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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热点与启示

2020-04-22 06:05:50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2期

肖莉 王金阳

〔摘要〕 文章以“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中文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 2008-2018年间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研究热点、关键话题和学科参与度进行分析。提取的 5 个关键话题包括国家话语、语言教育、语言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能力。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属性,但学科参与度和影响力的均衡度不强,未来研究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增强研究的广度、深度与持续性。

〔关键词〕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热点话题;CiteSpace;综论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2-0001-10

引 言

2016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1]。这是政府文件中首次提出“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并将其列为“十三五”语言文字规划的发展目标[2](66)。2014年7月,国家语委批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总体水平不高,号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积极参与建设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目前国内话语体系的研究者大都来自哲学、历史、政治及传播等领域,外语界的寥寥无几。”[3](1)本文考察国内近十年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发现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总体来看,国家语言能力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语言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也是硬实力的构成要素”[4],“信息战,情报战,心理战,归根结底是语言战;外交谈判,经济竞争,文化交流,无一不需要语言”[5](23)。另一方面,我国对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美国,我国在语言管理与语言规划上存在明显差距”[5](23-24)。

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学者提出[6][7]。他们将其定义为“国家应对特定语言需求的能力”,并特别强调这种能力应该能够满足国内外常规和不断变化的需求[2](67)。文秋芳提出由于受限于美国学者的原始含义,即由美国学者所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实际上指的是“国家非通用语能力”,因此当时将其译为“国家外语能力”[2](67)。然而自2011年李宇明正式提出“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以来[8],这一提法迅速受到相关学者们的积极响应,魏晖[9]、赵世举[10]以及文秋芳[5]等纷纷以国家语言能力为主题就其内涵发文阐释。文秋芳认为“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的内涵远远丰富于“国家外语能力”,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主动放弃了“国家外语能力”这一译法,并采用“国家语言能力”加以代替。在此基础上她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可分为“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两个层面[2](66)。

本文以李宇明、文秋芳、陈汝东、魏晖等人的论述为基础进行研究,以CiteSpace为研究工具,以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为研究数据来源,以期呈现出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前沿趋势。

一、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为研究数据来源,使用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将检索条件设定为“主题=国家语言能力”或“主题=国家话语能力”检索日期为2019年1月7日。,同期刊文献相比,报纸和辑刊文献都不含关键词,在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时将会影响分析结果,而硕博论文在前沿性和专业性上同期刊论文相比又有些许差距,因此本次检索将文献范围限定为期刊文献。检索结果显示:以“国家语言能力”或“国家话语能力”为主题的期刊文献共计192篇,时间跨度为2008-2018年。笔者对此192篇文献进行了整理,在剔除征文、会议通知、公告和去重后,共得到164篇有效文献。之后,利用CiteSpace进行文献转码处理,形成样本数据库。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CiteSpace 5.2版本为研究工具,该文献分析工具是由美國德雷赛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华裔教授陈超美于2004年开发出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作为以科学计量为基础方法的可视化分析软件,能够直观地展示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发展的宏观概况和基本信息。本文还以Excel等软件进行辅助分析,以期呈现并分析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关键话题、研究趋势及该研究在学科领域间的跨度。

本文从两个方面: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外部特征(发文量趋势、国家社科立项情况、研究作者和发文机构)和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内部特征(研究热点、研究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二、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计量分析

(一) 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趋势

基于上述数据处理方法,获取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发展趋势,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2008至2018年间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期刊文献发文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2008-2012年),从2008年该领域第一篇文献发表到2012年7篇文献出现,这一阶段发文量还很少,大致停留在概念的提出和问题的发现上。2.激增阶段(2012-2016年),这一阶段发文量大致呈持续增长态势,虽然2015年发文量有所下降,但这并未影响到2016年成为近11年发文量顶峰。2016年国家教育部官方文件第一次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概念,与此同时,当年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文献数量也出现了一次跳跃式增长,达到第一次峰值。3.平稳阶段(2016-2018年),这一阶段发文量总体上比较大,且发文量上下波动很小,属于平稳发展阶段。

可见,中国语言文字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字学科的学者都在致力于“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表2显示出很多学者都是多重学科背景,本文认为这种现状有利于该领域研究实现学科间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当前研究朝着科学化、均衡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为了进一步分析该研究的学科跨度及特征,我们还进行了研究机构检索。

