

图1 《齐民要术》历时传播及受其影响的学者

9世纪，《要术》传入日本，最早见诸日文记载是平安时代宽平年间(889—897)学者藤原佐世为天皇家馆藏汉籍图书编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23]107。在日本，《要术》经历代学者不断研究并形成“贾学”。18世纪，法国巴黎出版的Mémoiresconcernantl'histoire，lessciences，lesarts，lesmoeurs，lesusages，etc，desChinoisparlesMissionairesdePékin一书(下文简称《纪要》)，其中第5卷(版于1780年)介绍了《要术》，第11卷(版于1786年)中收录了来华法国耶稣会士金济时所写的DesbètesàlaineenChine一文，专门介绍了《要术》中论养羊的技术……。19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奠定与充实其生物进化论过程中，通过法文版《纪要》，吸收了《要术》中的有关人工选择的思想内容，而且予以引用和高度评价[24]193。1945年，物理化学家黄子卿[25]等把《要术》中的“笨麯并酒”篇翻译成英文并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上。1958年，石声汉[26]把自撰的《齐民要术概论》翻译成英文版APreliminarySurveyoftheBook：CH'IMINYAOSHU。1959年，西山武一、熊代幸雄译注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在日本出版。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赫茨把《要术》译成了德语，于是有了第一个德语全译本[23]121。20世纪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等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的第六卷生物学与农学分册时，就以石声汉译写版《要术》作为重要参考资料……。1997年，白馥兰(Francesca Bray)把《要术》前六卷翻译成英文，并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介绍[23]117。2018年，曹文娟探讨了跨文化背景下《要术》的英译原则[27]。2019年，柴婷等探讨《要术》的域外传播，并指出其原著的外译实践和研究仍然相当匮乏[28]；党晓虹分析了《齐民要术》的传播轨迹、动因、内容、效果及其影响因素[29]。

(三)符际翻译尝试

符际翻译主要体现为影视化《要术》，即把“文字文本”改编或再创作成“影视剧脚本”，把“文本内容”翻译成“图像画面”。2008年6月28日，动画片《龙脉传奇——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首播，其中第46集和47集扼要介绍了《要术》的大致内容及贾思勰著书历程，重点讲述了他在写养羊内容时，不盲从古籍文献、躬身实践及求教老羊倌的严谨务实精神。2009年4月20日，十集电视记录片《要术》在央视七套播出，该剧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农业科技及发展历程，集民族文化、地域风情、自然风光于一体。它填补了中国农业文明史在中国电视传播史上的空白，是一部用影像予以纪录的“现代版《齐民要术》”[30]。2015年11月14日，青岛农业大学启动《要术》动画片创作项目(尚未上映)，将以《要术》的内容为创作原点，以农业技术的演进和传播为线索，在结合现代农业发展和山东民风民俗基础上进行创作，以此普及农业技术、弘扬中国悠久农耕文明、凸显山东农耕文明发祥地价值[31]。2018年12月16日，动画片《农圣贾思勰》在央视新科动漫频道正式播出，该部动画主要介绍了贾思勰少年在家时的生活，游宦之历，学习求教之路以及他辞官归田亲事农事总结农业经验著书立说，最终成就大业[32]。

三、研究不足

国内外学者对于《要术》的关注，多停留在翻译介绍层面。他们采用概译(内容概要的翻译)、节译(部分章节的翻译)或转译(非基于原著的翻译)等翻译方法，有选择性地译介了《要术》的部分内容或核心内容，这样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概貌不见原貌的局限。也有少数国内学者探讨了《要术》英译原则和在国内外的历时传播及效果，但对于其翻译质性的系统性研究相当匮乏。

