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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学东渐到儒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儒学现代化问题

2020-04-22 06:05:50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2期

朱光亚 江峻任

〔摘要〕 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最高层面,它为中国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然而今天,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儒家思潮悄然兴起,主张儒教复兴,而这无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惯性流传罢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它必将消失于中西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关键词〕 西学东渐;儒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2-0089-08

近年来,大陆新儒家高调宣布,要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文化建设转到政治参与。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设想,比如,确立儒教为国教,恢复儒家庙产和儒家祭祀,建立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院,意识形态上代之以儒家的“王官学”,把儒家经典阅读作为中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等等。这些观点归纳起来,毫无疑问就是力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大陆新儒家的这种论调其实并不陌生。自中西文明冲突以来,由于近现代的中国落后挨打,中国人要发愤图强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逐渐成为一个民族共识。不过在如何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路径选择上,尽管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主体的传统意识形态已开始摧枯拉朽一般的崩塌,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一派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声。可以说,将中国传统儒家的纲常名教当作中国在世界上的立世之本,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近现代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儒家不断搬出老祖宗的牌位来对抗引入中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在技术、制度和文化每一个层面上,中国传统儒家纲常名教的对抗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 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近现代中国

向西方学习的技术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新儒家对于传统的推崇与坚守是有底气的,因为“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在应用自然知识于人类需要方面,中国远比西方领先,以至于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十三世纪,保持这一点为西方人望尘莫及,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约处于同等水平。”[1]在历史上,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无论是文化还是科技都曾大幅度、长时间领先于西方。按照习惯看法,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位居天下之中,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文化进步、人民富庶,因此在过去,中国人自称中国为“天朝上国”,将周边少数民族看作蛮夷,比蛮夷更远的叫“化外之民”,蛮夷和“化外之民”与中国的关系是“万邦来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特别具有心理优势,久而久之,这种心理优势就转化成了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儒家的核心主张是“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儒家以“仁”为中心的纲常名教无限拔高,上升到“仁者无敌”的地步。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日渐失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鸦片战争让中国人被迫“睁眼看西方”,一部分中国人警醒了,发现中国原来并不是天下之中,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都比中国要先进得多。落后挨打的客观事实使中国人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以挽救国家危亡的道路。

面对惊世之变,洪秀全将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权、神权相结合,创造出太平天国这样一种国家政权形式,形成了与清王朝分庭抗礼的农民政权。由于太平天国的阶级局限性,在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扑之下,运动失败了。洪秀全失败的根源在于,虽然他“彻底和中国传统文化决裂”了,但其向西方“学习的是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 。[2](406)所以冯友兰说:“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2](418)

正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汉族地主阶级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要作用,开始了洋务运动。“早在太平天国战争尚未结束时,同治元年到二年(1862-1863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已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苏州和上海设立洋炮局。”[3](313)这是改良派在内忧外患之际自觉挽救国家危亡的行动。在打敗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相继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1865,上海)、福州船政局(1866,福州)、轮船招商局(1872,上海)、开平矿务局(1872,河北滦县)、机器织布局(1878,上海)、兰州织呢局(1878-1880,兰州)、汉阳铁厂(1890,武汉)和湖北织布官局(1892,武汉),还出版了《申报》《万国公报》和《西国近事汇编》等。

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而“师夷”,主要是师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4](67)在此思想理论基础之上,洋务派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是“政本艺末”、以政带工;三是“主于中学而以西学辅其不足”。[4](67)洋务运动符合近现代中国维新的总方向,使清王朝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然而靠着传统儒家纲常名教的动员力量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及其追随者们,这一次要面对的却是传统儒家纲常名教的指责。大学士倭仁指责洋务派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5](38)他攻击洋务派向西方学习是“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5](34),要坚决予以纠正。但是,没有坚船利炮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如何维系王朝统治呢?他指出的办法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5](34),这样就能够“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5](25)。与倭仁大学士一唱一和、相为呼应的朝堂之士还有很多,当时的监察御史张盛藻就说:“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声明制造轮船、洋枪之下乎?”[5](28-29)通政史于凌辰也说:“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5](121)学了洋学会有什么后果呢?他吓唬说:“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此解体。”[5](121)在这种社会舆论氛围下,洋务派向西方学习就受到很大的约束,只能“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所以是不彻底的。因此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为标志,洋务运动最终破产了。