在CiteSpace的操作页面中,把Node types设定为作者机构,运行Citespace,得到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文献的机构共现知识图谱,如图4所示。

图4显示了当前研究领域的部分主要发文机构。图中的节点代表研究机构,节点大小代表机构发文量的多少,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情况,连线的粗细代表合作频率。从图谱中可以发现,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较为频繁的合作,其中比较显著的是江苏师范大学的“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学院”“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之间的合作以及“北京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文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之间的合作。之后,我们对发文量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见表3。

从研究机构的性质来看,当前国内进行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机构以师范类院校和外语类院校为主,如江苏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这种现状形成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在师范类院校的研究中,教育是中心,而语言教育又是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由此推动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领域下国民语言教育的研究;二是一般来讲,外语类院校较为强调外语的重要性,而外语教育又是衡量和提升一个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标准和关键措施,因此,外语类院校也成为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机构中的主力存在。

从研究机构的发文起始年份来看,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是最早一批对国家语言能力进行关注的机构。其次是北京语言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院校,这些院校主要是在2013年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随后,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得到教育部的关注和重视,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于2014年始多次发文。其后,令人瞩目的是胡范铸等成立了“国家话语研究中心”。  (三)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热点的全景显现

1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热点领域

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思想的提炼和升华,如果某个关键词在一个研究领域的文献中反复出现,则该关键词所表征的主题内容就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19]。在一个研究领域内,某一关键词出现频率的高低代表该研究内容热度的高低,对高频关键词的抓取能夠反映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领域的热点。本文对164篇有效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在CiteSpace操作界面,我们将Node types设定为Keywords,点击“Go”运行软件,得到“国家话语能力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5。

图5中每一个十字架节点都代表一个关键词,关键词字号的大小和关键词出现频率呈正相关,十字架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频率的高低,节点间连线的粗细程度则表示关键词之间共现频率系数的高低。在“国家语言能力关键词知识共现图谱”中可以发现,图谱共生成33个节点,39条连线,密度为00739。结合节点大小、连线粗细及密度高低三个因素,我们认为虽然当前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初具规模。此外,从图中可以看到“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教育”“国家安全”“国家话语”“语言规划”“语言战略”等关键词节点体积较大且位于图谱中心位置,它们基本代表了当前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热点关键词,本文分别提取出现频次最高的前10 位关键词及其中心性的指标数据,见表4。

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只能作为衡量关键词重要性的一个方面,在Citespace的使用中,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测量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另一个指标。CiteSpace使用此指标来发现和衡量文献的重要性,具有高的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通常是连接两个不同关键词的重要枢纽[20]。关键词出现频次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热点情况,而关键词中介中心度则表示了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信息流的数量以及对整个网络资源的控制程度,它表示一个网络节点在整体网络中所起连接作用的大小,中心度越大,表示该节点越重要,见表5。

对比表4和表5,我们发现二者既存在一定的雷同,又存在些许的差异。

从研究热点的总体特征来看,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主题丰富、热点突出,各研究热点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此外,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与关键词所具有的中心性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出现频次高的关键词具有更强的中心性,如“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等。

从研究热点的问题指向来看,研究主要围绕的内容包括:“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战略”“语言资源”“语言教育”“国家话语能力”“话语权”和“国家安全”,这些是两表中都出现过的8个关键词,对该类节点所指代的关键词进行挖掘可以拓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这8个关键词在当前的文献中不但出现频率高,同时中介中心性也较高,是整个知识图谱网络的重要节点,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这8个关键词展开的。

2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关键词类聚

通过CiteSpace中的“自动聚类”功能,可以实现关键词聚类,并自动生成聚类标签。“(聚类视图) 是在默认视图基础上,通过谱聚类算法生成知识聚类,然后从引用聚类的相关施引文献中通过算法提取标签词,以此来表征对应于一定知识基础的研究前沿。”[21](76)具体操作是将节点类型设置为KeyWord,采用MST算法,运行软件。在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后,点击“Clustering”聚类分析,并使软件从文献的关键词中自动提取聚类命名术语,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此次运算共得到五个聚类:国家话语、语言教育、语言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能力。这五个聚类基本反映了国内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五大类研究内容,见图6。

