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不同译者因自身文化背景和翻译理念的差异，其译文效果各异。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式出发，对比分析《归去来兮辞》三个英译本，探究译文诗体和诗情不同程度的求真性与务实性，并简析译者行为差异原因。

关键词：《归去来兮辞》英译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求真 务实

一.引言

陶渊明享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他融合儒、释、道之精华，首创田园诗歌。其诗文优美刚劲、似澹而实美，为古今中外学者津津乐道。就翻译成果而言，国内外共存8种陶诗全译本，研究内容有译文对比、研究综述、译者翻译思想等，展现了陶诗外译与中国诗歌文化传播的内在联系。陶渊明诗集包括诗歌125首，辞赋、韵文及散文12篇，但学者们大多集中于《桃花源记》《饮酒》《归园田居》的译文分析上，对其他诗文关注尚存不足。

《归去来兮辞》作为陶渊明高洁品性和人生隐逸选择的符号代表，其英译研究有助于英语读者加深对诗人形象的认知，品味深厚的中华文化。而仅有的三篇论文只是在探究林语堂翻译观中简略分析了《归去来兮辞》的英译[1]，或简要分析译者翻译心理。译者是文化的传播者，不同译者对文化传播效果发挥不同作用。本文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析杨宪益、戴乃迭[2]（118-127）、汪榕培[3]（242-247）、林语堂[4]（2-9）（下文分别简称杨译、汪译、林译）的译文效果，既详细对比了译文语言翻译策略，又挖掘出译者行为的社会性，丰富了诗歌英译研究的意义。

二.译者行为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

“译者行为”中的“译者”，默认的是意志体的译者“人”;“行为”指的是连续的、有规律可循的行动[5]（9）。译者行为批评以评价为目的，以译文质量评价为出口，以社会为评价视域，在翻译社会学的框架内，构建译者批评理论体系[6]（3）。“求真一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旨在对译者行为和翻译社会化做出客观的描写，解读译者行为背后的社会性原因。基本评价三要素为：文本、效果和译者，包括文本求真度、效果务实度和译者行为合理度[6]（46）。“求真”追求的是原文意义的表达;“务实”是偏向于读者需求。评判译者行为的四种细则是“求真”且能达到相应社会效果的，以“求真”为上;“求真”而不能达到相应社会效果的，以“务实”为上;“求真”但难以对原文有关信息做到求真时，以“务实”为上;“求真”而对原文某些意义或舍或取时，以“务实”为上[6]（37-38）。

杨、汪、林三位译者作为诗歌英译大家，由他们选译或全译的《陶渊明诗集》英译本更是获得学界认可。而其译文是“求真”还是“务实”？取得怎样的效果？就《归去来兮辞》英译而言，这些问题值得探究。

三.《归去来兮辞》三译本“求真务实”度对比分析

翻译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译文发挥中介作用。诗歌作为特殊的文本，所蕴涵的诗韵、诗景和诗情能否通过翻译完整传达成为译者翻译行为的最终目的。《归去来兮辞》正文部分诗体规整、诗景静美、诗情饱满，而不同英译本在此三方面的文本求真度和效果务实度不尽相同。

1.诗体翻译

诗体指诗歌的体裁。按形式划分，《归去来兮辞》属于辞赋的一种。辞，是介乎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多用对偶句、句式整齐、富有韵律。作为该文体的扛鼎之作，《归去来兮辞》再现了陶渊明对辞赋持有“导达意气”作用的阐释，其诗体特点可以从诗韵和句式方面呈现。

全辞正文共30句。首先，在诗韵方面，前后押韵，有不同韵脚。第1至6句押3个韵：ui，ei和i韵。第7至16句押3个韵：en，un和an韵。第17至24句押ou和iu两个韵。第25至30句押i韵。同韵字都是平声字，音韵富有平静、缓和之美感。而纵览三個英译本，杨译和汪译都采用英语诗歌的双行体格式。但杨译本严格按照英语诗歌文体形式，诗歌前后两行最后的单词构成谐韵词。汪译本为部分押韵，诗行最后一个单词有些词头押韵（如calligraphy/coming），有些词尾押韵。林译本则呈现段落形式，颇具散文风格，将原文每两句译成一段。如原文前四句杨译本为：

杨译：I must return——

My fields are filled with weeds： why not return？

My heart in service to my frame was pressed，

Why am I grieving， lonely and distressed？

I know that to regret the past is vain，

And May atone with years that still remain;

Indeed I have not wandered for astray，

And now am right through erring yesterday.

