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仙

杭钢明年开始搬迁，朱勇生才三十六岁，离退休还远着呢。他只想随钢厂一起搬去宁波北仑港上班，我坚决反对。“你去宁波，我们怎么办？”我问。朱勇生摆出苦哈哈的脸，再次强调说：“厂里有班车，每周可以回来的。”是的，厂里会有班车，周五傍晚回杭州，周日下午去宁波。我知道，他每周能在家待上一天多，像做客一样。但我不要华华像我小时候，父亲陌生得就像路人甲，只有一个黑瘦的印象，连张面孔都记不起来。我问：“华华怎么办？”他说：“不是还有你和爸吗？”“那要你这个做爸的干什么？”我生气道。“林芝，那你说，我留在杭州做什么？”朱勇生只是个钢铁工人，文化不高，手上又没技术，不像厂里的电工、钳工和铁道工，可以去地铁公司上班。我说：“你不找怎么会知道呢？最不济，你还可以帮爸开小店呀。”朱勇生就“切”了声。这事杀了他的头，他也不干。他说：“华华都这么大了，不能再宠着她了。”“呵呵，现在你倒提这个话了，她多大呀？”“七岁。”“七岁，你在做什么？”我和我爸是宠着她，但朱勇生就不宠着她了吗？为了给她买有美羊羊图案的书包和铅笔盒，他都带华华去了三趟钱江小商品市场，要不，她会这么粘着他吗？

华华“嗖”地钻进小店里，像一只灵巧的小猫爬到我爸身上，坐在他只有一条腿的大腿上，要吃这个，要吃那个，我爸连忙把夹烟的手举到最远处，一脸舒展的皱纹，已经发福的身体极不灵便地向前扑过去，给她拿这个，给她拿那个。他现在像煞一个慈祥的外公了，对华华疼爱有加。我见到这个情景就喉咙痒，训斥华华，叫她从我爸身上下来。我说：“烟雾腾腾的，你别待在那儿。”我爸黑下脸来，默不作声地把烟头掐了，将半支弯曲的烟夹到耳边，搞得头上都是烟臭味。华华并不怕我，她依旧缩在我爸怀里，像只贪嘴的小猫，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每样东西她都不肯吃干净，吃一半扔一半。她嬉皮笑脸地仰起头，问我爸：“外公，老鹰为什么捉小鸡？”我爸低下头去，脸色顿时风轻云淡多了。

无论我怎么凶，我爸都不吭声，他以他的萎缩，抵御我的恶言相加。

记得奶奶去世后第三天，我爸像个陌生人坐在门槛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夕阳像泼妇一样站着不走，街那边的老墙上披着伤心的亮光。我爸叹了口气，起身进屋，收拾了半麻袋衣物，锁上门，拉起我就走。他又点上烟，风将烟云泼到我脸上，我忙低下头去。走出半山街，走到320国道的大马路口，我就感觉不对了，我就哭了，我拖住他的手，使劲地往后拉。我不要离开家。我爸训斥我：“听话！你这个孩子。”但我不听话，我拼命地拍打着并松开他的手，站在路口呜呜直哭。我爸见他训斥无效，就拎起石板样硬冷的手掌，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并粗暴地将我挟到左腋下，也不管我作死作活地哭嚎，手脚拼命地乱抓乱踢，义无反顾地往大马路上走去。

大概走了个把小时，我们来到刘文村。村庄沉没在昏暗的夜色下，娘舅家里没有点灯，屋里黑撮撮的，我爸卑躬屈膝地低声地向舅妈张彩凤央求着什么。表弟袁勇幸灾乐祸地盯着我，嘴巴瘪叽瘪叽的。我爸从屋里出来，只跟缩在门口的娘舅阿德点了下头，俩人都像哑巴一样，没吭一声，他就转身走了。我害怕极了，我追出去，就被娘舅阿德拦腰抱住了，不能动弹，我大声地哭喊，但没有用。我爸连句话都没对我说就走了，他好狠心呀。他就这样把我扔在那个陌生的村庄。他走得很急，很快就不见了人影，只剩下越发昏暗的夜色，像恶狗一样朝我扑来。

