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斌

摘要：发展是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正在探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路，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依旧未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新自由主义模式下“低端发展锁定”和“中心边缘”发展结构的弊端尽显，全球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以发展问题为基点，倡导构建平等共生的包容普惠发展新道路，为世界平衡发展寻找创新的动力，激发开放的活力，搭建共享的平台，探索中国与世界平衡发展新路。新发展理念丰富了世界发展理论宝库，在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难题方面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新型全球化;共同发展;道路探索

中图分类号：G 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0）01-0052-07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0.01.009

Abstract：Development is the core issue faced by China and the rest of world.Along its successful ways of development，China has transformed into the mod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Mean while，the world economy has not yet found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In fact，under the neoliberal model，the shortcomings of “lowend development lockin” and “centraledge” development structure are fully manifested，and the world need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models.Based on the core development issue，China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h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with equal symbiosis，seeking innovative power for the worlds balanced and shared development，inspiring the vitality of openness，building a shared platform，and exploring a new path of synergy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world.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enriches the worlds development theory treasure house and ha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value in solving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Keywords：new development concept;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common development;road exploration

新發展理念往往被理解成只是针对中国问题的发展指导理念，这固然揭示了它的中国特质，但却相对地忽视了新发展理念的世界性维度。实际上，新发展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是中国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体。质言之，它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引领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所提出的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既可指引新时代中国转型高质量发展，也可在世界范围内聚焦和平与发展的难题，开辟出新的包容性发展之道。新发展理念从中国立场思考世界发展问题，从全球需要定位中国发展方略，以整体性思维布局人类发展大计，以系统性方法安排多维度联动发展，把中国与世界纳入多频共振、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构建更稳定更丰富的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发展关系，推动世界在开放包容性发展中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

基于此，本文从世界与中国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实践路径及目标指向等方面，论述新发展理念的内外协同发展特征，挖掘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和世界发展走向的新路径，彰显其在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难题方面独到的方法论价值。

一、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核心要务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发展的质量和全面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际趋势看，世界格局虽然处在大转变大调整之中，但发展难题依旧是核心问题。可以说，中国需要发展，世界也需要发展。中国需要通过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世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推动世界和平繁荣的关键力量。概言之，发展是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新发展理念以发展问题为基点，擘画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新道路，指出推进共同发展的新方向。

（一）基于时代主题的平衡发展必然性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迄今为止，和平与发展的两大难题一个都没有根本解决。由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发展的南北差距加大，世界上的局部地区、部分国家面临战乱和冲突，和平不在，发展无望，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民陷入困境无力摆脱。近40年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证明，单一的发展模式无法包治百病，无法简单地套用在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各异、发展程度迥异的国家。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模式无法给发展能力偏弱的中小发展中国家形成独立的发展道路。由于全球经济的协调性不足，体制僵硬，综合治理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譬如，各类传统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经贸合作与发展组织，大都倾向于设置一定的门槛条件，带有明显的排外性和起始条件要求，或者要求看似平等的开放与贸易，但并不注重参与国发展能力的培养。鉴于各国发展起点不同，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能力，无法分享全球化红利。发展问题恶化的另一面是和平受到威胁，长期的贫困使得那些无法顺利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地区，成为恐怖主义温床和难民潮源头，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提供新的发展思路，通过解决世界各国共同发展问题，形成广泛的共同利益体，培育和壮大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的共同体力量。

（二）基于现实需要的平衡发展必要性

国内国际在发展主题上面临着共同的难题，即发展不平衡性。解决此问题，无论就国内还是国际而言，都有赖于更加充分的发展。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但是，发展中的问题在不同维度显现出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1364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区域差距不断拉大、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资源环境破坏严重、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都危及到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建设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人民的获得感缺乏，旧的发展方式受到质疑。美好生活建设正是对这种质疑的积极回应。从全球角度看，世界发展的失衡性问题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或再工业化的阶段，正力图通过再次发展解决自身的阶层分化等问题。由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不同国家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拉大，新的巨大的不平衡性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遇到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建设美好生活过程中的共同难题。不平衡问题构成了中国和世界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时代课题，凸显了以新理念新思路来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难题的现实必要性。显然，世界发展现状的极度不平衡性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提供新思路，解决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难题。

