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甜蜜的苦楚》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遗作。作者运用独特的叙事策略向读者展示了拉蒂默牧师家两对双胞胎姐妹的成长故事及当时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况。文章依据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通过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对该作品的文本进行分析，解读作者如何使其作品发出女性声音，建构女性的叙事权威。

关键词：《甜蜜的苦楚》 女性主义叙事学 叙述声音 叙述视角

《甜蜜的苦楚》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1937-2015）继文学史诗《荆棘鸟》之后的又一部杰作，讲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在新南威尔士州克朗达市的两对双胞胎姐妹的故事。她们虽然同父异母，但姐妹感情深厚，彼此照顾，共同成长。在当时的澳大利亚，虽然受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部分权力，社会地位有所上升，但父权制仍然占主导地位。尽管她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可在旁人看来这些女孩子的最好职业莫过于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幸运的是她们获得参加克朗达乡村医院新派护士培训的机会，从此这些相貌出众、天资聪颖的姑娘们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并在自己的事业、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不断成熟与独立。

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于1981年率先将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并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1986）一文中，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概念。[1]女性主义叙事学吸收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和立场，将文本形式分析与阐释语境相结合，分析作品中叙事结构和叙述策略所体现出的性别政治，是新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丰富了叙事学理论。

一.叙述声音

在叙事学中，“声音”指“各种类型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声音”[1]。在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男性是话语权威的主宰，女性则处于话语的边缘地位和被动的“失语”状态，而“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谁是叙述者，谁是受述者，谁是叙述对象成为一种权力之争，这种人物之间的叙述权之争又是男女社会斗争的体现”[2]（P298）。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对叙述声音的技术探讨与女性主义的政治探讨相结合，研究叙述声音的社会性质和政治涵义”[1]。通过对作品文本的分析，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社会和历史因素，挖掘作家的女性意识。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将叙述声音分為三种，即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3]（P17）在《甜蜜的苦楚》中，考琳·麦卡洛巧妙地运用了作者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来传达女性声音，展现自信、坚强、独立的新女性的生命智慧和人生价值观。

1.作者型叙述声音

作者型叙述声音即“异故事的、集体的并且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3]（P17）。在该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作为旁观者，存在于叙述时间之外，完全不会参与到作品的虚拟世界中去。[3]（P18）叙述者不仅可以掌握整个文本，洞察人物内心，还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评价文本中的事件和人物。因此与其他叙事形式相比更占有优势，同时也更具有权威。

在《甜蜜的苦楚》中，作为故事外的叙述者，考琳·麦卡洛采用超然的第三人称讲述了四姐妹的成长故事。通过小说人物的感受和话语，表达了自己对女性命运的关心，同时展现了女性对自由独立的渴望与追求。聪明过人、独立果断的艾达幸运地成为一名注册护士，后来在罗森·席勒爵士的帮助下实现了学医的梦想，并嫁给了他。“女性的社会地位与重要性在艾达眼里意义重大”[4]（P183），她不愿意依附于男性，因此，艾达在为将来的事业而努力学医的同时，也尽力给丈夫在事业上提供帮助，从而在婚姻中实现了思想和人格上的独立。格蕾丝是一位美丽善良，但进取心不强，还喜欢抱怨的姑娘。在经济大萧条中，她的丈夫阿熊在失业的打击下选择了自杀。出人意料的是，一向性情恭顺、不会照顾自己的格蕾丝在危机中沉着冷静、理智果断，“她表现得一切如常，两个孩子一点没有受到惊扰”[4]（P386）。此后寡居的格蕾丝凭借着自己平易近人的天赋和过人的学识，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与信任。在苦难中她已“百炼成钢”[4]（P408），成为“所向无敌的格蕾丝”[4]（P482）。草窠美丽聪明，同时也脚踏实地、讲究实效。她先是被提拔为护士导师，后又被查尔斯委任为副院长，分担医院的管理工作。虽然她与同事利亚姆·菲尼肯彼此都有好感，然而“在提升自身资质的过程中，草窠在利亚姆的世界里越走越远”[4]（P377）。后来草窠放弃了对感情的追求，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虽然选择了不婚，但是她却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吉蒂的容貌在姐妹中是最出色的，同时也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坎坷最多的。她曾因憎恶自己的美貌而用奶酪刨和上吊绳自残。婚后尽管丈夫很爱她，但是却占有欲强，想要她完全从属于他。查尔斯不但反对吉蒂与自己的姐姐们来往，不支持她去孤儿院义务工作，还限制她用车的自由，蓄意让她与世隔绝地待在天主教山顶上的大宅子里。连作者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为什么多卡斯有自己的专车，而吉蒂却得等到有车辆富余的时候才能用车？”[4]（P524）查尔斯的专制、对政治的渴求及缺乏透过外表体察内心的能力，最终使吉蒂选择逃离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通过作者型声音模式，考琳·麦卡洛让作品中的女性发出了反抗男权的话语，权威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感受，重塑了女性的主体地位。

