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瑶

摘 要：费孝通所论述的“差序格局”形象地代表了中国人际关系的起点和逻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差序格局在解释中国人“私”的问题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差序格局中蕴含的“小我”和“大我”格局深刻地呈现了为何当代大众普遍存在的“公共冷漠”的心理。因此，本文结合费孝通论述的“差序格局”思想，对当代中国人“公共冷漠”的形成作出分析和解释。

关键词：差序格局;自我主义;公共冷漠

一、差序格局

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是一种差序格局，并将差序格局比喻为“一个石子丢在水面上形成的一圈圈波纹”。即首先，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的，逐渐“推己及人”，如同同心圆一样向外“推及”他人，同心圆的大小取决于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半径的长短代表关系的亲疏[1-4]。离“己”越近关系越亲密，离“己”越远关系越疏远，这也是“差序”的要义所在，且差序格局的边界没有明确的界限。费孝通基于自身在传统中国中所做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以传统社会中亲缘地缘关系和长老的特点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不仅是他们的生产资料来源，更是社会影响力的评判标准;且家庭是传统社会中的最基本单位，宗族仍具备较大影响力，中心家庭的社会势力（经济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家庭人数）等都会影响差序格局的大小，地缘的作用也相当显著。例如，同一个村子的人可能会排斥外地人，这也说明差序格局并非无限制的扩展，而是既包容又排外，是有張力的，它在扩展自身的同时也限定了自身的边界。

费孝通论述的差序格局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也能追寻其出处。孔子讲“人伦”，这里的“伦”即是差序;孔子也说“善推”，强调从“己”出发，一圈一圈推到“天下”，也就是说，首先要做的是“修身”，然后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强调“差等之爱”，践行“人伦”的第一步是在家庭，是“亲亲”。只有做到“血亲之爱”后，才能达到对他人和社会的爱，这也为论述“差序格局”提供了文化支撑。

差序格局实际上说明了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由血缘和地缘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关系网，是“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是出于“契约”，而是一种“信任”和“可靠性”。中国人爱扎堆的现象或许在这里可以得到解释，人们喜爱与自己有血缘地缘关系的人亲近，对他们具有更高的“信任感”，与他们共同做事可以得到内心被关系网络包容而非排斥的“安全感”，且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社会网络的重叠性，个人同时也是其他人关系网中的一员，社会网络的交叉进一步将个人绑定在差序格局中。而又如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将人们联系起来的不再是所谓的群体道德，而是一种全新的“职业道德”，以及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人不再依附于土地，而是依附于职业;血缘和地缘的纽带逐渐被业缘和趣缘所取代。这与传统的“差序格局”关系网似乎相悖，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仍保留差序格局下的关系网模式，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圈子”文化，大学里随处可见的老乡会，同一个地方的人都从事某一个行业等[5-8]。这样的圈子文化不仅孕育于差序格局，在现代亲缘地缘纽带弱化的情况下逐渐演变成新的形式，圈子的纽带是“拟血缘化”，即把陌生人“血缘化”，通过“拜把子”“义结金兰”“出门靠朋友”等方式形成差序格局中亲密、互惠、团结的圈子。这样不仅可以唤起对乡土文化中的情感体验，同时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利用圈子内的各种资源，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最终“为己所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理性选择。

二、差序格局下“公共冷漠”的形成

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的核心实质上是以“己”为中心的，即差序格局是一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是一个富有伸缩性的同心圆网络，但它的中心是“己”，然后“推”及开来。西方团体社会是“一捆柴”，个人之间的联系是靠团体的作用，而每个人对团体的关系则是相同的，每个人地位相等，不能侵犯任意他人的权利。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的道德只在私人联系中发挥作用，一切都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所规定的，因为差序格局中的每一圈波纹都是由“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实质上是在揭示中国人“私”之毛病产生的根源，差序格局包含“小我”和“大我”两个格局：前者是以己为中心向内推产生的“私”，即“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种“推”到个人利益边界就“止”的现实且功利的“小我”格局，这也是现代人冷漠自私的典型表现;后者则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产生的“公”，及前文孔孟所说的“推己及人”，从血亲之爱践行到国家社会之爱，超越个人利益的界限，而这是一种具有社会关怀感的“大我”格局。但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现代社会并不多见，更多是“小我”格局的小市民心理[9-14]。

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形成的一“公”一“私”的格局解释了中国人“看客”的心理和对待公共生活的冷漠，且差序格局中存在众多复杂社会关系，亲疏不同的社会关系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如何对待亲人、如何对待亲人以外的人，两者的不同意味着道德标准的相对性。在西方团体格局中，爱是不分差等的，团体内部成员是相同的，对待规则是同样适用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以个人主义为道德的基本，实行无差别的标准，个人与群体的界限确定分明。但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中，每个以“己”为中心的私人社会网络都有自己奉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这样一来，大家各行其是，坚持自己的“小传统”和“地方性法则”，而漠视公共规范的准则，由此造成的公私关系模糊不清、公私领域混乱，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虽说儒家思想的“爱有等差”强调应该重视血亲之爱，且从此出发，推到天下，这实际上是践行“仁”的一种可行方式，而不是说对待不同的人的“爱”要有所取舍[15-17]。但在实际过程中，人们却越向自私自利转变，只关心自我利益，而对公共生活选择“扎堆围观”和“保持冷漠”，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孔子所说的“大我”格局。面对公共道德的缺失，应该反思“小我”格局对于社会治理和社会道德的不利，拯救这个社会的“公共冷漠”。