在聚类图谱中,Modularity和Silhouette是网络模块化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模块值Modularity用来衡量一个网络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拆分成相互独立的模块,值在0到1之间,值越大,表示网络中模块越独立,通常该值需大于0.3;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用来评估聚类本质的不确定性,值在-1到1之间,值越接近1,则说明聚类主题越明确,一般该值需大于0.5。如图5所示,其模块值Modularity为0.5549>0.3、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为0.4411<0.5,说明该学术网络聚类效果好,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拆分成相互独立的模块,但同时聚类的主题还不够理想。鉴于0.4411已相当接近于0.5,因而本文认为此次聚类只是大致反映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五个关键话题。

我们在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基础上,查看了详细的聚类信息。具体操作为在CiteSpace“Clusters”菜单栏中选择“Summarization of clusters”,从而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见表6。

表6显示出此次五个聚类的大小和标识词。其中聚类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主题研究规模的大小,标识词则反映出了该主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的分析,我们可以将现阶段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大致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时代背景的国家话语能力研究。共现标识词为:国家话语、国家话语能力、价值自信、一带一路和对策。

当前国家话语能力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话语能力研究;一是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相关学者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以及“文化强国”、“体育强国”等重大战略的时代背景出发,强调了国家话语能力的重要性以及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对策。

陈汝东是较早从事国家话语研究的学者之一,其研究主要涉及国家话语能力研究和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研究两个方面。陈汝东以多学科的视角对国家话语和国家话语能力的性质、内涵、构成、表现形态、现状、问题、对策等重要问题进行了阐释[16]。之后,陈汝东进一步分析了国家话语体系的内涵、构成及国家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认为我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17]。文秋芳亦就我国话语体系的建设提出了独到见解,她提出“建设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应该是中外话语体系比较研究的结果”,而“外语界学者有着独特的优势”。同时她也讨论了国家话语的研究范围以及国家话语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3]。总而言之,以上研究皆属于国家话语的基础性研究。

另一部分研究呈现出与时代背景相結合的特点。王智慧强调了新时期国家体育强国战略实施下国家体育话语能力的重要性,并就国家体育话语能力的建构提出对策[22]。王越芬、张世昌则立足于新时期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论述了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内在逻辑以及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时间考量[23]。钱苏宁以“一带一路”在不同场合和领域的解读定义为例,描绘了当前我国国家话语能力的现状,就其中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途径[24]。此外,还有一部分的研究亦颇具特色,如雷力、肖琳、陈汝东[18],张涛、白醒乐[25]从国家领导人话语出发,探讨了我国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问题,对于提升我国的国家话语能力大有裨益。

(2)致力于国民语言能力提高的语言教育研究。共现标识词为:语言教育、学堂、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家语言能力。

国民语言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语言教育,而在语言教育的过程中,学校和学堂又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语言能力水平直接影响到了国家语言能力水平。因而从语言教育出发,探讨如何利用语言教育提升国民语言能力的研究自然成为了当前研究重点之一。

总的来看,此类研究皆强调学校的语言教育对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例如陈汝东提出“面对全球化挑战和新发展机遇,我国的语言教育应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6],陆俭明认为对于语言的功用、语言能力和语言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应用国际化视角思考,“学校的语言教育需要进一步制定符合国情的更为科学的语言教育政策,鼓励语文教育、外语教育走上改革创新之路”[27]。刘丹青认为语言能力具有多样性,“中国语言教育的体系设计,语言教育的学术研究,语言教育内容和手段方法的创新,都应当建立在对语言能力多样性的充分认识和兼顾的基础上,最终体现为突出核心和重点、兼顾局部需求的多样化的语言教育体系”[28]。

(3)基于国家安全的语言规划研究。共现标志词为: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安全、话语能力和国家安全。

根据语言能力主体的不同,语言能力大致可划分为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个人的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发展。而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力不仅关乎国家发展进度,更关乎国家安全。“语言是保障安全的重要因素,语言教育对促进相互理解有着巨大的作用。国家语言能力的缺乏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29](124)。如何保障语言安全、如何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如何消除语言能力缺失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需要科学合理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战略。

戴曼纯以西方国家对国家语言能力的高度关注为例,论述了国家安全角度下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就中国现行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29]。李宇明在“语言生活层级”观念的指导下讨论了“领域语言规划”的若干问题[30]。沈骑认为语言规划的安全维度是新时期语言政策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31]。张日培提出“国家安全语言规划是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语言规划”[32]。