我寄宿在乡下娘舅家，是娘舅阿德带我入的刘文村小学。这个哑巴一样的农民，在路上，突然嗡声嗡气地问我：“你还记得你娘吗？”我把小嘴抿得紧紧的。我不记得我有过娘。我有娘吗？怎么脑子里一点影子都没有。我只记得我奶奶。她像娘一样养着我，她去哪儿都带上我，成天冰冷的没有热气的手，非捏住我的小手不可，我不要她捏，她硬是一把夺过我的手，紧紧地捏在手里，不许我反抗，好像我是一只篮子或一块土布手帕，必须随身携带。我和她睡一张老式眠床，下面垫了厚厚一层新稻草，野草的气息很重，香得像人躺在秋天的田野上。她像一只煨灶猫，倒头就呼呼大睡。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烧粥，把昨晚扫过的本来就干净的地又扫一遍，把我们的衣服洗了，晾在天井里，然后坐在家门口对镜梳妆，她有一头灰白的长发，常年梳一个绢光滴滑的牛污头，等她自己收拾周正，就叫我起床，给我穿上衣服，抱我到家门口，坐在她的膝盖上，给我梳头，梳两只羊角辫，都扎上红绸蝴蝶结。她给我洗完脸，我们就吃早饭。她把自己腌的萝卜干切得碎碎的，她舀一瓢在我粥碗里，我也舀一瓢在她粥碗里，她笑，我也笑。锅里剩下的那点粥，她盛出来，让我捧着，去喂我们的老朋友——那只老鸡婆今天又生了个蛋，奶奶捡到我手上，蛋还热乎乎的呢，奶奶将半碗粥倒进鸡食盆里，老鸡婆就低头狼吞虎咽，像跟谁抢似的，吃得下巴上那两坨肥大的鸡冠颠来荡去的。老鸡婆落光了毛的屁股一张一合，我笑这是奶奶的嘴巴，奶奶也笑了，她没牙的笑嘴就更像了。奶奶就笑骂道：“傻丫头，我的嘴要是能生蛋就好了。”但奶奶不是我娘。娘舅阿德见我一脸傻样，就自个儿叹了口气，不再吭声。到了村小，他把我交给秃头校长陈经纶，说我是他阿妹的囡。秃头校长陈经纶瞪着一双湿漉漉的像母牛的眼睛——他沙眼严重，见风落泪，打量我，连声说：“有数有数。”娘舅阿德戴着草帽扛着锄头，转身就自己下地去了。

村小里吵得像蚊蝇扎堆的垃圾场，散放了一个夏天的野孩子，突然被赶入村小狭窄的操场上，一个个兴奋得鸡飞狗跳，有两个男孩围绕着我冲来冲去，恨不得将我冲倒在地，秃头校长陈经纶把我交给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男人：“张老师，伊是袁芳草的囡，放到你班里。”这个一只裤管高一只裤管低的代课老师张呈祥就说：“好的，陈校长。”张呈祥指指那排低矮的破屋的一個门洞说：“等敲钟了，你就去这间教室上课。”我胆战心惊地走到那个门洞边，靠着泥灰驳落的砖墙，蹲在地上等钟声。

其他新入学的孩子都是父母送来的。我没有娘，我对爸也没什么印象，我只记得他黑瘦。他是个石匠，常年不着家，个把月才匆匆回家一趟，到家一般都在深更半夜。有时候我睡着了，就见不到他了;有时候我醒着，就能睡眼惺忪地看见裹挟着一身冷风的男人，像一株带霜的冬树站在床前，见我睁眼，那张黑瘦脸上才露出不多的笑容，伸手来抚摸我的脸。他的手又冷又粗糙，像毛石头一样锋利，摸在脸上刺拉拉的痛，我忙别过头去。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已扛上米袋走了。奶奶说我爸昨晚回来过，我听着像是在梦里。他回来过了吗？我不能肯定。奶奶有时候会拿出他留给我的玩具或糖果，证明他确实回来过了。

“当！当！当！……”

上课的钟声就像挥舞的鞭子，将满地疯野的山羊和绵羊赶进各自的羊栏，操场上顿时空旷与安静了，只剩下秃头校长陈经纶反剪双手，踏着方步，在阳光里踱来踱去，他的头顶像面镜子，闪闪发亮，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像忧伤的母牛巡视着荒芜的草地。

我和一个流鼻涕的男孩同坐一张课桌。张呈祥规定我们必须这么坐。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乱头发很长，像刺猬似的根根竖直，脸长长的，面相跟我舅妈张彩凤一样凶，他使劲地将上嘴唇噘得像屋檐似地翘在外面，冲谁都恨天怨地的。他的鼻腔里有两条大蚕宝宝爬进爬出的，腻心得要死。