三、论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之别

费孝通以西方团体格局为参照，刻画的中国“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的”，主题是中国人“私”之毛病产生的根源。事实上，差序格局本质上是“自我主义”的，这样的自我主义体现在3个方面：“差序格局”的扩展和收缩都是遵循以“己”为中心的亲疏远近原则，这是一种“自我主义”的原则，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平等原则;而“己”的特质决定了差序格局的边界，“己”的变化决定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而这样的网络在费孝通看来本就是私人关系的网络，而非西方团体格局的公私界限分明;最后，“自我主义”是中国社会目前私德盛行、公德缺失、公共性建构困难的重要原因。

“个人主义”作为一个学术的基本概念在进入汉语语境之前，通常面临着人们负面道德评价的曲解。但实际上，个人主义并非自私、自利的代名词，而是有其自身的丰富内涵，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赘述个人主义的有关内容。在此，本文仅对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进行区分，帮助人们们认清中国“公共冷漠”“公德缺失”现状背后的深层原因。

第一，个人主义是典型的“个人本位”的，强调个人无可替代的个人价值和尊严，即个人可以自己主宰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自身的选择并不受到外界的影响，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理性和目标能动地做出决定。而自我主义是“伦理本位”，或者说是“关系本位”的，个人的行为往往受制于自身所处的关系网络和社会情境，梁漱溟对“伦理本位”有过形象的描述：“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人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由此可以得知，在中国，被编织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需要坚持不同的标准和真理，而这样的标准在其他情境中可能并不适用，因此，多种道德标准和原则被视为正常，而这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络中其他人的影响。第二，个人主义观念中存在明确的公私边界意识，而自我主义中盛行的是弹性的私人网络关系。近代思想家严复用“群己权界论”说明，个人和团体之间的界限一定得明确，团体内外的人必须分清楚，不能模糊。而在自我主义的观念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圈子里，向内看也可以是公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个私人关系的累加，因此，公私界限是模糊的。

综上，以差序格局为代表的“自我主义”，不同于西方团体格局体现的“个体主义”，它是以伦理为本位，且存在公私界限模糊的问题。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的“差序格局”本存在“外推”和“收缩”的两面性，而目前是“收缩”（私利）有余而“外推”（公德）不足，这也是本文所提到的“公共冷漠”和“围观”的“人心失序”现象背后的原因呈现。

四、结语

差序格局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了稳定亲密的关系纽带，但过度的“利己”容易走向“自私”的道路，导致极端的“自我主义”，即前文所说的“小我”格局。也可以在另一些“扎堆围观的看客”“聚众扎堆”的现象中看到，这样的“扎堆”则并非刚才所说基于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理性选择，而是以“己”出发产生的“小我”格局的“看客”“旁观者”心理，他们对待公共问题的冷漠和无视，再现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危机，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孔子所说的“差等之爱”在现代社会被误解为一种“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差别对待心理，更加剧了自私和极端自我主义的形成。儒家所说的“差等之爱”，实际上为践行“仁”提供了一条更为合理的道路，墨子所说的“兼爱”在笔者看来有一种空有“喊口号”之嫌，一个人如何要求他对待众生都是一样的“爱”呢？众所周知，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场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孔子以此出发，强调应该孝顺父母、友爱兄长，践行“血亲之爱”，然后进入社会，把之前习得的爱推及“他人”，推到“天下”，这不仅顺应了个体社会化的历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孔子讲“血亲之爱”放在最基本的层面，如果一个人都不孝顺生养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兄长，那么他对国家、对社会上的其他人又怎么能做到真正的爱呢？因为如果连最基本的“孝悌”都做不到，对直系血亲感恩的心都不曾怀有，又怎么能指望对社会心怀宽容，更不要谈对国家“忠”了。儒家从“己”出发践行“爱人”，而非是从“己”出发的“爱人”，是为了更“爱自己”。

人们所要践行和追求的，是孔子所说的“大我”格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由“己”出发向外推产生的“公”，是孟子所说的“重义轻利”，是超越个人私利的一种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小我”格局造成的“世态炎凉”和“公共冷漠”的后果让人们扼腕叹息，更让人愤慨的是，群众公共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是一场严重的道德危机，不容轻视，而当前能做的是重塑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而不是“推己为己”，是发扬“大我”格局，而非“小我”格局。但自近代以来的文学家们笔下塑造的“麻木冷漠”的中国人形象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扎堆的看客”又何尝不是公共社会的缩影，在改变“小我”格局和国民自私心态的道路上，想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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