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共内战以来，国民党财政危机越发严重，金圆券改革被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改革实施后，非但没有挽回经济颓势，反而加速了国统区经济瓦解，究其失败原因，有外部条件影响，也有战争因素推动，但本质问题还在国民党内部。

[关键词]金圆券改革;失败原因;内外因素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4.058

1948年，法币疯狂贬值，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为做最后挣扎，国民党推动了号称规模世界之最的币制改革，收缴金银外汇，发行金圆券，然而改革进行不足11个月，就因产生恶性通货膨胀而宣告失败，成了经济改革史上的一幕“闹剧”，几经酝酿的金圆券改革为何夭折如此之快，原因值得深究。

1仓促上马——政策条文内含重重隐患

1948年5月，蒋介石秘密交代财政部长王云五筹备币制改革事宜，7月初王云五呈报方案初稿，后经六人专家组审议，8月19日，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以总统命令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开始金圆券改革。但从酝酿改革到政策落地，前后不过3个月，改革主体方案也仅是几个官僚“闭门造车”而成，既没有经过立法院的充分审议，也没有先期试点的渐进尝试，政策设计本就有所偏差。

政策刚出台，按金圆兑换美元4∶1的汇率，以5亿美元作发行保证，金圆券发行上限定为20亿。然而这5亿保证金中有3亿是各类公司资产估值拼凑，其中大量国有资产被严重高估，还有些资产已列入财政收入，却仍作为发行准备，而估值7428万美元的日伪产业，甚至不能及时到位。可见，准备金数额此时只是一个数字，随时都能伪造，这也为国民党后续不断突破发行上限提供可能。

2管理混乱——逆势而为引得沸腾民怨

金圆券刚发行，国统区境内73个行库只有49个拿到了新币，且新币在各省市分布不均，如上海的银行共有13.8亿元新币，而新疆全省没有新币，政策又要求所有旧币3个月内兑换完毕，否则作废，引得民众大为恐慌;另外，新币中辅币数量也极为缺乏，拟定发行的20亿金圆券中，辅币券仅有1904万元，且集中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六地，按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的比率，没有辅币就意味着低于300万元的法币财产无法进行兑换，而在很多偏远地区，法币贸易仅为万元级，部分贫苦百姓的财产被直接剥夺，致使民间纠纷四起，市场秩序混乱。

新币发行混乱只是一方面，市场管理也不科学。金圆券改革期间，市场全面限价，但公用事业单位定价执行“战前标准”，政策一出台，国营石油立即提价60%，船运提价90%，航运提价85%，再加上各类商品税加重，企业的生产成本飙升，而产品价格只能依法受限，没了利润，许多商品被迫流向黑市，黑市兴起，普通民众大受其害。这一时期，物价表面上得到控制，但民众渐渐发现，用黄金、白银、美元换取的金圆券，去正规市场买不到东西，去黑市又买不起东西，民众怨声载道，对金圆券改革的信心大打折扣。

新政执行中遇到问题，本属正常现象，但作为管理者，不去探究原因、对症下药，而一味堵塞民意、粉饰太平，一如金圆券改革之初的经济形势，看似风平浪静、一片向好，其实早已暗流涌动、不受控制。

3内耗严重——钩心斗角致使政令不通

金圆券改革成功与否，与各阶层的支持密切相关，但此时国民党党内早已腐败横行、民众离心离德，改革又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想要毫无阻力推动，简直是天方夜谭。

国民党党内历来派系林立，改革伊始，就出现大量反对意见，许多地方派系一开始就希望改革失败，好以此打击中央派系，为自己政治上的迈步创造条件，摆出一副坐而看戏的姿态;另外，由于改革方案事先并未在内部公开，国民党行政、立法两院的许多高级官员落实起来并不配合，稍微受挫便大发抱怨，其中部分人更是借此排挤政敌，执政者的精力和时间都在口水仗中消耗殆尽，政府运行效率低下。