（三）基于共同现代化的平衡发展必由性

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人类历史仍然处于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或者说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定的、起始的阶段，因而发展仍然是一个基本主题。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间存在着先发与后发的区别，先发国家引领了世界的发展，也创设了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与规则，后发国家逐渐追赶，努力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近年来，先发国家主导创制的国际秩序不仅受到了来自先发国家本身的威胁，而且受到了后发国家的挑战，这种挑战并非是刻意制造麻烦，而是旧的国际秩序在发展模式上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后发国家，先发国家的发展之路也不完全符合后发国家的国情。还有极端的情况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起来之后“踢掉发展的梯子”，阻挠发展中国家采用自己曾经利用过的手段发展经济[2]123，让后发者极端艰难。这种发展格局是世界发展出现极端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贫富分化加剧，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等思潮抬头。其深层根源，仍然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实现发展？是在弱肉强食、以邻为壑中掠夺，还是在求同存异、共生共荣中实现？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3]299中国愿意把自己成功的经验与世界共享，積极用新发展理念探索世界发展新道路，推动各类发展中国家都有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共同走向现代化。

二、新发展理念赋予中外合作发展源动力

2008年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展动力失速。主要发达国家基于自身“获利不够”的私念，发展指向“内转”，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给经济全球化发展平添较大的不确定性。新一轮全球化路在何方？如何在推进本国发展的同时构建世界发展的新平台？一国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同时如何为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新发展理念正在为我们开创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一）科技和制度创新注入中国与世界合作发展新动力

用创新破解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推动中国和世界平衡且高质量的发展，是新发展理念重大理论价值的中国意义，也是其世界意义的集中体现。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科技创新在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应该居于核心位置，没有科技创新的经济体不具备竞争力，也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只有创新才能给世界挖掘更多的增长源泉和财富源泉，为人类共同发展和建设提供新的不竭动力。创新催生出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增长点，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不利状况，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创造更多财富，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对资源环境、劳动力等的过度依赖，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实现内涵式增长，共同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政策和制度的创新也是推动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动力源。制度创新为中国和世界的联动发展创造出新的空间，释放巨大的增长动力。新发展理念以开放合作为目的，不预设各种制度门槛，可以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地合作，在制度层面对接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共同创建双方需要的多种合作方式。制度安排可以是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的，合作方式可选项目制、产业性和局部实验性的。合作不破坏现有国际同行公认的规则，创建新的合作制度，通过无预设条件的共商共建推进制度创新，弥补旧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制度缺陷，释放潜在的合作需求，创造出巨大的国际产能合作空间和发展动力。

（二）协调发展以重点解决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协调是不平衡与平衡间的动态过程，也是发展优势与发展短板间的协同共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一定具有整体协调性。“协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还是发展评价的标尺。”[4]205发展失调会让一国经济社会面临巨大危险，也会让世界经济暗藏危机。譬如，世界上许多国家长期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阶段，该发展阶段是社会各类矛盾集中爆发期，必须通过补足发展短板、协调各方利益，才能挖掘社会协同发展的合力，逐步实现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目标。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一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各方面协调发展尤为重要。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战略，旨在调整不合理的区域、城乡经济布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实现产业、区域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互动，促进经济发展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国内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是稳定增长的基础，世界各国间的协调发展是重要的外部条件。同处一个世界经济命运共同体，各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世界系统内的平衡协调发展非常重要。先发国家和新兴国家有义务帮助特别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发展，以实现命运共同体内的平衡协调性，彰显命运的“共同性”。否则，被现代化抛弃的贫穷地区，将是战争、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多发地，从而威胁其他国家安全，甚至会把厄运转嫁到其他国家，阻碍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国际社会的发展失衡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协调治理方式。协调意味着治理方式的有效转变，是对以往治理方式的扬弃。创建多元参与有效合作的国际治理方式，既要照顾到各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发展需要，又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有序推进协同共建，共同发展。