2.集体型叙述声音

集体型叙述声音是女性叙事文本特有的现象，缺乏话语权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兰瑟区分了三种不同的集体型叙述：“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3]（P23）

在澳大利亚这个男人主宰的国家里，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女性在社会和婚姻中仍处于从属地位。作者通过两对双胞胎姐妹在各自事业和婚姻中的经历与感受，再现了当时女性的生存困境，并通过她们这个身受压迫的护士群体，发出女性对不公平待遇的反抗之声。女性在政治中处于边缘地位，缺少话语权，正如艾达参加墨尔本市长的慈善晚宴时所见，“在这张桌子上，说话的都是男人，女人们就只是相互之间聊聊天”[4]（P431）。吉蒂婚后发现丈夫忙于政治和工作，而自己只能待在空荡阴森的大宅子里，于是向查尔斯抗议，“你是为政治而活的，其次是为医院，最后才是为我。可我的政治在哪里，我的医院在哪里？”[4]（P411）在婚姻中，女性经济上依赖于男性，没有独立的身份，也没有法律地位，不但她的一切财产都归丈夫所有，就连她本人也成为丈夫的财产。艾达认为“婚姻要求女人屈居于从属地位”，要“低人一等”，而这显然是不公平的。[4]（P131）得知丈夫阻碍姐姐们告知她母亲的病情后，吉蒂生气地对他说，“你无权决定别人对我说什么、不说什么，也无权决定是否要让我免受痛苦”[4]（P418），“你没法把我变成你的私有财产！”（P420）查尔斯限制吉蒂去见姐姐们，但吉蒂告诉艾达，“不管查理是否喜欢，我都要学开车，想跟你们见多少次面就见多少次”[4]（P401）。面对婚姻中女性不公平的地位与待遇及查尔斯强烈的占有欲，吉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在教育和工作领域，女性也受到排挤。有些大学的医学专业不招收女生，女性很难跻身工作中的管理岗位，就连在护士这样传统的工作中女性也受到了限制，如规定注册护士不能结婚。格蕾丝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处处受限，被人管束，受人压制”[4]（P169）。艾达也不满地说，“人人都不记得女人们——仿佛我们并不存在，仿佛我们都是奴隶”[4]（P327）。通过集体型叙述声音，考琳·麦卡洛向读者展示了四姐妹敢于正视自己内心、反抗男权压迫的勇气，赞扬她们坚忍不拔和努力把握自己命运的自立、自强的女性精神与独特的女性气质。

