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锦龙

第一章 音乐和乐器的关系，我和我的藏品的关系

音乐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语言，也是人类灵魂的升华。从原始人不断抵御自然界的威胁，在漫长的艰苦劳动中提炼出最早的乐音，到形成现今世界各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体系，印证了“音乐是人类文明的奇迹”这一观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乐器的选材是否恰当、制作工艺是否合乎发声原理和便于展示演奏技巧？是否有利于广泛推广运用？乐器制造原理能否与时俱进、跟随时代的变革而作出应有的革新？制造者能否从乐器的现有形态挖掘追溯其源头，从而了解其发展变革的过程？……这些，都必然对音乐的发展和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

扎根岭南大地30载，作为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收藏乐器已愈40年的乐器收藏家、一位坚持不懈的民族音乐教育者，我深谙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民族传统文化守望者，为了实现国乐“走出国门，走进国人”的美好意愿和理想，自从艺以来，我对民族民间音乐如何才能在我国持续发展、如何才能更好地与世界各国音乐艺术融合，一直进行着不间断的思考和探索，并付诸予我认为最脚踏实地、最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实践——收藏世界各地和我国民族民间乐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刻苦钻研，提升学习能力，遍访名师、广结同好，投入到表演中，对各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原理、构造理解有了多角度、多层次的了解和参悟，有业界同行称我为集各国民族民间乐器之大成的“行走的乐器博物馆”，说我对乐器的认识和使用达至融通境地，这种过誉我视作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而事实上，多年的乐器收藏经历，确实使我对乐器的“触类旁通”有着极大的帮助。

除了对五弦琵琶的研究和表演实践从未止步，我对琴、筝、瑟、阮、三弦、柳琴、箜篌、秦琴、月琴等弹拨乐器，以及锯琴的演奏也形成了个人的体系，对管乐类古乐器如：龠、骨笛、埙、篪、洞箫、鼻箫、尺八、管子、簧、笙等，少数民族乐器如独弦琴、冬不拉、弹拨尔、都塔尔、艾捷克、扎木聂、卡隆、葫芦丝、巴乌等，拉弦类乐器二胡、高胡、中胡、板胡、京胡、坠胡、擂琴、马头琴、四胡、弦子等，打击乐类乐器大鼓、板鼓、箱鼓、手鼓、编钟、编磬、手碟等，外国乐器如乌德琴、鲁特琴、吉他、曼陀铃、班卓琴、班苏里、西塔尔、塔布拉、卡林巴、苏格兰风保加利亚卡瓦尔笛、埃及奈依、挪威笛等都能掌握一二。

对乐器的界定，音乐界和乐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一向认为，音乐要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民，必须接地气，更必须回归它最早的形态——源于生活，因此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乐器学界的看法。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不仅常以杯、盅等各种器皿即兴吹奏，树叶、水瓶、梳子等，甚至自己的脸颊、口腔等身体部位，我也都可以用来演奏，希望能激发人们对音乐最大限度的感知力。（注：两千年前云冈石窟雕塑中就有弹指、吹叶的形象。）

做到理通百乐，对乐器信手拈来即可演奏，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都能引发人们对我国民族乐器和民族音乐的惊叹，毋需讳言，我是自豪的，这是我多年来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刻苦学习的结果，我也深知，今天的成绩，如果不是建立在投入了大量精力与资金的丰富收藏和积累之上，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我收藏第一件老乐器——清代“春夜遊”琵琶开始，截止2018年9月，我所收藏的各国民族乐器，数量已逾千件。其中，中国乐器共计818件，外国乐器236件，其中弹奏类300多件，吹奏类近300件，拉奏类200多件，打击类近百件，还有各种其他类别乐器近百件。我本人可能是目前为止私人收藏民族民间乐器种类最多并能演奏的收藏家。

早在2015年，我曾经把我的乐器藏品以功能加以分类，可分出《琵琶家族》《乌德的子孙：乌德/鲁特/吉他/曼陀琳》、《筝的世界：中、日、蒙、韩及其他》《葫芦丝兄弟》《弓弦世界》《竹管天地》《簧片乐器大观》《鼓动的世界》《世界弹拨乐器大家庭》等九大系列，从地域上又可分为：《东方之魅》《欧洲之韵》《美洲之歌》《大洋之声》以及《缤纷的乐音》等。这些民族民间乐器藏品作为我国乐器演变、衍生、发展、创新的参考，为借鉴者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通达的捷径。

第二章 我收藏乐器的途径和藏品特点概述

（一）收藏途径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辉煌

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文明史展现了极其辉煌灿烂的一页。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音乐同样源远流长，从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算起至今已有8800余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过战国初期曾侯乙编钟乐队的雄伟壮观，也有过盛唐乐舞的绚丽辉煌。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逐渐发展出了器乐、戏曲、声乐、民谣等多个种类，并且在历史的长河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随着改朝换代、战祸频仍，到了民国，国民党政府对于国乐“政府既不提倡，学校又不列为正式科目，做子弟的要学习，还不免受父兄的呵斥与社会的蔑视，结果，所谓中国音乐，百分之九十九只能留在民间吹鼓手那里苟延残喘”，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地步。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艺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声乐、中国器乐、中国戏曲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到今天都还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同时，为了适应文艺作品的飞速发展，民族乐器的改革改良也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以改革开放为主的一系列新政策，文艺方针也做出了科学的调整，国乐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声乐创作出现大量取材于民间的标题性音乐小品的作品，民族色彩鲜明；传统戏曲音乐得到复苏，创作出了大量全新的戏曲作品；民族器乐创新在题材上、内容上都得到了拓展，作品结合了中、西音乐的技巧与文化，使中国音乐呈现了一种新的风貌，虽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再次出现了整体性的式微，但跨入21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国乐又迎来了新的复兴机遇。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些政策推动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国乐的重视，给予了我和同行们更大更多的表演舞台和发展空间，而跟随着在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访问及各类演出活动的步伐去发现各种具有收藏价值的乐器，并将其收为己藏，是我收藏乐器的其中重要的途径之一。

回顾自己的表演历程，我从上世纪80年代出访北欧各国参加芬兰“赫尔辛基世界艺术节”，1985年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中日苏土四国丝绸之路音乐会”，到1994年参加“日本21世纪地球系列之敦煌复原乐器音乐会”等等，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迅速崛起，我紧跟着时代的步伐，足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全球各地。

2001年，我创办了“芳华十八”时尚国乐团，寄语成员“青春靓丽、十八般才艺全能”，也寄望民族音乐生生不息、芳华永驻。凭着拥有多品类乐器的优势，我对芳华十八成员提出每人均能演奏多种乐器的要求，并对她们进行培养，这一优势，令芳华十八在一众国乐艺术团中独树一帜，以时尚动感的表演特色、高超的专业水准，以及不断创新的演绎方式赢得了政府和社会各届的认同，作为民族音乐的新鲜力量，一时成为民乐界现象级演出团队。此后的十余年间，“芳华十八”时尚国乐团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新生力量，跟随各级政府奔赴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一致的好评。“芳华十八”载誉而归在国内引起很大关注，在中央电视台的多档节目：“五·一”《曲苑杂坛》；“十·一”《欢乐中国行》及06’海外春节晚会中，以及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杭州、宁波、成都、东莞等多个城市举办多场国乐演讲和演出；并受到国际性音乐节邀请，作为演出嘉宾参与艺术节活动。

2017年在美国芝加哥出席“广州对话《财富》世界500强”论坛；我的音乐专辑《丝路飞天》在香港“2017全球华语金曲颁奖盛典”获“年度最佳HIFI演奏奖”。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