应该说,洋务运动才是近代中国自觉向西方学习的起点,而不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于1851年,到1864年天京陷落,它存在于中西文明冲突的早期。在那时,先进的西方文明并没有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虽然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思想渊源是西方的宗教,属于近现代中西文明交流史中西学东渐的范畴;但从总体上而言,洪秀全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也仅仅是基督教而已,而且学习和认识的时间也比较短。据《清史稿》记载,洪秀全接受基督教是前往香港避难时期。“有朱九畴者,倡上帝会,亦名三点会,秀全及同邑冯云山师事之。九畴死,众以秀全为教主。官捕之急,乃往香港入耶稣教,藉抗官。旋偕云山传教至广西,居桂平。”[6](12863)从这一点来看,洪秀全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应该仅限于基督教,他在中国所创立的拜上帝会其实也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与中国封建皇权制度的杂揉,骨子里仍然是封建皇权。虽然太平天国早期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后期颁布了《资政新篇》,但这两份重要文件从来没有得到过认真地实施,沦为一纸空文。洪秀全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掀起如此大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汉满之间的“夷夏”观念。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反对洪秀全,曾国藩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他讨伐洪秀全的檄文将清王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斗争说成儒教与反儒教的斗争,檄文中说,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7](232) 。无疑,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而言,曾国藩的思想动员是成功的。

二、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近现代中国

向西方学习的制度层面  太平天国失败了,这使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起家的新兴汉族地主阶级逐渐接近了权力的中枢,客观上为洋务运动开辟了道路。在洋务运动中,保守派的种种主张使我们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并未能让中国人放弃“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5](30)。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则彻底地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甲午战争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明白,仅仅从技术上向西方学习是不能够挽救中国的,必须从制度上向西方学习。以1894年“公车上书”为标志,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与地主阶级改良派相比,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面对的局势更为复杂。在1840—1898年约半个世纪中,虽然清王朝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方列强入侵,但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系统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满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也未遭到完全破坏,整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认知系统也未发生根本性颠覆,然而这一切在甲午战争以后全部都改变了。

“思想的力量是改变社会最本原的力量,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系统向来存在二元结构,封建王朝掌握政权,而知识分子掌握士权,士权是一种知权,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向来掌握话语权。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权向来都存在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以封建王朝将权力向知识分子让渡和知识分子为政权做论证为根本特征。当二者的合作关系融洽的时候,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就会非常稳固,当二者的合作关系破裂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统治阶级统治合法性的丧失,这种状态与社会动荡相互激发,渐趋合频,就会促成封建王朝的大变革。”[8](215)当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蔓延开来,直接促使了知识分子与封建统治思想的分裂,这种分裂以“格义”的方式出现,由于西学的影响,“格义”的焦点已经渐渐不是为统治政权做论证了。

在鸦片战争之后,“格义”最具影响力的是康有为。康有为清醒地看到当时的王朝统治已是大厦将倾,寄希望于能够创造一种在变革基础上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合作关系,从而得行君道。康有为变革的首要目标是变化国家体制,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所以康有为希望能够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进行了君主立宪制变革的日本打败了未进行此变革的中国,康有为实现君主立宪的愿望就更强烈了。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他的这种论证可以说是“以古格今”。康有为“以古格今”的理论基础是公羊三世说,他说:“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生当据乱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9](卷2)康有为的意思是说,孔子早就告诉我们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从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再从升平世发展到太平世,而当前我们正处于据乱世,所以中国才非常落后。怎么办呢?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从据乱世转向升平世,而所谓升平世,就是他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

