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帆 吴志明

摘要： 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服装从禁锢走向解放的重要时期，在政治经济稳定、中西思潮碰撞融合的背景下，国人以宽容的心态折衷兼容外来文化，尤其是女性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更加开放，造成女装繁荣多元的局面，可视为中国本土服装潮流的奠基。文章发掘改革开放80—90年代典型潮流女装的发展过程，以折衷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实例分析其折衷思想表现特征和折衷主义思想形成的内外因，反思在经济贸易一体化大发展、强调时尚化与本土化融合、重视民族文化的当下，批判性的折衷是长久之计。

关键词： 改革开放;女装;折衷思想;折衷主义;服饰变迁

Abstract： The period of 1980s-1990s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Chinese clothing from imprisonment to lib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and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Chinese treated foreign cultures tolerantly. Especially，womens values and social mentality became more open，resulting in the prosperity and diversity of womens clothing，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trend of Chinese local clothing.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ypical womens wear in 1980s-1990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lecticism and combined with examples，th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lectic thought，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were analyzed. In addition，this paper rethought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rade integration，stressed the integration of fashion and localization，and paid attention to national culture. The critical compromise is a long-term policy.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womens wear; eclectic thought; eclecticism; evolution of clothing

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键节点，中国本土运动品牌李宁于2018年2月和6月，两次亮相国际时装周，重新掀起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服装潮流，将中国设计带向更高的台阶。如今回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服饰语言相对贫乏，人们对美的追求得到释放，跟风而盲目;而同期是西方时装界折衷主义盛行时期，90年代后期国内时装潮流紧随国际，虽然两者的时尚形态不在同一程度，折衷主义的观念也并不被国人了解，但折衷主义设计手法早在多个领域被运用。服装中以发展速度最快的女装为代表，其日益繁荣与多元的服装特征已展现出兼容并蓄的折衷思想，只是当时的服装刚从实用向流行阶段过渡，缺乏理论来解释这种服装现象，但不可否认折衷思想影响了20世纪80—90年代的服装潮流，而这股强劲的风潮可视为当今中国本土潮流的奠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曾经互不交往的社会阶层、对峙的价值理念、抗衡的制度文化，逐渐在日益宽容的时代价值和基本内涵里融合起来。在折衷主义理论基础上探寻中国特定框架下服装相对应的折衷思想实践表达，从存在发展落差的潮流中寻找关联性，思考折衷思想给当代本土潮流服装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启发。

1 折衷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古代学者有用“折衷”一词来刻划思想特征的做法，讲究批判性的兼容并蓄。折衷实际上也是对新意识、新观念的一种平衡和认可[1]。在西方学术界，“折衷”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下有着特定的含义。当思想达到高潮阶段，人们对此反思并冠以“主义”则意为拥有完整体系的思想和理论。法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认为：“折衷主义者敢于返回最清晰的一般原则去思考，不受限于偏见、传统、古训、舆论、权威等控制民众心灵的一切东西，通过自己的体验和理性、不加崇敬或偏见的来检验哲学，从而产生一种特殊的、属于自己的哲学。”可见折衷主义具有积极的批判涵义。

18世纪末，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以策勒为代表的哲学家贬斥折衷主义是“无批判的哲学”“无原则的混合”，中国学者对折衷主义的认识受策勒的影响很大[2]。现代汉语词典对折衷主义解释是：一种形而上思想方法，是把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因此，结合折衷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对“折衷主义”可定义为从不同来源的学说或方法中，兼收并蓄、择善而取，结合成令人满意的风格、思想体系或整套实践方法;也有七拼八凑的消极含义。

折衷主义从哲学理论思想延伸到艺术设计领域，源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折衷的创新思维解放了建筑设计师对单一歷史风格的保守复刻，使建筑呈现多元化、打破常规的状态。20世纪60年代，西方掀起的颠覆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时装设计影响颇深，造成时装的反叛潮流和年轻化趋势，对传统服装全面解构实现多元化设计。20世纪90年代，折衷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特征更受关注，在继续打破所有固定范式发掘多元化设计的同时，更倾向于多元文化的融合，将破碎和不完整的范式由外观视觉到文化内涵进行重新整合。

2 20世纪80—90年代典型潮流女装的折衷思想

近现代，中国服装的发展偏离了千年来的传统轨迹。历史的印记尚未消退就与西方文化相遇，两者在衔接中存有历史的断裂，着重体现于服装结构、装饰、美学趣味和观念。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百废待兴，在西方服饰文化的冲击下，年轻人首先开始接受外来服装与文化，渐渐地人们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西方时尚。折衷是应对新旧事物交替时的一种手段，服饰中的折衷思想在特殊国情的制约下，仍是形式上、技术上的拿来，尚未形成完整的概念，便以外來服饰为范本先实践着折衷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时尚产物。