“呆婆来哉，呆婆来哉……”

“生儿，生儿，你个呆婆娘看你来哉……”

不少人跑出去看呆婆，不少人稀哩哗啦地乱笑，不少人拍打破烂的课桌，开心地叫喊。我边上这个流鼻涕的男孩，整张脸突然红得就像涂了漆，不，比漆还红，这张被某种情绪激怒的脸上，毛孔变得粗大，像有血要渗出来一样。他低下头去，脸使劲地挤压毛糙的课桌，扁扁的。我好奇地别过头去，看到教室后门口探进来一个女人脑袋，一头鸡窝草般的脏发，凌乱地挂在脸上，那张扭曲的脸同样是肮脏的，但是我看到那双眼睛，就完全忽视了其他，我被从中射出来的目光震住了，就像乌云压城的天空中突然闪出来的电光。听说闪电有五米左右宽，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极细小的一线，女人的目光就是如此，但又不完全像闪电。我至今仍无法形容。总之，亮得吓人，就像有铁鞭抽过我的魂灵，非常疼。

此前，我对我娘一点儿印象都没有。现在，我突然记起什么，又朦朦胧胧。这样的目光我在哪儿见过，应该见过的。是我娘病逝的前夕，她突然拉住我的手，无言地望着我、拼命地望着我，也是这样的目光？这或许是我的想象。我已经记不得有关我娘的任何事了。

“生儿，生儿……”女人急切地叫喊着，她被张呈祥费劲地架走了。

不少人学着她的声音，叫着“生儿”，教室里溅起一片嘲笑声、嘻哈声、叫喊声……我听到外面传来女人的歌声：“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歌声渐行渐远，突然被匆匆赶回来的张呈祥关在门外，听不见了。

几天后的上午，女人又出现在教室后门头，依旧是那么肮脏，依旧是那么亮的目光，同桌朱勇生把头低到课桌下面，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教室里又乱了，但在张呈祥的大声训斥下，同学们终于安静了下来，他匆忙地跑到后门头，再次将女人架走了。女人拼命地挣扎着，尖声叫着“生儿，生儿”，那叫声就像一个溺水者拼命叫着“救命”一样。

我突然放声大哭，把大家都震住了。

张呈祥回到教室，问我怎么回事？哭什么哭？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心突然被一只手揪住了，像要揪下来一般的疼痛。我趴在课桌上，一直无声地抽泣，整堂课一个字都没听进去，直到下课钟响，同学们都冲出去玩了，教室里只剩下我和朱勇生。他是从来不出去玩的，进进出出都是孤身一人。他吸动两条蚕宝宝，一脸凶相地盯着我。他什么也没问，我也什么都没说。我始终低着头，为自己无缘无故的哭泣而感到难为情。

这天上午放学后，同学们都回家了。我从书包里取出冷馒头，刚走出教室，就冷不丁地又见到那女人，她就候在后门外，双手扯着肮脏的衣摆，侧着微微低下的脑袋，偷偷地盯着教室门，神志恍惚，双眼暗暗的。我转身对朱勇生说：“你妈来看你了。”他恶狠狠地挖我一眼，回敬道：“要你管！”我偏管，我朝她招招手。真的，我对她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她站在那儿没动，我过去扯住她的衣摆，她就乖乖地跟我来到教室门口，她一见朱勇生，一双丹凤眼就嗖地明亮了，我又见到了那种光芒。我想我这么做，就是想见到这种光芒。但朱勇生却像老鼠见到了猫，他猛地跃起身来，从我们身边蹿了出去。女人原本僵硬的身体忽然变得敏捷，迅速地朝他追去。