（三）深化开放以激发中国与世界繁荣发展新活力

只有开放的经济体才是最有活力的，也只有通过进一步开放才能持续激发经济活力。顺应开放的要求，需要正确对待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利弊得失。以往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他们在有利于自身的前提下支持全球化，当全球化的条件发生变化时，部分国家自认为本国利益受损，则开始反全球化甚至实施逆全球化的政策，“国际贸易保护以规则的制定政治化、碎片化苗头”[4]212出现。对此，新发展理念坚持开放发展的基本立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推进新的全球化进程。对所有的国家而言，开放既是发展本国经济、了解世界动态的基本条件，也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成，自我封闭无异于孤立落后。中国基于自身的利益选择开放，出于人类共同的命运推进开放。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下完成，人类未来的发展也取决于开放世界体系的发展，依赖于新时代世界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只有深层次的相互开放，各国各民族的命运才会紧密连接在一起，才会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构中，将彼此的命运和发展前景紧紧联系在一起，携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当前，中国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针对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比如发展失衡、资本过度逐利的负面效应，以及经济全球化与治理全球化不匹配等问题，中国以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中国力图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更加开放多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并在国内国际多个层面付诸实施。中国注重改革开放纵向的彻底性与横向的宽阔性，以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在世界经济历史上首次召开进口博览会，积极扩大进口，为其他国家提供机会;高举高质量开放大旗，积极通过开放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协调两种资源，实现发展质量的内外联动，同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美好世界建设。总之，在全球化遇到困难之际，中国没有选择独善其身，没有搞单边主义，而是主动扩大开放，在后危机时代主动承担起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责任和使命。

（四）“一带一路”搭建中国与世界协同发展新平台

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与沿线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最好平台，一同推进互利多赢的合作发展，避免零和对抗的两败俱伤和多方损失的多输局面。“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4]545中国承诺“一带一路”建设主体是开放的，愿意与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最大的对外承包工程的国家。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共享中国快速致富的红利。“一带一路”建设已经给亚非一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早期收获。截至2018年底，已经给相关国家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上交10多亿美元税收。中非合作打造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对全世界最需要发展的大陆给予重点支持，从农业、基础设施等最为需要的领域给予极大的支持，推动非洲国家的经济起飞，提升这些国家参加参与全球化的基本能力，给全球减贫和平衡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防止一批国家越来越发达富裕，另一批国家愈来愈贫穷落后的趋势。中国试图通过自己产业门类齐全，高、中、低多层次产业共存的优势，连接东西方国家，贯通南北经济体，通过产业的承接转移带动市场的互补融合，把以往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拉上全球经济发展的列车，防止南北经济发展鸿沟进一步扩大。一国发展中可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而命运共同体建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员国落入各种陷阱的概率[5]。

三、新发展理念指引中外平衡发展新道路

（一）倡导平等共生发展新模式

新的全球化模式正在发展之中。世界发展进程中没有也不应该存在固定不变的“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供养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也应该有机会发展自身。要终结以资本扩张和西方国家本位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发展，这种模式的初始条件非常不利于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与转型。亨廷顿指出：“早期现代化国家对晚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先是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尔后又加剧了人们的挫折感。”[6]27新发展理念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应该转变为世界各国“平等共生”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大国完全不同，中国选择强国富民的现代化之路，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这是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也是自己独创的道路。中国根据本国国情开辟的道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对解决地区性、全球性的发展难题有示范带动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发展理念撇弃了世界只有一种发展模式的執念，揭示了世界需要多元发展模式的必然性，倡导世界多元和谐平等、共生共荣的发展理念。

（二）引领绿色发展新文明

新发展理念强调绿色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新发展理念破解了中国环境威胁论、资源威胁论。中国选择创新、绿色发展之路，注重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效益，不会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而是立足于创新，提高生产率，增加附加值，不会给地球环境造成其他国家所担心的破坏，也不会依靠外延性的资源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相反，中国通过新发展理念引导科技创新、绿色发展，节能减排效果举世瞩目，成为近年来环境保护力度最大、环境持续改善效果最明显的发展中经济大国。中国推进的新型工业化不以追求要素的扩张实现增长，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业化。通过信息化改造的高效工业化，是适应绿色发展的新型工业化，是超越传统工业化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萌芽，对中国与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都具有引领作用。地球是各国唯一的家园，保护地球、建设生态文明是世界必然的选择。除发展方式的转变之外，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极为关键。绿色发展必须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才能共同维护世界生态安全。中国积极履行并敦促其他国家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承诺，探索绿色发展模式，落实减排目标，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传统理念，呼吁顺应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发展新文明。