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里，“变革”理所当然地成为服饰的主题。西方时尚文化的强势输入与传播初期，不可避免地遭到部分保守人士的排斥与否定。因此，这一时期的服装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形式上的“五花八门”。一方面，出于需求和经济上的考量，西方服饰进入大陆难以从款式到面料做工细节都保留完整，在某些方面必须使用本地材料和人工。另一方面，电影业日渐繁荣，电影服装形成了流行风向，引导人们效仿。这些现象为折衷提供了可能，人们无法脱离社会保守、亟待发展的大环境，而又希望借新样式的服装来张扬自己的与众不同。

首先在中国流行的是喇叭裤，裤子膝上紧瘦，膝下渐宽。那时穿喇叭裤上衣搭配的还是拘谨的、偏瘦短些的衬衣或夹克，这种轻浮造型的年轻人被斥为“大阿飞”“流氓”。至此，“A”型服装渐渐被采用。人们对于时尚的热情大部分还源于影视剧的热播，《街上流行红裙子》中色彩艳丽而具风情的红裙子风靡一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蝙蝠衫代替了以往的合体毛衣，服装走向宽松趋势（图1）[3]。渐渐地人们的上衣开始放宽肩部，呈“H”与“Y”型，由于所有衣服都趋向肥大，人们感到无需在宽松的衣服外再套外衣，兴起了“内衣外穿”风潮。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衫开始流行，而流行要点却是文化衫上印着的口号，各种反叛式、调侃式的流行于社会的发泄型口号。90年代末，似乎是对前一阶段宽松式的反叛，流行“小一号”服装，随后兴起了露脐装[3]。

女性服饰代表着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程度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时装化趋势明显[4]，中外时装表演在国内举办次数越来越多。图2为1979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先生在中国首次举办的时装表演，不难发现模特服装的夸张宽肩造型在中国当时的女装中也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20世纪60—90年代，西方时装设计先后受后现代主义及其发展到后期产生的折衷主义的影响，时装呈现出明显的折衷主义特征，根据后现代主义与折衷主义的关系及折衷主义的内涵，将折衷主义表现特征总结为多元兼容下的风格泛化特征、非理性的模糊混淆特征、戏拟式调侃特征和文脉可循性特征，以便对国门打开后女装的折衷思想实践表达取得贯通性的理解。

2.1 多元兼容下的风格泛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彻底的多元论[5]，因此折衷主义是最表象的特征，一是多元性，二是兼容性。某种单一风格在外来文化和思想的涌进和冲击之下，难以避免地会存在废存之争，“多元”和“兼容”的折衷思想内涵有着“借鉴”之意，当风格的禁锢被打破，服饰则呈现出百花争放的状态，这就需要在各种矛盾体之间找到一个不含有倾向性的支点。外来的与本土的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折衷成戏剧性的组合，表现出风格泛化特征。无明显风格、具有“中间性”的款式，生命力会得到延长[3]，这种“无风格”的风格，自身包容性大，不存在主流与非主流的限制，能兼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1956年，中国的服装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仍然延续着丰富多彩式样，如民国时期的改良旗袍、西装、中山装，城市里还流行着苏联花布、捷克花布做的布拉吉。至1957年后，工农特色的单一色彩服装成为时代特色，劳动人民化的服装风格持续了约二十年[6]。“文革”结束后，人们爱美趋新之心得到释放，“麻酱罐”一种直筒短身款式配上灰色长毛绒领子的烟色条绒大棉袄，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算是初具时装特色[3]。然而，服装风格停滞不前，人们对美也有了新的追求，流行了十年之久的烟色条绒大棉袄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退出人们的视野。80年代初，喇叭裤开始流行，流行没几年便被筒裤、萝卜裤等取代。90年代末，喇叭裤卷土重来，如图3所示女性穿着的喇叭裤，较之前款式更精致多样。喇叭裤裤脚宽窄也不断变化，还增加了许多手工装饰[3]。中国女性的着装观念挣脱束缚后，接受了很多新的服装形式，很难再用某种风格来概括着装潮流，服装流行没有章法，却比以往更加丰富。

2.2 非理性的模糊混淆特征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着严格的服饰制度来界定性别、阶层、种族。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服装设计领域带来了翻天覆地地变化，无权威性地抛弃了美的标准，反文化、反传统，以激进、无原则的态度对抗理性思维。折衷主义扮演着整合混乱局面的角色，从性别、阶层、种族三大方面非理性地模糊混淆其界限。