由例子可以看出，杨译本将原文韵脚ui和ei分别译成/rn/，/st/，/en/，/eI/，构建了英文诗歌的韵律美。并且，辞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常用“兮”字表长音。杨译本为保持辞赋的文体特色，在“return”后加上“—”，实现了文体形式的对等，取得了较高的求真度。

其次，在诗体句式层面，原文包括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状语后置句、对仗句，句式灵活多变。三译本译者在翻译句式层面有不同的调整。如在被动句“既自以心为形役”中，作者表明“自己让心灵被形体奴役”，施事者是“形体”，受事者指“心灵”。三译本中，只有杨译保持了被动句的形式，且将受事者译为“my heart”，与原文对应，保持了译文的求真度和一定的务实度。而汪、林译本中受事者分别意译为“position， my soul serf”，扩大了原文“心灵”的含义，凸显了译文的务实度。

在对仗句“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中，三译文为：

杨译：Sing for joy/ Id climb/ the eastern hill，

Or make a song /besides/ some limpid rill.

汪译：I may ascend /the eastern heights /to sing a song，

Or sit by/ a clear stream/ to write a poem.

林译：Or I would compose a poem beside a clear stream， or perhaps go up Tungkao and make a long-drawn call on the top of the hill.

原文中，“登”对“临”，“东皋”对“清流”，“舒啸”对“赋诗”，对仗工整。在句法上，杨译和汪译保持英文诗歌的双行形式，上下两行字数相同，意象表达前后对照。但杨译用较少的单词，语言简洁且单词长度均匀，句尾押韵/il/，既保持了原文对仗特点，又符合英文诗歌韵律，译文求真度与务实度达到平衡。同时，杨译为了实现韵式效果，调整了原文语序，将“以舒啸”和“而赋诗”前置。而汪译用直译法，实现了对原文的求真。林译在直译的基础上，对原文意象加以释译，并增译了情态动词would和语气词perhaps，虽未达原文对仗的效果，但便于读者理解诗人形象，体现了译文务实度。

2.诗歌情感传递

本辞作为陶渊明辞官归隐，亲近自然的宣言书，描绘了自己置身自然与田园的悠然，享受家庭温情，乐天知命。译者在传递诗作感情时应结合诗歌语言和作者性格特点，同时关注读者理解需求，才能使原文与译文情感表达相得益彰。

（1）置身自然的悠然

《归去来兮辞》中通过庭树、云霞、飞鸟、山林丘壑、溪水流泉的描写，表现了作者无限放松与悠闲愉快之情。三位译者在传递这种悠然之感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表现出了不同的求真务实性效果，如：

例 原文：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杨译：The trees that burgeon gladly seem to grow，

While murmring streams once more begin to flow.

汪译：Watching the verdant trees

And the flowing streams.

林译：There the trees， happy of heart， grow marvelously green， and spring water gushes forth with a gurgling sound.

诗人描绘出了“木”“泉”的视听效果，林木葱郁，泉水流淌，反衬其观看这些美景的欢快。三译本中，杨译把“欣欣”译为动词短语“burgeon gladly”，将树拟人化，既表现了树木的茂盛，又动态地表达林木会继续繁荣生长的趋势。“涓涓”一词表示细水缓流的样子，杨译将“murmur”与“ring”两动词缩写，省去元音，缩短音节，生动形象地把流水声描写为“如铃声般低语的泉水”，表现了语言美和情感美，同时取得了求真与务实度效果。汪译采用形容词修饰名词的翻译方法，语言简炼，把意象的样貌描述出来，但似乎缺乏动态美感，偏向译文的求真效果。林译中happy of heart和a gurgling sound不仅刻画出意象的样态，还增译“green”和“spring”，将诗句中“木”“泉”的时令凸显出来。春天的万物是富有生机的，让观赏者心旷神怡，悠然自得，林译本实现了翻译的务实效果。

（2）家人相聚的欣喜

“家”是陶渊明在诗中极力渲染的一个主题，从“念家”的思虑到“归家”的心切再到“在家”的坦然，都表现了他期盼与家人相聚。“归家”情怀的传达为必要主题，对此，三个译本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直译和意译，其求真度与务实度表现了不同的效果，如：

例：原文：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杨译：With joyful greetings all my servants wait，

My little ones are gathered at the gate;

汪译：My servant are giving me a warm welcome;

My children are waiting at the door.

林译：Servants will be there to bid me welcome， and waiting at the door are the greeting children.

