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辉

那些年，单位的人经常开着车来我家喝酒。母亲喜滋滋卷起袖子给我们张罗酒菜，父亲端着他的大茶壶到街上照看客人的车辆，惟恐有小孩在上面划下印痕。父亲常常等我们到深夜，大口大口地抽他的“彩蝶”烟。后来我在城里安了家，星期天一家三口都要回老家团聚。每次返城时，母亲会拾掇一些干豆角干萝卜丝，还有她腌制的芥菜疙瘩，用食品袋装了挂在摩托车把上。妻子抱着我们的儿子跳上后座，母亲会追出胡同口冲我们喊：“用大衣包住孩子的脚，路上风大。”

有一天，母亲坐在门槛上，膝盖上放着一只簸箕，老花镜耷拉在鼻尖上，簸箕里面是父亲开小片荒收获的黄豆。母亲起身后突然一阵头蒙，一下子栽倒在地。送到县医院做了CT，显示脑干出血。母亲从此丧失了行动和语言功能，把自己的余生交给了轮椅和父亲。我和爱人上班，周末才有时间。父亲倒是满不在乎，他腰杆挺拔，脸色红润，六十多岁的人找不见几根白发，身子结实得像一截老树墩子。他抱着母亲，就像抱袋麦子似的，噔噔噔，从里间一口气抱到院子里的柳圈椅里，让母亲晒太阳。母亲坐在那里，垂着头，瞪着岁月在小饭桌上留下的道道划痕。小饭桌上经常晾着一碗煮羊奶。他热好羊奶，从小铁锅倒进花瓷碗里，用调羹刮掉上面的奶皮，一口一口喂母亲，不时用毛巾擦去淌下的奶水。几只母鸡蹲在墙头上，一眼不眨地盯着两位老人。院墙根那棵老榆树下，功勋满满的老母猪独自哼哼，几只满嘴乳汁的小猪崽，竖直耳朵谛听风刮树叶的沙沙声。父亲一年出售两窝猪崽，我们给他钱他不要，硬给了他偷偷进孙子的书包。

母亲又一次复发，再没有醒来。她安详地躺在床上，看起来很瘦小，手上的青筋几乎要撑破皮肤。虽然没有挽留住母亲，但在母亲卧床的这几年，父亲尽心尽责，呈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温柔。我们担心父亲过分悲伤，见他在母亲的丧事上忙前忙后，饭也没少吃。我们放心了。但是我们很快发现错了。有一天，父亲醒来在床边独坐了很久，叫了他两次吃饭也不见出来，忽然双手啪啪拍着床沿哭起来，声音不大却很揪心。我被父亲的哀恸震惊了：年近七十，满头白发仿佛一夜丛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心碎。

厕所墙角里堆满了输液瓶，还有针头没来得及拔出来的输液管，上面粘着胶布。屋里屋外都留存着母亲生前的气息，我想给父亲换一个环境，把他接到了县城。

还不到半年，我发现父亲脸上的皱纹像刀刻出来的一样，头发灰蓬蓬的，用手一抓，一把碎发。我晚上回到家，经常是这样一副样子：父亲瘫坐在沙发里，电视频道还是我离开时给他调好的中央十一套，茶几上几块饼干完好无损，一杯热水早已变凉。前些年，只要电视里播放“梨园春”，他说什么都不会出门，可现在，他只会在电视机前打盹。躺下后又总是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也不管用，枕头和沙发上都是白头发。我让他去找老头们打打麻将，父亲半天不说话，最后摇摇头：“你妈一走，我的魂儿也叫她带走了。”

父亲开始变得痴呆，老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迷路时，好心人问他儿子的名字，他半天想不起来，最后竟呜呜哭了。

父亲的状况越来越不好，接连住了两次院。医生发现他心脏有严重的早搏，还有骨质疏松引发的脊柱疼痛，走路摇摇晃晃，出院后我给他配备了一根多足拐杖。父亲很少活动，只有去卫生间时才拿起拐杖，哆哆嗦嗦着，老是滴到马桶外面。后来，他连小便也不知道了。每次给父亲脱了衣裳让他躺下，我都会在他身下垫一块成人尿不湿。我半夜里起来去看父亲，把父亲的被子往上拉拉，盖住他的半个肩膀。这时父亲会睁开眼，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嘟囔一句：“有仨人在房顶打麻将，你妈停八万。”我知道他在说憶怔话，他经常梦见母亲。

最后一次住院，父亲已经离不开轮椅了。在院里时常狂躁，手足亂舞，把送到脸前的水杯和药片打掉。有一天，爱人打来电话，说父亲的情况不太对头。等我从单位赶到医院时，父亲的床前站满了医生，我大声呼叫父亲，他的头歪在一边，没有回答我。父亲的胸膛上下起伏，床头监视器里弹跳的绿线条记录下那机械的跳动越来越弱。无论医生护士如何尽力，最后，那根绿线条变成了一根平行线，静止在那里。

我们将父亲葬在母亲身边，她才走了一年。我最后看了一眼父亲的遗像，把他面朝下扣在了里间的三斗柜上。这是豫北乡下的规矩，三周年后才能拿出来与母亲挂在一起。照片虽然扣着，但我相信：他们的婚姻没有消失，那段相随的美，令人不舍的时光，会留存于儿孙，留存于街坊邻居，留存于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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