“生儿，生儿……”她边追边喊。

朱勇生没有在操场上周旋，直奔学校大门口，消失了。

下午，朱勇生没再来上课。

从此，朱勇生把我看作敌人，我也视他为仇家。

课桌划上三八线，朱勇生有任何不良举动，我就报告一只裤管高一只裤管低的张呈祥。

这以后，朱勇生他娘就不再来村小看她儿子了。朱勇生他爸就像拴一条狗那样，用他自己搓的麻皮绳把她拴在家里，至少白天是如此。到了傍晚，朱勇生他爸就让他像遛狗一样，带他娘出来遛遛，但朱勇生出了自家院子就逃跑了。娘舅阿德去河埠头洗澡，我抱着他要换的衣服，屁颠屁颠地跟在后头，我们在河边碰见朱勇生他娘，娘舅阿德就骂她呆婆，叫她滚远点。朱勇生他娘吓得缩成一团。邻居水生更缺德，大喝道：“呆婆，还不快脱？”朱勇生他娘呆归呆，到底还是有廉耻感，她哆嗦着蹲在地上，双手紧抱身体;水生又大喝：“快脱！”朱勇生他娘吓得猛地直起身子，哆哆嗦嗦地剥衣服。娘舅阿德突然像恶棍一般朝她扑过去，赶她道：“还不快滚！你个呆婆，叫你脱你还真脱呀。”朱勇生他娘连滚带爬，逃入芦苇丛那边明晃晃却又黑撮撮的月色中。不一会儿，我听到歌声从远处传来：“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娘舅阿德和水生嘻哈着下了河埠头。

水生说：“那么漂亮一个人，现在落得这么难看。”

娘舅阿德说：“白给你好了。”

“你是不是没坐班房难过呀？”

“对呵。那個众生，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坐牢？”

……

两天后的那个傍晚，从朱家传来杀猪般的嚎叫声，整个村庄都听得心惊肉跳的。后来，朱勇生他娘大概连晚上也被拴在家里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华华从她出生那刻起，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真的，我从不让她走出我的视野，她要去群乐宫玩，我就守候在她左右。我没有娘，我娘在我两三岁时，总之，是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就走了。我要让她知道，娘就在她身边，始终在她身边，任何时候，只要她抬头，就能看到我。但这丫头片子就是跟她爸亲，她爸一来，她就粘住他。我一点都不嫉妒她，如果我小时候，也有这么个爸，我也会这样粘住他的，在他怀里撒娇，扯他的头发，扯得他呲牙咧嘴，还乐呵呵地笑。

我和朱勇生带她去西湖里划船，去吴山广场放风筝，去钱塘江边观看西湖博览会的烟火……这丫头片子不知道她的童年有多幸福，每次去德胜东路的乐购超市，她总要到边上的肯德基大快朵颐一顿，我们明知道那是垃圾食品，又贵煞人的，但只要她高兴，我们乐意这么做。我们自己什么也没点，只点她要的，看着她吃得满嘴油渍，她叫我们吃，我们还捂住咕咕叫的肚子，推说不喜欢吃。只要她快乐就好，我总是这么想，她现在不知道无所谓，等她大了，等她做娘了，她就会知道的。