实际上,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制并不完全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他骨子里的那一套东西仍然是孔孟之道的“王官之学”。他君主立宪的思想基础也不是西方的民主共和而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这是因为康有为对西方的了解不够深入。与康有为相比,谭嗣同对西方的了解就深入得多,而他“以中格西”的主张也就激进得多。模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气本论,谭嗣同认为在宇宙中充满“以太”,并由此建立了“仁”学。谭嗣同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10](293)這是谭嗣同“以太”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促成了他“通”的社会观,他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10](293)而“通”有四义,一是中外通,二是上下通,三是男女通,四是人我通。谭嗣同既然主张这种社会观,那么他推导出反对君主专制的结论也就不稀罕了,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也,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10](339)所以“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末也,民本也。”[10](339)

“谭嗣同这个思想在‘百日维新中是惊世骇俗的,他的思想已经摆脱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要比和他同时代并肩维新的思想家进步得多,但他本人却不得不宥于时代的局限性参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8](216)在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他的一些朋友劝他逃走,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1](287)实际上,他用他的血告诉他的同志,维新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根本是行不通的。

“谭嗣同是站在中学的立场上,以中学为主,从中学看西学,对于西学做格义;严复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上,以西学为主,从西学看中学,对中学做格义。”[2](504)谭嗣同的“以中格西”落脚点在“中”,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只能让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改良道路是错的,但却找不到正确的道路。严复的“以西格中”落脚点在“西”,所以就能明确地看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体制而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尽管严复的一生是复杂的,他也曾经是君主复辟的吹鼓手,但他的思想却是超越时代的。严复长期从事教育和译介工作,一生中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名著,也从中深刻接触了西方思想,这使严复能够更深刻地观察到中西文明的差别。他说西方的命脉“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12](2)也就是说,西方富强的关键在于学术和政治,这一点中国也有,但中国为什么行不通呢,那是因为君主专制的社会缺乏自由。所以严复对君主专制的看法就比较激烈,他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12](34)在猛烈批判君主专制的基础上,他为中国人指出了救亡的道路,即学术。就这一点而言,严复对西方的了解已经从技术的层面跃过制度的层面到达文化的层面。

有人批评严复“迂而阔于事情”,然而冯友兰却说:“二十多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样说和这样做的。”[2](511)“自谭嗣同和严复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与满清王朝的合作关系完全破裂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清王朝这栋千疮百孔的帝国大厦摧枯拉朽一般的倒塌了。”[8](218)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未将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从落后挨打的局面拯救出来,国家依然贫弱、列强依然环伺、军阀纷纷割据、社会依然动荡、人民生活依然困苦,而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步伐依然没有停止。

三、 从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近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层面  就在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国学与西学之争,这是中国人从文化上引进西方的过程中发生的第一场全面争论。国学这个名词并不产生于中国,而是自梁启超与黄遵宪在日本创办《国学报》始从日本传入到中国的。梁黄办报的目的,乃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3](433) 。梁启超和黄遵宪都是主张引进西方文化的,在他们的眼中,国学乃是旧学,而国学的目的乃是保存国粹。国粹论者邓实就给国学下了一个定义:“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14]后来胡适从“国故”的立场出发,也给国学下了一个定义:“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15]邓实的定义代表的是中西之争,而胡适的定义代表的是古今之争。在西方文化汹汹而来的气势面前,国学的出现代表了整个保守派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思,他们将传统文化的保存提高到亡国灭种的高度。国粹论者黄节就说:“夫粹者,人人之所欲也。我不保存之,则人将攘夺之,还以我之粹而攻我之不粹,则国不成其为国矣。”[16]与国粹论者不同,胡适并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只是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胡适更重视在本土文化中发掘现代文明的因素。在近现代中西思想文化比较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派别,他们坚持认为“西方有的我们中国也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中国还有”[17],我们将其称之为“也有派”,胡适这种态度使其成为“也有派”的鼻祖。比如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他就写下了《先秦诸子进化论》,论证中国不但有进化论,而且中国的进化论比西方要早得多。胡适后来还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技传统做辩护。1939—1959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每隔十年举办一次东西方哲学会议,会议对“东方哲学天然阻止科学发达”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到了1959年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时,他就发表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论证中国古代的知识里面也有一个“苏格拉底”传统,这个特征不但儒家的人本主义有,而且道家的自然主义也有。胡适将这个传统看作中国民族的救世之本,他说:“中国每一次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思想……总是靠老子和哲学上道家的自然主义,或者靠孔子的人本主义,或者二者结合起来,努力把这个民族从昏睡中救醒。”[18](554)