从性别方面看，传统服饰能明确区分性别特征，女性服饰体现阴柔美，男性服饰体现阳刚美。过去的女裤从来都是右侧开口，而喇叭裤对性别进行模糊，不分男女款，拉链一律开在正前方。尽管初期遭到保守人士抵制但最终流行起来，意味着折衷思想引导下的包容心态打破传统，接纳了模糊性别的中性服装。慢慢地女装中开始无顾忌地出现较多男装化元素以展现女性的精明干练，如女装的宽肩造型，一些男式猎装、夹克也出现在女士上装中[6]。

从阶层方面来看，传统服饰是区分社会等级的重要标志，象征着人们的财富和地位。虽然服装生产流水线的出现使服装产量加大、成本降低，许多具有身份象征的服装被大量供应，如图4所示是摊贩售卖西装的场景，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西装已成为人们的日常服装，其中也有折衷思想淡化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分界的原因。

从种族方面看，从“胡服骑射”到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再到英国人发明的乒乓球成为中国的国球等，都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不同种族的文化兼容并收。杂糅后的服装不再具有明显的种族区分功能，而表现出杂糅美学。

折衷主义的非理性模糊混淆特征被人们在生活中实践着。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收，首先开始于最表面的生活习尚层次，以及思想活跃的青年人[4]，他们厌倦了陈旧的生活方式，以文化折衷的心态学习外国人的生活习尚，吃着中餐，跳着迪斯科，看港台、欧美电影。折衷思想慢慢扎根在人们的脑海中，使每个人都有对服装的造型、色彩、材质等进行刻意折衷混搭的想法，许多年轻人就和电影《站台》中的主人公一样，家里没有牛仔面料，就照着亲戚带来的牛仔裤样式，把普通裤子改成喇叭裤形状。他们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元素組合出满意的样式。

2.3 戏拟式调侃特征

折衷主义关注人们的情感需求，用戏拟调侃的态度表达设计来对抗传统美学。戏拟的表现是片段不连贯式的，即兴、偶然、语言模糊，将价值归返于形象[7]，不需要严谨的结构，与意义嬉戏。生活同为艺术，戏拟与调侃也就具有了随意性。中国古人对衣服“内外有别”及上衣下裳是非常严格的，“内衣外穿”对传统礼教发起挑战，是折衷思潮在人们生活中引发的一次变革，也是中国服装史上的一次革命。折衷的包容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保守的，对年轻人来说却是带有些许反叛情绪，当大毛衣长度超过臀部快半寸又无与之相配的外衣时，年轻人会外穿件小夹克，中年人谓之“衣冠不整”，年轻人反驳是“反常规”，因此有了“今年着装一大怪，短裤穿在长裤外”“里长外短，街头新景”这样的说法[3]。

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思想层面，处于变革期的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普遍感到迷茫。受王朔的“痞范儿”的影响，人们开始喜欢在衣服上书写自己的情绪。在电影《顽主》里主角们就穿着印有“3T——替您解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文化衫。城里的青年们竞相模仿，都穿上了无领半袖的白色T恤，上面印着代表年轻人追求和想法的标语和图案，以此排解迷茫和浮躁。在改革开放最躁动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摇滚风格的音乐十分流行，在崔健演唱会上，年轻人穿着印有崔健照片和歌名的文化衫。当时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印有“别理我，烦着呢！”字样的文化衫。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穿着文化衫招摇过市是离经叛道的行为，以如今的眼光看，文化衫有着普通T恤的外形，却将反常规的口号毫无原则地运用到衣服上，在陈旧乏味、只知冷暖的年代里，文化衫首先开始注重人们的情感需求。比起以往千篇一律的服装，人们第一次拥有了表达情绪、相对自由的创造权力。

2.4 文脉可循性特征

文脉在文学中意指“上下文”，20世纪60年代，设计中的文脉思想随着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出现而出现，将文脉引申为事物之间在时空、地域、文化上的脉络承接关系[8]，反映在服饰中，即为服饰所处的文化背景，同所有艺术一样，在坚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提炼、抽象、再创造，才更能让人们接受，具有较高艺术价值[9]。折衷主义对其他风格的不排斥引来人们的诟病，从它身上可以看到各类元素或风格的杂糅，但当人们对文脉有了深刻了解后，就能把握这种风格的走向，对服饰的焕发新生起到积极作用。传统服饰具有识别性，服饰的标志是可以被共同回忆和记录的，这种“共同记忆”是将国人联系起来的潜在力量。中国曾以“衣冠之国”著称，以服饰及其制度与文化彰显国力强盛。丝绸产品作为中国文化含量极高的服装纺织品在世界广泛传播，使得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取得主动权和主导权，也使中国经济贸易处于领先地位，而今文化主导权的丧失，也直接导致了经济的被动和服装的弱势地位，所以文化在服饰发展中不能缺席[10]。