(一)研究群体及研究视角

当前国内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多以农业史和科技史为主，而翻译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很少，具有复合型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就更少。究其原因有二：难度大，实用价值小。农学典籍《要术》成书于1500年前，“全书引用的古籍文献多达180余种，有114种现在已经失传”[33]。面对《要术》中深奥难懂的古代通用语言乃至方言，以及其中难以考证甚至无从考证的古籍文献，即便是从语内的角度研究其“一度翻译”已是困难重重，更不用说从语际的角度研究其“二度翻译”。基于《要术》今释本的语际翻译研究虽具可行性，但1500年前的农业技术对当今的实用价值泛善可陈，再加上翻译学背景的研究者因不懂古代农业科技而产生的忌惮心理，所以鲜有基于翻译学视角来开展《要术》的相关研究。方梦之等学者指出“翻译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化，必须挖掘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学昌盛等密切相关的翻译史料和翻译家，呈现翻译史上被忽略、被掩蔽的重要史实”[34]，而且“对各领域不宜偏废……搞科技翻译史研究并不是做科学技术研究”[35]。史料价值与实用价值同等重要，翻译学科背景的学者同样可以胜任科技译史研究。研究群体学科背景的局限势必造成其研究视角的局限，农科学科背景注定了研究者只能从史学角度或农业科技角度开展研究，缺乏翻译学的研究视角，更缺乏农科学和翻译学的融合研究视角。

(二)语内、语际及符际翻译研究

语内翻译研究成果丰硕，但缺乏外译。如前文梳理，对《要术》进行今释或校注的，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对《要术》的研究，既有基于语内翻译的研究视角，如训诂学、考据学等视角，也有基于非语内翻译的研究视角，如农史学、农业科技、文化及哲学等视角。但鉴于雅格布森对语内翻译的界定(专指把“古代语言”转换成“现代语言”的翻译活动)，非语内翻译研究成果未涉在文。总体而言，《要术》的相关研究极为丰富，成果也非常丰硕。但因缺乏外译，其影响多局限在国内。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构建文化自信要求中国学者把语内翻译研究和非语内翻译研究的文化成果译出国门，走向世界。

有语际翻译活动，但少语际翻译研究。语际翻译活动仍由外国学者为主导，且以摘译、节译、选译为主，目的在于有选择性地介绍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缺少全面系统的译介；另外，国外相关学者在译介和研究过程中难免会以“他者”视阈或在“东方滤镜”下审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以上两点不仅影响他们对《要术》内容把握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影响他们研究的客观性。中国学者自身不重视农业文化的国际传播，外加西方学者的学术“殖民主义”，致使中国学者研究农学典籍的国际话语体系尚未建立。再者，对于翻译的本质问题——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译的效果如何等缺乏质性研究。综上，深化《要术》及其他农学典籍语际翻译及研究具有构建农学国际话语体系和传播中国农业文明的新时代意义。

有符际翻译尝试，但无益于国际传播。以纪录片、动画片等形式的符际翻译活动，由于缺乏国际定位，没有外文配音及字幕，只能促进《要术》在国内的普及和影响，难以取得国际传播的效果。面向外国儿童，通过动漫传播中国农业文化能发挥其他媒介难以取代的传播作用。首先，动漫是儿童最为喜闻乐见的接受科普知识和文化故事的渠道。其次，一旦在外国儿童心中种下中国文化的种子，这颗种子则更易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继而散播开来以实现中国文化“融进去”。文化渗透绝非初衷，提供文化解读多元视角以品鉴各国文化多样性及实现世界多元文化包容性的理解方为真意。因此，立足国际传播，定位于国外儿童受众的符码转换有着非比寻常的文化传播意义。

四、建议与展望

(一)强化语际翻译

日本研究《要术》形成“贾学”，中国研究《红楼梦》形成“红学”。中国研究《要术》尚未形成任何专门的学术名头，中国学者研究《要术》也未能在国际上成功构建话语体系，因此我们需要强化语际翻译及其研究。首先，丰富译本及译语类型。就译本类型而言，有单篇节译本、多篇节译本、全译本，有适宜儿童的译本、成人的译本、学者的译本；就译语类型而言，除英译外，还需法译、德译、俄译等不同译入语。节译本的选取要基于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共识，即要选择共识度高的、西方社会熟知的或感兴趣的内容，以满足读者期待和碎片化的阅读需求。儿童译本可以采用以图片化为主的方式呈现，体现娱乐性和益智性。学者译本则须做到内容忠实和史料翔实，保证其内容完整性和学术价值。成人译本则要语言通俗并喻外俗于异质，确保其可读性和信息性。其次，研究译者、翻译策略、传播干扰、传播耗损及传播效果。文化域外传播有三步：译出来—走出去—融进去。“译出来”是有选择性的文化转换，能否“走出去”取决于译者诠释的文化魅力，最终“融进去”是实现文化融合和认同。走完这三步才算成功实现文化交流和传播。遗憾的是，大多文化外译的努力止步于“译出来”，研究译者素养及传播效果是实现“走出去”并“融进去”的必由之路。