国学论者的主张后来成为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他刚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2年9月,袁世凯颁布公告强调:“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19](64)1913年6月,他发布“尊孔令”,鼓吹“孔学博大”。1914年9月,袁世凯率领文武百官到孔庙“祭孔”,封孔子嫡孙孔令贻为“郡王”。与此同时,康有为与袁世凯遥相呼应,主张“凡一切经世之道,推之全世界,极之千万年,皆可以孔子之道贯之。”[20]康有為还公开宣称:“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21](313)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面对这股反动逆流,陈独秀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回击。他声称,要在国学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简直是“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22](517)。1915年,针对袁世凯宣扬的“孔教”,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著文宣称:“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徊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人智不张,则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23](265)陈独秀认为应该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建设一个“西洋式之新国家”,而“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24](229)这表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彻底走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这些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说的话。”[3](954)

新文化运动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一次思想启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算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开始。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文化运动之初,在陈独秀等人“冲决罗网”之下,人们破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信。陈独秀为中国人找到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两位老师。从此以后,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革命的两个根本性任务,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根本性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伴随反教条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教条主义与反教条主义之间攻防的根源是科学之争,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之间论战的根源是民主之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科学与民主在中国传播的过程”[25],也是科学与民主内化于中国人思想血液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挟科学与民主而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始终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儒学在前30年更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压制、批判、打击、禁锢”[26],将传统儒学视为封建余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直至使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的一些有形遗产荡涤一空。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当一个民族落后于时代,原有的经典就会被颠覆,旧有的传统就会被抛弃”[27](2);反之,当一个民族领先于时代,原有的经典就会被发扬,旧有的传统就会被继承。伴随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国社会完成了“从天朝到国家的转变,从君主到共和的转变,从夷夏到中华的转变”[28]。这三大转变的完成,标志着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观念上现代化的完成,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达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遇到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是沿着西学东渐的道路继续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西文化的合璧;还是回到中国封建传统伦理纲常之中,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旗号下将中国全盘儒化?今天,这两种思想主张的关系已经日趋紧张。

在近现代史上,自“洋为中用”开始,中西问题就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中国人士目睹鸦片战争以来的迭次失败,在沉痛反省自己国家和本国文化缺点的同时,通过大量出版西方学术、文化的汉文译述,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变革國家体制的倾向”[29](4)。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得以解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它使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逐渐崩塌,从而让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走上了从“摧毁一切”到“重建一切”的道路,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旧邦新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无数仁人志士引进西方文化以挽救国家危亡,他们探索、追求、奋斗,历经无数牺牲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接受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近现代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也就改变了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和习惯;我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也就确立了中国国家发展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可以说,今天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物质文明成果、精神衍生产品乃至思维方式方法都深深烙上了马克思主义西学东渐的印记。