中华文明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能够将外来文明异化，以折衷包容的心态承认、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到了近现代，代表农耕文化的中国传统服饰文明远不及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服装文明强势。因此，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在保留传统服饰特色的同时，逐渐接纳了西式审美及整个服装形制，中西服装形制并存且西重于中[11]。中国由农业手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缺少了西方国家由文艺复兴向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致使服饰形式基本采用单纯快捷的模仿[12]，负载民族精神的传统服饰形式逐渐消失，国人着装逐渐与西方趋同。改革开放的明显服饰标志当属“西装热”，然而当国人一再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大家却都穿上了标准的西装[13]。

单凭情感解决不了民族化问题[12]，传统服饰退出历史舞台有着必然的原因。折衷主义影响下出现的多元化时尚开始关注各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国际上不乏著名设计师对中国民族服饰进行采集。近年来随着“奥运会”和APEC会议等的举办，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对外民族的文化接受形成了并重的局面。尤其是本土潮流服装品牌兴起，国货回潮而进入文化消费时代，比如本土品牌李宁将中国元素糅合进设计，借助国人对国产品牌和对传统文化的支持再度崛起。现代的不等于西方的，挖掘民族文化精髓，要在文明的进程中融入文脉内涵，从历史传承中自我衍生。

3 20世纪80—90年代女装折衷思想的成因

3.1 政治经济的发展

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年代里，服饰作为人们思想的一种外在表现，常受到政治干预。在成熟的社会中，服饰是个人意志的自由表达，但由于“衣裳是文化的象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服饰仍然会受政治的干预[4]。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较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穿衣状况，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服饰发展的转折点[14]。稳定的政治局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时尚始终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改革开放前物资匮乏，需凭布票买衣服，人们连基本的穿衣需求尚无法满足。随着国家大力推动纺织业的发展，国内市场供给得到保证，服装出口量快速增加，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外汇资金。服装业的繁荣，为女性的爱美驱新心理提供了物质条件，使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时尚潮流初次发展的最盛阶段。尽管物质条件大幅改善，但人们受消费观念的制约，有时并不会直接购买新潮款式服装，而是对服装进行模仿或者改制。日本连续剧《血疑》的服装女主角立领处有飘带系花，胸前还有一对刺绣，肩上带褶的“幸子衫”成为最受青年女性青睐的热门服装款式（图5），当时《幸子衫裁减法》《幸子衫编织法》等书十分畅销，不少女性动手做自己喜爱的“幸子衫”，对衣服的造型、色彩、材质进行“折衷”，收获DIY服装的乐趣。

3.2 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思想开放

国外的新鲜事物与文化思潮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传入中国，对人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潮服装以大众化现象进入普通家庭。当时，人们对于时尚信息的获得主要来源于影视剧，以立体形式传播时尚信息与服饰搭配等信息，是人们“折衷效仿”的捷径。1978年，为加强中日文化交流，电影《望乡》引入中国，女主角着一条白色喇叭裤，身形袅娜。喇叭裤在青年间流行开来，不少女性动手改制，并搭配蛤蟆镜、花衬衫等喜爱的衣饰，从“拿来”流行元素到懂得结合自身再替换、修改。由此可见，在原有服饰语言匮乏的情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吸取外来时尚，并与本土服饰进行折衷，人们“求异”新样式，却又“趋同”“从众”，出现了“全国撞衫”的情况。随着皮尔·卡丹、耐克、阿迪达斯等外国品牌陆续进驻中国市场，缓慢拉近了中国服装与世界的距离，女性对自我的认识更加充分，开始注重个性“求异”。

3.3 由近代延续至今的融汇传统

“折衷”是具有历史传统的，也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延续，只不过一般学者不用“折衷”这个词，而更多使用类似融汇、交流、借鉴这样的表述。中国近代史上“国门”被迫开放后“中西合璧、中西交汇”的潮流不断盛行。在人类学考察报告《寻乌调查》[15]中，就记录了约130种洋货，其中胶鞋、皮鞋等各种鞋，礼帽、文明帽等各种帽及手套、围巾、纽扣等均属于服装领域。同时，改良旗袍等中国服装在结构上吸取了西装收腰、收省的特点，作为近代女子时装标杆的上海“鸿翔”便是如此。巧合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时装复兴之时，走在潮流前列的鸿翔、朋街这样的老店也依然采取中西合璧的设计方式，验证了“折衷”不是20世纪80—90年代特有的现象，而是具有历史传统的。

4 结 语

折衷思想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女装的繁荣起了催化作用，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经济贸易的一体化造成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思维观念等的趋同，所以回溯本土潮流服饰的初态及其思想意识在于探索其新生之路。在趋同的潮流下，只有强调时尚化与本土化融合、重视民族文化内涵，批判性的折衷融合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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