（三）包容多样发展新道路

新发展理念蕴含着极大的理论张力，释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巨大发展空间，也具有极强的全球包容性，能够把中国自身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在包容互鉴中探索共同发展之路。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关注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扩大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寻找各方利益的汇合点，促进多方的务实合作与共赢。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容性极强：不设参与门槛，不堵围墙，不排他，不对抗，与已有的各类经济贸易协定不冲突，不零和;与各国的经济建设规划相衔接，不代替，补缺共赢，不另起炉灶;既面向发展中国家，也面向发达国家，主要发展亚非欧洲，也欢迎其他大洲国家参与;合作主体不特定，议题可以多元;既建设基础设施，又发展数字经济。总之，我们充分发挥中国产业门类齐全的优势，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互动，或者规划对接，多层面寻找合作点，把理念转变为行动，愿景转变为现实，通过发展规划、产能合作、政策联接，实现经济发展的倍数效应，很多国家获得早期成果，进而扩展参与领域，推进参与深度，也带动其他国家加入。通过内外互构的建设和包容性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造福人类的世界民心工程，发端于中国模式的新发展理念正在为世界开创出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

（四）追求普惠发展新目标

利益失衡的发展结构往往造成世界的动荡不安。全球还有数亿人生活在贫困中，联合国2030减贫目标的实现面临较大考验。不考虑中国的贡献，过去40年世界减贫的成效并不显著，以中国的经验推进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全新且极有意义的尝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共享理念为指引的普惠发展，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而人民性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是相通的。中国要逐渐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世界其他国家也必须围绕人民的需求推进普惠共享发展。世界发展的物质和文化成果不应由少数国家、阶层、民众垄断形成“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7]431，发展成果由个别国家、部分阶层独享的状况不应世袭延续。贫富差距悬殊的发展方式既不道德，也不可持续。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世界的价值追求。全球各国人民需要积极共商共建把蛋糕做大，再优化治理共享发展成果。不同国家、阶层、群体的人都应享有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共享发展成果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8]。同时，共享不应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还应该扩展到文化精神层面，才能体现其全面性。新发展理念倡导中国与国际伙伴以普惠为目标，携手建设，共同分享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成果，造福世界人民。只有通过共同参与全球发展事务，共同协商治理全球事务，才能够获得共同治理的成果，共同享有建设的成就，让普惠共享成为世界公认并普遍推行的价值旨归，才能实现美好世界建设目标。

四、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外平衡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具有“规则利益固化”“低端发展锁定”“抽掉发展阶梯”的三大特点，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拷贝西方模式，多年参与全球化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没有解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只为资本更便利地获得超额利润提供了条件。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一套组合体系，可以为垄断私人资本榨取超额利润提供最为适宜的环境，它们利用国际市场劳动力流动障碍实施“劳动套利”获取高额利润，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导致贫富差距持久固化。

在世界发展特别是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上，中国有足够的经验和话语权。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发展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中国发展起点很低，区域结构非常复杂，发展任务特别繁重，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在中国成功的模式，就越有世界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越有示范效应。中国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也有责任推进新时代的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是相互依存、彼此贯通的，事实力证中国在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同时可以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面对持久和平与均衡发展等世界性难题，西方文明中心论没有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新发展理念以其极具包容性的理论张力，把和平与发展问题纳入中国与世界发展互构的框架中，在尊重制度不同、文明各异、国情万千的实情基础上，抽离具体现象的纷扰，紧抓全球对创新发展、绿色文明、包容共享的普遍渴望，主动担负起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发展的历史责任，为全球经济的均衡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分享中国智慧，共建美好世界，推动全球进入新的文明建设和发展阶段。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关注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对世界发展面临的困境具有重大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品质，是人类发展思想的宝贵财富。

五、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大势不可逆转，但这一进程正在遭遇波折。经济遇冷、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鸿沟进一步加深，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新形势呼唤新理念，新理念引领新未来。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的不平衡要靠发展来解决。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用新发展理念破解全球发展不平衡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著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世界经济开出了“中国药方”，贡献了中国方案。新发展理念构建了中国与世界平衡发展的新路，必将以其强大的说服力与感召力，为勾画世界共同发展的美好图景书写上浓重的中国底色。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 张晖明，孟捷.上海政治经济学年鉴201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5] 郑云天.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大局观[J].理论与改革，2018（6）：86-94.

[6] 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杨玉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 张道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J].经济问题探索，2011（4）：177-180.

（编辑：朱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