然而,近年来,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儒家思潮悄然兴起,他们认为:“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一元论已经走向末路,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已经日趋明显,如,技术的发展使环境日益恶化,自然开始疯狂报复人类;资本的追逐使人唯利是图,人们精神空虚、道德败坏;民主已经不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工具;挽救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人类的当务之极,然而民主与科学已经不再是救世的良方;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更不能跟随西方亦步亦趋,我们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前孔子时代,以此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代替民主的,将是‘牧羊人。”[30]很明显,科学虚无主义否定科学、否定民主,其实质是否定了近现代中国人民的救亡历史和救亡路径,并最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虚无主义也给我们指出了新的出路,那就是“回到前孔子时代”,“追随东方天道人伦的声音”,寄希望于“牧羊人”的引领。实际上,科学虚无主义者所指向的出路,与倭仁大学士的“忠信”“礼仪”遥相呼应,与袁世凯和康有为的“尊孔”“复古”异曲同工。假如我们真的回到科学虚无主义者所描绘的孔子甚至是“前孔子”时代的话,我们非但不是回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反而会使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再次固步自封,这无疑是愚昧颟顸的表现。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文化的复兴折射出的往往是文明的衰落。无可讳言,与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相比,中国的确是落后了。在近现代,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西方先进文明的猛烈冲击,曾经一度将中国传统文化弃若敝屣。然而,不断的迟暮衰落之后又不断的凤凰涅槃,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世界无数湮灭文明的独特魅力。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再一次面临着复兴的机遇,由此引发了今天我们热烈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在复兴的旗号下回到历史。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每个阶段的异质性也使文化的复兴无法回到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朝朴学,这六个阶段虽然贯穿着一条主线,但各有不同特质。如果我们要回到历史,那么我们究竟是要回到哪一种特质、哪一个阶段的历史?无法回到历史该怎么办?只能是面向未来,在传统中汲取资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1](164),实现文化发展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旧邦新命”的时代命题就代表了文化发展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冯友兰“阐旧邦以辅新命”[32](1),曾经如此描述这种统一,他的解释是“旧邦”指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而“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要接上中国古典哲学,作为来源之一,才会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3](372)冯友兰对“旧邦新命”的理解代表了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清末民初以来,知识分子面对家国之变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所达到的最终结果:马克思主义。

然而今天,在科学虚无主义的唾骂声中,“学习西方”仿佛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语词。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局来看,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定义西方,都难以回避马克思主义由西方而来这个事实。正因为此,我们才不能割断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文化、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回避西方文明在近现代作为一种强势文明存在的事实,而是要通过不断地引进、学习、消化、吸收、融汇贯通从而激发出新时代的文明要素。也就是说,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势必是中西文明融合中的统一,而这种融合了中西方文明要素的新时代文化将会凸显融合异质文化的大国胸襟、展现包容多元文化的大国气派、探讨文化普世情怀的大国气魄、形成文化融合创新的大国风范。

当然,学习西方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传统与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生生不息的动力,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遇过灭绝危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从来不因为政权的更替而湮灭消失,它形成了万世一系从未断绝的传承体系,使我们这个民族总是在面临分崩离析之际又重新崛起。在近现代,中国再一次地衰落了,中国传统文化也衰落了,然而马克思主义为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次机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直经历着中国化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西之争,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古今之争;在近现代史上,古今之争归根到底是中西之争,而中西之争解决的方式最终要回到古今之争。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会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没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失去了创新根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传统文化现代化既关注中西问题,又关注古今问题,是今天我们重建文化自信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屡屡提出的文化自信,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事實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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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after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that western learning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wa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echn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level.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ese people consciously learning from the West, because it introduced Marxism into China. Since then, Chinese have really found the right way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nationality from peril. Today, however, the scientific nihilism of Confucianism has emerged, which advocates to replace Marxism with Confucianism and builds China into a Confucianism state. This trend of thought was not unfamiliar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because at every historical stage that Chinese learned from the West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nationality from ruin,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whose core was feudal ethics never stopped to speak. Today, the rise of this trend of thought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inertia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Chinese feudal ethic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t would disappear with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Sinicization of Maxism;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