我习惯拿我和我女儿的童年作比较，我童年里没有的，她的童年里一样也不能少。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我没有娘，我也几乎没有爸，至少那四年没有，我寄宿在乡下娘舅家里，娘舅家有两个儿子，表哥袁方是个擦天飞，成天在外面疯野，只管自己玩，他倒不怎么欺负我。表弟袁勇，瘦得像只猴子我就在心里叫他猴子，他时时刻刻候在我的身后，我最怕这双眼角永远粘有眼屎的小眼睛，突然发出幽光来，冷不丁地冲过来给我一个毛栗子，敲得梆响，痛得我要死要活，眼泪就嗖地直涌出来，他就躲到一边去得意地坏笑，开心得拍手拍脚。这年冬天，我从屋里逃出来，猴子从背后猛地推倒我，我跌倒在一片亮晶晶的鱼鳞上，鱼肚肠和鱼鳃沾满了全身，脸上和手上都是，满是鱼腥味十足的血污，我痛得哇哇大哭。这天村里清鱼塘，舅妈在道地上杀过一篮鱼，她当即跳起来：“你个小死人，长不长眼睛？这么大的道地你不走，偏往脏的地方走，摔死了活该！”我哭泣着回屋去洗脸，她一把将我拎个转身，说脏死了，去河埠头洗去。我边哭边来到河埠头，河水冰凉，我胡乱地洗了下脸，就哭立在路边，等着我爸来接我，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后来是娘舅阿德把我寻回家去的，他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只是拉着我就走。这天晚上，舅娘给表兄弟洗完脸，又擦雪花膏，又抱起猴子，叫猴子香香面孔，猴子就得意地亲亲她的脸。我的手脚上长满了冬疮，脸上也是，但我只有自己用冷水洗脸洗脚。第二天，舅妈张彩凤依旧叫我穿着脏衣服去读书，我身上的鱼腥味成了同学们的笑柄。到了第二年春天，我才发现自己的右手腕上，长了一个小小的肉疙瘩，那是一片鱼鳞活了，与我的皮肤融为一体，天热时奇痒无比，非得搔到出血才止痒。娘舅阿德不在家，舅妈张彩凤非但不管猴子，还一起嘲笑我是个哭作猫，那张平常恨天怨地的凶脸上这才有了一丝笑意，猴子得到舅妈张彩凤的默许，就变本加厉地欺负我。唯独娘舅阿德在家，舅妈张彩凤才装腔作势，才大吼一声“小赤佬！”拎过猴子，让他趴在她的大腿上，啪啪地打他屁股，猴子扭头朝我扮鬼脸，偷偷地笑。舅妈张彩凤，这个名字我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那四年里，舅妈张彩凤瞒着娘舅阿德给我吃了多少苦头，那只有天晓得啦，这倒不是说我身上有多大的伤痛，而是她赐予给我的寄人篱下的那种乞丐感，表兄弟有吃的，我没有;表兄弟有穿的，我没有;表兄弟有的，我都没有;没有就没有，但她非得让我看到听到。我不知道人心是什么东西做的，但我知道人心是怎么硬冷僵死的。而娘舅阿德会一点都不知道吗？我深表怀疑。眼泪是我唯一的朋友，黑夜里我一边默默地流泪，一边思念我的奶奶，我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也不知道她啥时候回来？自从她睡进一只木箱子里，被人热热闹闹地抬走后，她就不要我了。那四年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等到那年冬天我爸出了事，截去了那條行走四方的右腿，靠一副拐杖撑着回家，以残疾人的身份在家里开出一爿小店后，终于一瘸一拐地来到刘文村。他远远地叫我的名字，我一只辫子扎着，一只辫子散着，像个野孩子似的，冷冷地站在院子一侧，陌生地瞧着他扭进娘舅家里。

我爸拄着拐杖，依旧卑躬屈膝地低声地向舅妈张彩凤说话，嘀嘀咕咕地说了很久，一张笑脸不停地朝舅妈张彩凤点着，最后扭出屋子，叫我过去谢谢舅妈张彩凤和娘舅阿德。我像一棵植在院子里的小树，站着一动不动，左手抚摸着右手腕上的鱼鳞。“这孩子，就是欠揍！”我爸朝舅妈张彩凤陪着笑脸道。娘舅阿德将那半麻袋衣物塞到我怀里。我爸和娘舅阿德就像哑巴似的，没吭一声，只是彼此点了下头。我爸一瘸一拐地走了。我跟在他身后，他走一步，我走一步，我们之间始终隔着米把远的距离，一路上北风凄凉地呜咽着。

我回到半山镇自己家里，转学到杭钢小学，之后是杭钢中学，高中毕业后，我在杭州轴承厂工作。有年冬天，我提了箱厂里发的苹果，从生活区公交车站下车。“林芝！”有人惊喜地喊我的名字。我吃惊地看着他，高个儿，剃个小平头，五官英俊，就是脸黑了点，大冬天只穿了两用衫，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笑。他要不说他是朱勇生，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英俊小伙子是谁？也绝对不会与那个流鼻涕的男孩划上等号。他看上去很阳光，上嘴唇也不像小时候那样高高噘起。我认出他时，突然涌现在我脑子里的却是他娘，她闪电一般的目光和去世时悲惨的情景。

就在我寄宿到乡下娘舅家的前一年夏天，朱勇生他娘被人掳到络麻地里。那年头强奸犯是很重的罪，但照样有人这么做。朱勇生他娘倒在络麻地里，不但被人糟踏了，还被人用石头砸伤了头。她醒来时，嘴巴歪了，两眼翻白，人已经糊涂了。她不认识家，不认识丈夫，不认识村里人，她唯独认识的，就是朱勇生——自己的儿子。朱勇生他爸见到她动不动就走失，而且老去村小捣乱，就将她拴在家里，但她不知道那是她的家，那是她的男人，一有机会就逃跑。唯独见到朱勇生，她那双死鱼般的大眼睛才有神，才发疯地追儿子。但朱勇生怕她，拼命地逃，她就拼命地追，就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在我寄宿在乡下的那四年里，这情景是见到过几次的。朱勇生逃得贼快，他娘追丢了，就像孩子似地赖在地上，在脏泥里胡乱地踢着双腿，像个哥哥们不爱带着玩的，受了委屈的小女孩，趴在地上呜呜地哭得伤心。