不仅党内斗争不断，有了法币的前车之鉴，此次改革并没有得到大资本家们的支持。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赴上海督导改革落地，刚到上海时，所有商库行都备明、暗两套账簿备查，全力抵制黄金、白银及外汇换出，孔、宋等豪门更是趁着市场混乱，大肆囤积物资，隐匿财产，发国难财。之后不久，蒋经国就施展雷霆手段，杀了王春哲、荣鸿元、胡国梁等64名投机资本家，进逼上海金融界交出金银，而面对同样的罪行，却对宋美龄占股的孔家扬子公司网开一面，政策执行不公引起上海大资本家们的强烈不满，官商对抗更为激烈，黑市交易越发猖獗，最终蒋经国被迫辞职，上海市场全线崩盘。

4战争消耗——巨额发行摧毁民众信心

1948年《金融时报》评论金圆券改革时就指出：大笔的外援，财政收支完全平衡，恢复和平与解决政治纠纷，是新通货免于重蹈覆辙的、主要的先决条件。

战争是烧钱的游戏，正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连连失利加速了金圆券改革的破灭。194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承诺要实现收支平衡，同年9月至12月，政府每月的财政赤字依旧高达2.3亿元、1.4亿万元、5亿元和22亿元，其中军费支出占比达70%以上，政府内外债也高达10.42亿美元，巨额的债务只能依靠增发货币填补。1948年11月11日，为增发货币，政府宣布将金圆券兑换美金调整为20∶1，民众财富随即缩水80%;到1949年4月，这一比例已降至20.5万∶1，货币发行量狂增6.39余万倍，金圆券狂跌滥贬，形如废纸。而在另一方面，战况也刺激着国统区经济，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结束，解放军全面向南推进，此时蒋介石已萌生退意，同年12月，蒋介石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秘密将各城市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且为了欲盖弥彰，还拿出部分黄金进行抛售以挽回民心。金融业的发展源自民众对政权的信心，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当权者开始自寻后路，在这样的环境下，金圆券早已是“烫手山芋”，大量金圆被抛向市场，通货膨胀由此不可控制。

战争对于金圆券改革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蒋介石幻想2到3个月结束战争，再以此获取美国援助来稳定币制。可见，国统区经济早已是强弩之末，一旦战事超过预期，其经济必然崩溃。

5与民争利——疯狂敛财注定失败收场

在国统区的经济体系中，国营和民营企业被区别对待并不鲜见。1946年年底，国民党接收了292个日伪产业，资产总值为3.826亿美元，这些产业本该还给民众，但国民党却将它们交给了四大家族，意图通过控制这些产业掌控全国经济命脉。金圆券改革期间，国民党对民营企业也是极力打压，改革政策规定银行禁止商款，却又允许奉行“国策”之贷款，国营企业趁机钻空子，金圆券发行不足2个月，银行贷出款项总额达3亿元，占当时发行量的1/4。政策导向使得垄断资本越做越大，产生形如四大家族般的金融巨鳄，而被挤压的民营企业和劳动人民却只能在夹缝中委曲求全。当权者满心以为只要掌控产业就能掌握国家，岂知国家财富来源于人民，与民争利，必被民所抛弃。

由于缺少民营资本的动力，很多产业逐渐走向没落，1948年，上海3000余家大工厂，开工率仅有20%，平津工厂倒闭率达70%～80%，青岛500家商店歇业，广东400家工厂开业不足100家，工业产量急剧下降，实体经济大受冲击。没有实业支撑，金圆券改革如同无源之水，不断发行货币只能产生通货膨胀，而持续通货膨胀到一定程度后，物价上升指数就会超过货币发行指数，市场又面临着巨额的货币需求，政府只能继续增发货币，形成恶性循环。

纵观整段历史，金圆券改革走向覆灭，有客观環境的影响，也有军事因素的推动，但根本原因还在国民党内部，党不为民，何以为政？国民党早已病入膏肓，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无论金圆券改革是否实施，怎么实施，其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参考文献：

[1]季长佑.金圆券币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王应生（1992—），男，汉族，江西吉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国防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