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疫情危局

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

《大公报》刊登的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霍乱报告显示，1932年4月23日霍乱病例在武汉首现，4月26日沪上发现病例——“迄本月二十八日已九十八起，死三人……华租界十六日开始市民预防注射，十日中注射七万六千名……”霍乱从港口城市沿水陆交通向全国扩散，湖北、湖南、山西等19省至少280个县被感染。

当时上海还没有公立传染病医院。时疫医院主要为了应对疫情，开设和运转机制与其他医院不同，一般在疫情快要暴发时临时设立，一方面加强防护、减少传染，另一方面万一疫情严重可解燃眉之急。据《申报》报道，1932年7月，红会第一时疫医院在一周内接待病患1295人。

之后，其他社会力量也加入设院救灾的队伍中来。“浦东高行镇附近发现霍乱，该镇负责人潘鸿鼎等为防止霍乱蔓延，请杜月笙捐资创办医院，选址高行南镇城隍庙，定名为浦东济群医院高行临时分院。”

1932年上海开办时疫医院20所，“中区二，北区四，东区四，西区三，南区三，吴淞一，浦东三”。各时疫医院全力运转，相继坚持到秋季。8月下旬开始，疫情渐缓，9月28日，持续200多天的疫情终于告一段落。

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指出，上海有100万以上即约1/3的人口接种了霍乱疫苗，加上切实有效的住院治疗措施，上海死亡率维持在7.4%，为全国最低。可以说，上海20家时疫医院功不可没。（摘自《解放日报》，曹晓华/文）

全面抗战爆发后，谢冰莹号召广大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长沙报》发表谢冰莹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消息后，很快就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4天内便成立了服务团。谢冰莹任团长，挑选了16名爱国女青年加入。

9月14日，战地服务团团员“身着灰军装，腰系武装带，腿上裹着绑腿”，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穿行在大街小巷。她们在火车站举行了北上抗日宣誓典礼，长沙各界赠送给她们两面锦旗，上书“为民族生存而战”“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等字样。17位女性立下了“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誓言。谢冰莹说：“这是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又有什么令人钦佩的呢？不过假使我们战死了，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来。”

在战场上，谢冰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包扎，为他们写家书，寻找旧衣服给他们御寒，送书报给他们看……服务团成员不分昼夜，在血火中战斗、生活。

日本飞机轮番轰炸野战医院，谢冰莹多次经历炮弹轰炸，险象环生。一次，谢冰莹不顾危险，协助伤兵捉住了3名汉奸。谢冰莹还担任多家报纸的特约记者，将战场的所见所闻及时报道给读者。

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爱国行动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何香凝为她们作了一首诗，很具代表意义：征衣穿上到军中，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江山遭惨祸，深闺娘子要从军。（摘自《人民政协报》，黄溥/文）

周恩来的记账本

“雪枫刀”大显神威

新中国成立后，为周恩来开车的司机叫钟步云。1955年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钟步云乘坐飞机赴印尼途中，因遭到国民党特务暗算，不幸遇难。

钟师傅的继任司机叫杨金铭，比周恩来小24岁。杨师傅不仅驾驶技术好，后来还兼任西花厅党支部副书记。由于工作细致，他还承担着周恩来夫妇的家务理财工作，二人每月的工资都由杨师傅去领。平常使用时，或者由杨师傅用，别人证明；或者别人从杨师傅那里领钱，用过后向他交账。大葱五分钱、盐一毛四分钱，谁买的，谁收的，杨金铭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杨师傅等人在向周总理报账时，周总理突然浓眉紧锁地问：“这次盐怎么多花了一分钱？”开始大家以为杨师傅的账记得那么详细，况且只是一分钱，谁也没有在意，但是周总理仍要再查看一下收据。杨师傅赶紧核查了一遍，发现盐确实贵了一分钱。周恩来马上让秘书打电话，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询问盐为什么要涨价。后来查明是因为预防大脖子病，在食用盐里加碘而导致涨价。

周恩来这才放下心来，严肃地说：“我不是在乎一分钱的开支，而是因为盐价关系到全国亿万人民的生活，是不能随便涨价的。”这时，杨师傅才意识到，周总理要他报账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考虑自己的收支，而是借听账来了解市场和群众的生活。周总理真是时时事事都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虑。（摘自《党史天地》,秦九凤/文）

1941年4月，新四军四师在作战中遭国民党军骑八师突袭，造成了很大伤亡。师长彭雪枫痛下决心组建骑兵团。这支骑兵部队从战术上参照苏联红军骑兵，但对于武器，精通武术的彭雪枫没有使用苏军的马刀“恰西克”，而是设计了一把集各家之所长，更适合中国人使用的新式马刀，被战士们称为“雪枫刀”。“雪枫刀”最大的特点是比日军的马刀长出5厘米并带护手圈，轻捷灵便、锋利无比，战士们爱不释手。

“雪枫刀”首次实战，便大显神威。1942年，为了保卫洪泽湖区域夏收，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和日军决一胜负。战斗打响不到10分钟，300多个日军就被新四军骑兵团击中落马，其中大部分是被“雪枫刀”砍翻的，还有80多个日伪军慑于“雪枫刀”的威力，不战而降。

1942年11月，日军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新四军四师师部对骑兵团下达命令：敌进我进，插到敌人的后方和心脏地带去打击敌人。“扫荡”第三天，新四军骑兵团就打响了反“扫荡”的第一仗。在日伪军驻守的泗县和青阳之间的簸箕窑，骑兵团第三大队从敌人侧后方向猛袭日军，击毙日军小队长和翻译官等多人，“雪枫刀”再次大放异彩。

1944年10月20日，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再次与国民党军骑八师狭路相逢。新四军将士勇猛冲锋，一面用小马枪射击，一面用“雪枫刀”杀敌。新四军战士刀法犀利凶猛，不久便杀得国民党军骑八师溃不成军，仓皇逃窜。（摘自《人民政协报》，吴小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