陶淵明一进家门，便迎来家仆和孩子们的迎接，让一路奔波的诗人感到家的温馨与欣慰。童仆和稚子一同“候门”“欢迎”诗人。在选词上，杨译中“joyful greetings”描写出了仆人们见到诗人的快乐;“gather”含有“聚集，围在一起”的意思，生动地写出孩子们见到父亲高兴地簇拥在一起的场景，译文中“gathered”将动词用作形容词，描写了“聚集”的状态，而暗含“等待”的意思;“wait”与“gate”有相同的音律/et/，符合英文诗歌的特点。杨译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义与情感效果，而且符合英文诗歌韵步写作特点，实现了较高的求真与务实度。汪译本中，只用“warm”表达出家仆对诗人的热情欢迎，直译出孩子在门口等待的状态，没有体现出孩子的愉悦之情，译文达到了一定的求真度，务实度较低。林译本中，“bid”意为“说问候话”，“to bid sb welcome”表示“欢迎”，为英语的惯用表达，意同“greeting”。林译没有将“欢迎”简单地译为“welcome”，也没有同时译为“greeting”，表现其用词灵活，应读者需求，因此，林译偏向务实度。

（3）乐天知命的情操

“乐天知命”成为陶渊明辞官归家的原因，传达了诗人不慕名利、远离世俗尘嚣、欣赏自然、饮酒赋诗的形象。“引壶觞以自酌”的自我陶醉、“倚南窗以寄傲”的自我畅想、“门虽设而常关”的自我约束，刻画了诗人把握当下、不为世俗所诱惑的泰然，构成了其乐天安命的心境。对乐天知命这一情操的英译效果是塑造陶渊明诗人形象的关键。

例：原文：曷不委心任去留？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杨译：Why should I not content with life remain？

By haste and speed what profit shall I gain？

汪译：Why not follow my bent in living out my life？

Why all the fidgeting to seek after the unknown？

林译：Why not take life as it comes，and why hustle and bustle like one on an errand bound？

诗人扪心自问：为什么不随心所欲听凭自然生死？为什么心神不定，还要去哪里呢？从而强调要活在当下，顺应心意的情感诉求，实现了精神自救。原句“委”是“顺从”的意思，杨译“content”有“欣然”接受某一事物的含义，将诗人对待天命的感情译介出来;汪译“follow”为“顺从，接受”之意，但略少一些情感表达;这两个译文将“我”作为主语，强调诗人对自然生死的态度。而林译中，将“life”作为“take”的宾语，任“生命”自然发展，表达出原文意义。“遑遑”意为“匆忙，心神不定的样子”。三译文中，“haste and speed”直译词义，强调“匆”的意境;“fidgeting”则传递了作者坐立不安的神态，直译出原文含义;而“hustle and bustle”表“忙碌、喧嚣”，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反衬诗人想脱离世俗的心境，且词尾同音，有原文叠词之效果，便于读者感受原文語感。可见，杨译与汪译强调诗人形象，偏向求真，而林译注重读者认知，务实度较高。

总之，通过诗体和诗情译文对比发现，杨译具有较高的求真度和务实度。汪译保持了较高的求真度，传达了原文的语言效果。林译提高了译文的务实度，多用增译，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需求，便于读者理解。

四.译者行为差异简析

不同译者受自身经历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文本理解不同，因而秉持各自的翻译理念，译文效果的传递必然存在差异。在文化背景方面，杨宪益挚爱诗歌，从小学习并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体诗和西方诗歌，中西方诗歌特点了然于胸。留学期间，他周游各国，在英求学六年，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同时，与戴乃迭联合翻译，使译文不失国风，又符合英语国家读者需求，诗歌翻译保持了较高了求真度和务实度。汪榕培作为典籍翻译大家，在中国古典文化方面造诣丰厚，注重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对外输出，追求原文意义的传递，保持翻译的求真度。林语堂具有深厚的散文功底，早年留学美国、德国，熟知目标语文化特征，翻译诗歌时注重务实度效果。

在诗歌翻译理念方面，杨宪益主张韵体译诗，注重原文韵律、节奏、意境的传达，在求真和务实的平衡度上都掌握得较好。汪榕培主张诗歌翻译应“传神达意”“诗体译诗”“形式音美”，所译的《归去来兮辞》没有追求每一行的押韵效果，但可见其对诗歌“传神达意”的要求高于“诗体形式”的追求，因而体现了较高的求真度。林语堂主张忠实、通顺和美的诗歌翻译标准，强调译者要为读者、原著负责，注重诗歌意境的处理，因而在翻译中体现了较高的务实度，在求真的基础上，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

五.结语

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求真务实性评判标准下，《归去来兮辞》三个英译本中，杨译求真务实效果偏向平衡，汪译偏向求真度，林译追求较高的务实度。其原因在于译者文化背景和翻译理念主张不同，译文效果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

[1]龚爱华、任芳.略论林语堂的翻译观——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英译为例[J].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76-79.

[2]杨宪益、戴乃迭.陶渊明诗选 汉英对照[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汪榕培.陶渊明集 英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4]林语堂.不亦快哉 中英对照[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作者介绍：侯莹莹，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