(4)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共现标志词为: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服务、语言资源、国家话语和国家话语能力。

就当前的研究态势来看,对国家语言能力本身的研究,例如内涵解读、构成分析、评价指标等是当前研究的重中之重,与之相关的语言教育、语言规划和国家话语研究皆是围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展开的。赵世举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10](105)。因而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不仅涉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话语能力研究,同样涉及语言资源和语言服务研究。

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最早由李宇明先生提出,他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中也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并将国家语言能力划分为五个方面[8]。赵世举再次强调了国家语言能力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七部分[10]。魏晖亦就“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与外延做出讨论,所不同的是,魏晖借助了企业战略管理资源学派理论,从语言资源观的角度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构成、评价问题做出探讨并提出了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建议[9]。文秋芳在回顾以往国家语言能力内涵研究的基础之上,重新定义了国家语言能力[5]。

总之,当前对于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侧重于内涵的界定和内容的分析,后续的研究多以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为视角讨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问题[33][34]。如何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对此各位学者看法不一,但大都是宏观的指导性意见,距离具体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类型多样的语言能力研究。共现标识词为:语言能力、描述语、英语教学、语言测试和语言红利。

该类研究主要涉及语言能力的测试、提高以及社会效益。语言测试需要制定相关的语言能力等级量表。语言能力的提高依赖于语言教育,在中国则具体体现为外语教育和汉语教育。

这类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能力量表的制定和语言测试上。在本次搜集到的164篇有效文献中,最早的文献见于2008年方绪军、杨惠中和朱正才发表在《现代外语》上的“制定全国统一的语言能力等级量表的原则与方法”[35],该文发出了制定全国统一的语言能力等级量表的呼吁,讨论了语言能力等级量表的制定原则和方法,但这种呼吁是出于外语教学和测试的需要,还并未上升到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层面。相关研究还有宋乔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词汇知识与英语语言能力的关系研究[36],姚李君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对比研究[37]。而对于汉语语言能力的研究,刘淑学、于亮提出了新的汉语语言能力教育目标以及汉语语言能力标准的制定[38],于亮结合认知神经科学以及脑科学的相关研究,对汉语语言能力量表的研制过程提出了独特看法[39]。从这些研究中也能发现,关于汉语语言能力的研究也都是围绕语言能力的测量展开的。

另外,学界讨论较多的还有国民语言能力,张先亮、赵思思[40]界定了“国民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朴爱华[41],张武江、关智中[42],陈莹[43]等都有相关论述。

三、 结论与展望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文献在10年的积累、发展和演变中构建了一个研究主题丰富、多学科交叉、自我与他者视角交替的具有包容性和弹性边界的研究场域。无论是国家话语研究、语言教育研究、语言规划研究、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还是语言能力研究,都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的借鉴价值。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在10年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话题的丰富性尚嫌不足,自我与他者视角交替研究不多,跨学科特征显著,但学科参与的均衡性不高,部分对中国国家话语研究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学科仍然缺位;其次,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研究成果比较碎片化,对外影响力不够大,尚存在低循环、内消化的状态,相关成果更多在本研究范畴内被引用;最后,聚合性不强,核心作者群较为零散,虽然有研究机构,但团队核心研究成果不明显,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研究网络。

未来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需要鼓励和吸引更多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法学、傳播学、政治学等相关的学科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深化理论研究,使之与应用研究协同发展,增强研究的多元支撑;同时建设相关研究机构发挥集群的力量,应认真细致地研究某一主题并对该研究主题进行持续性关注,例如国家语言能力话语主体的语用身份[44],国家语言能力如何体现于党和国家权威政治文本的话语生产[45],等等。这些似为研究国家语言能力不应该回避却至今未见或极少触及的重要话题,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广度和深度的重要体现。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可以实现理论创新以及理论的规范化和体系化,进而发挥对实践持续有力的指导价值,以促进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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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articles on the study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of China o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CNKI) websi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alyz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key topics and subject participation of the study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of China from 2008 to 2018 by using the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ool CiteSpace. The five key topics of the study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of China are national discourse,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planning,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and language ability. The study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of China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rdisciplinarity, but the balance of 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 influence is not strong. So, the future research needs multi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 to enhance the breadth, depth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study.

Key words: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of China; hot topic; CiteSpace;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