而我离开刘文村的那年冬天，她淹死在村口那条河里。我们赶去看时，她仰望的面孔被冰在厚厚的冰层里，瞪着一双丹凤大眼，十分可怕。朱勇生他爸拿了薄刀，发疯地砍冰，砍得冰花四溅，但薄刀都卷刃了，结实的冰还没有砍破。还是邻居水生拿来一把锄头，奋力将冰敲破，朱勇生他娘被捞起来，她的头上结着厚厚一层冰，四周结着头发的冰块，像块化石，朱勇生他爸用卷刃的薄刀，发疯地砍冰，冰块掉了，头发也掉了，没有掉的头发挂着大大小小的冰块，像晶莹剔透的饰品，挂在她的脖子上。她四肢弯曲，做投降状的双手像鸭子的脚蹼一样结着冰块，家里生了火盆，很久，从她身上流下一大滩水来，那真是一个水做的女人呀。

朱勇生非要帮我拎水果箱，在回我家的路上，我没话找话：“你那时候为什么怕你娘？”“我没有。”他说。“那你是嫌弃她啰？”“我嫌弃我自己。”他低头嘟哝道。“你爸现在怎么样？”“早过世了。”“什么时候？”“有几年了。”他说他没读高中，现在在炼铁厂做炉前工。

到了我家，我没叫他进屋，他把东西一放就走了。

后来，朱勇生常来我家，但凡厂里发东西，他都拎到我家里来了，他说他一个人，吃食堂，吃不了这些东西，像鸡蛋呀、带鱼呀、火腿呀，还有整箱的水果，桔子呀、苹果呀、香蕉呀，那些年钢厂效益不错，经常发这些东西，比不得现在，连袋草纸都不发了。是啊，厂都要搬迁了，还能指望什么呢？每次见到朱勇生，我就想起他娘，想起那张结在冰层里的脸上瞪着一双丹凤大眼，想起那双眼睛突然迸发出来的目光，像闪电一样亮。真的，像闪电一样亮。我娘也应该有过这样的目光吧。朱勇生就怕我说到他娘，但我偏要说，我甚至责问他，他娘什么都不记得，唯独记得他，是什么让她记得他呀？他为什么要嫌弃她？他还记得他娘的目光吗？像闪电一样亮的目光？朱勇生总是低着头，在我面前，他就像一个乖儿子似的一声不吭。但奇怪的是，我越是骂他，他来得就越勤。有时候我就想，是他娘将我和他联系在了一起。

华华入学那天，我给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背着有喜羊羊图案的书包，书包里只装着有喜羊羊图案的铅笔盒，她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朱勇生，蹦蹦跳跳地去学校，比她双肩还宽的书包颠叽颠叽的，发出铅笔盒跳动的声音。这天阳光灿烂，经过半山街时，马路上一片水湿，比我们拇指甲还大的鱼鳞贴了满地，大概是哪个鱼贩子做完生意后，缺德地一路开车一路放水。那一路的鱼鳞在阳光下金闪闪，华华用崭新的皮凉鞋使勁地踩踏这片亮晶晶，问我们这是什么呀？我是说鱼鳞，我下意识地抚摸右手腕上的鱼鳞——此生永相伴的鱼鳞。并再次闻到那股隐隐约约的鱼腥味。朱勇生说是龙厣，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华华兴奋地叫道：“龙厣！龙厣！”尽管她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龙厣。

到了杭钢小学操场，我让华华与朱勇生告别。华华甩开我的手，猛地扑到朱勇生身上，双手抱住他的双腿，仰起一张哭兮兮的嫩脸，对他说：“爸爸，放学时你要接我啊。”朱勇生蹲下身去，与她拉勾，她这才笑了。我问他：“你看到了吧？”我又说：“你看到了吧？华华离不开你，你就死了去宁波的心吧。”朱勇生瞟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朝华华笑着，边挥手边朝外走，直到出了校门。我领着七岁的女儿上了教育楼，在三楼走廊的白墙上，寻找她的名字在哪个班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