(二)优化符际翻译

互联网、新媒体等信息技术的繁荣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和接受信息的方式乃至于习惯。甚至有人惊呼：万众读书的时代已经过去，大众读图的时代已经到来。这里的“图”包括静图、动图和视频。人的感官先于理性，对“图”的感官易受性会引导其对文化的理性思考，因此以图频化、影视化等符际翻译的方式来传播中国文化不失为良策妙方。虽然不乏成功走出去的中国电影，但数量极为有限，而且当前制作精良的影视剧并不多见。李小龙的纯功夫电影系列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功夫“花拳绣腿”的错误认知；周星驰的《少林足球》融合“功夫+足球”等元素，既满足了外国受众的观影期待，又传播了中国武术文化。其实，我们可以尝试融合“农业+科幻”等元素来影视化《要术》。立足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影视化作品创作需要深谙中西方文化的主创人员及技术团队，各团队不分中外，择优而建，择善而用。同时，影视剧配音要外语化(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以降低目的语受众理解成本；普通话版或外语版影视剧的字幕要双语化“外语+中文”，播放平台应具备提供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多语选择功能，如此便于对中文感兴趣的观众通过字幕和普通话版本来学习中文。

(三)深化合作营销

此处“合作”有三层含义：一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合作——翻译学科背景与农科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们共同研究；二是译者合作——中国译者合作翻译或中外译者协同翻译；三是翻译发起主体合作——政府机构、民间机构等和国内外企业、出版商及媒体形成合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合作研究旨在融合相关农科研究，扫除翻译学研究的农学科技盲区。合作翻译旨在改变传统“手工作坊式”翻译费时低效的局面，提高翻译效率，另外可以加强翻译管理以保证翻译质量。翻译发起主体与赞助及营销主体间的合作旨在构建市场营销机制，加强推介力度，扩大译作影响力，拓宽传播渠道及提升传播效果。至于译什么？思维模式要从“我认为”调整到“他需要”。一方面要分析外国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可循序渐进地开拓市场。近年，中国的武侠小说受到越来越多外国读者的追捧，线上译者和线下译者的相关译介和研究也呈兴荣之势。刘慈欣的小说《三体》经刘宇坤翻译并于2015年获“雨果奖”，让中国的科幻小说在西方名声大噪，该译作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幻题材在西方有着强劲的市场需求。莫言的小说经葛浩文翻译传播到西方世界，并于2012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成功绝非一蹴而就。莫言的作品首先是以电影的形式走向国际的。张艺谋在1987年拍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国际大奖加持不仅让张艺谋蜚声国际，也让莫言及其作品享誉国际。正是前期的国际声誉开拓了莫言小说的西方市场。至于谁来译？当然最好是中外名家来译，但名家也各有所长、各有所好，有的擅长译情节跌宕起伏的叙事或言情或武侠小说，有的青睐译脑洞大开的科幻小说。至于年代久远且枯燥乏味的农学典籍向来鲜人问津，因此更需要政策、翻译发起主体及赞助主体外驱，营销主体配合和译者自驱自觉，循序渐进地开拓农学典籍的译介市场和需求市场。

“中国农学典籍外译、传播及其新时代价值研究”入选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足见国家和学界对该领域的重视，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强化语际翻译、优化符际翻译、深化合作营销，“三化”交叉映衬、相得益彰、互为一体，共同构建多维研究、立体传播模式。催化“三化”聚合反应，强力推动中国农学典籍“译出去”，聚力推进中国农学典籍“走出去”，合力实现中国农学典籍“融进去”，循序渐进地完成这项复杂而系统的庞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