二.叙述视角

“视角”是“叙述者在叙述时采用的观察故事世界的角度”[2]（P301）。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叙事视角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同时注意考察聚焦者的眼光与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之间互为加强或者互为对照的关系”[5]。小说中，作者选择了拉蒂默家的两对双胞胎姐妹作为“聚焦人物”。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四姐妹在其事业和爱情中处于主动观察的地位，通过自身的经历和体悟，以敏锐的洞察力向人们展示了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吉蒂婚后被迫放弃自己喜爱的事业，在婚姻中苦苦挣扎，在她眼里查尔斯专制、占有欲强，而且把她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艾达将其归结为“所有的男人都有占有欲，这是兽类的天性”[4]（P395）。吉蒂发现查尔斯浅薄无知，只看重她的美貌，并将其作为炫耀的资本，但却无法体察她的内心和品性。在经济大萧条中，格蕾丝的丈夫阿熊失业后，面对生活的困境放不下自尊，拒绝领失业救济金和亲戚的帮助，最后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在格蕾丝看来，“他已经抛下了自己身为男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4]（P379），一向柔弱的格蕾丝勇敢地承担起生活和教育孩子的重担。虽然杰克和艾达是情侣，但是在帮助格蕾丝的过程中，他产生了强烈的责任心。阿熊死后，杰克擅自决定照顾格蕾丝和她的孩子们，但是被格蕾丝当众拒绝了，从而深受打击。在艾达看来，他“不过是个稻草人而已”，“没有头脑，对生活没有兴趣”，没有骨气。[4]（P409）他既不爱她，也不爱格蕾丝，“满脑子都是各种情结、各种原始冲动”[4]（P399），于是毅然离开了他。故事中的女性不再是被观察的客体，而是变成了聚焦的主体，她们自由地表达内心感受，发表对男性的评价。也正是基于对男权社会和女性地位的深刻理解，两对双胞胎姐妹在男性占主导权的社会里，奋力抗争，积极进取，为理想而不断努力。

拉蒂默家的四姐妹被作者赋予了“看”的特权，同时也成为周围男性的聚焦对象，但她们却并未沦为被俯视和压迫的对象，相反，通过男性的观察与描述，她们身上卓越的品质与能力得以呈现出来，令周围的男性们黯然失色。在男性眼中艾达衣着时尚、美丽优雅、通情达理、富有同情心，而且还聪明睿智，沉着冷静，精于世故。杰克更看出她的内心“简直就是个老练的政治家”[4]（P117），“向往的是更广阔、更狂野的人生”[4]（P136）。而罗森爵士则看出“她那才华横溢的头脑受到了性别的阻碍”[4]（P437），“她的美丽不止虚有其表”[4]（P484），对求知的热情会让她不止步于现状，同时觉得艾达“令人着迷、非同寻常”[4]（P489）。草窠一直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自我的提升。在利亚姆·菲尼肯医生眼中草窠头脑聪明，在秩序、条理和逻辑方面表现出色。在查尔斯看来，草窠是个实事求是、性情温和的人，做起事来很有条理，更是将格朗达医院副院长的重任委托于她。在查尔斯眼中吉蒂美丽迷人，而杰克却发现吉蒂是块儿金子，但人人都以为她“只是镀了薄如蝉翼的一层金而已”[4]（P528）。虽然格蕾丝依赖性强，但阿熊认为她会是“一位理想的妻子”[4]（P101），会培养孩子们具有良好的修养。在遇到困境时，阿熊一撅不振，但他却看到一向生活能力弱的妻子“忽然坚强起来”[4]（P350）。查尔斯钦佩格蕾丝的独立、勇敢和忠诚。当格蕾丝不卑不亢地为了孩子的教育向他请求帮助时，查尔斯发现她“就像那岩间的圣母”，“美丽、孤傲、超脱一切世俗的乐趣”，她的坚毅与顽强打动了他，从而发出了“拉蒂默家这四姐妹真是非同一般”的感慨。[4]（P540）小说中拉蒂默家四姐妹的形象与残缺的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聪慧美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父权制社会中，虽然身处边缘地位，但是却思想独立，个性坚强，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人格与尊严受到周围男性的尊重和仰慕。

三.结语

考琳·麦卡洛在《甜蜜的苦楚》中，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揭示了拉蒂默家的四姐妹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并展现了她们在婚姻、事业等现实矛盾中表现出的坚韧、勇敢和不屈服于命运的强大力量。小说中的女性以实际行动来摆脱男性为她们设置的框架，按照个人意愿和对生活的理解与认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甜蜜中带着苦楚”[4]（P569）的人生中，为了实现目标和体现人生价值，她们不断地努力并完善自我。作者运用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让女性把控话语权，表达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父权制的质疑，在肯定女性的生命价值，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也成功建构了女性的话语权威。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36-146.

[2]申丹，韩加明等.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著;夏星译.甜蜜的苦楚[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5]乔国强.叙事学与文学批评——申丹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2005，（3）：5-10.

江蘇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考琳·麦卡洛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2016SJD750049）.

（作者介绍：朱宇博，东南大学成贤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文学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