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君

摘 要：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伦理道德问题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论语》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之作，既集中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内核，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本文基于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理论，对比赏析《论语》三个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探讨典籍文化负载词有效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为中华典籍外译的理论研究提供经验支持。

关键词：再现伦理;文化负载词;《论语》;翻译策略

一、引言

步入21世纪后，面对有增无减的危机，各国该如何应对这些严峻挑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断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6+1合作……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国学底蕴，塑造外交思维，以“中国智慧”解答世界发展难题，以“中国方案”为各国平等对话、和谐共处和相互促进提供启示。由于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差异，西方国家难以感受中国理念的魅力，而优秀典籍则可以帮助异域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当代中国译者的重要任务就是：传递源语文化服务异域读者，诠释中国故事推动国际交流。

通过比较中西方语言和文化差异，探讨典籍文化负载词有效策略的选择和运用，有助于丰富国内译论建设和发展。同时，翻译伦理学对评价译本的优劣有一定操作性，对新时期中华典籍翻译原则和方法的建立有一定指导作用。此外，通过深挖典籍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语义内容，探讨如何整合和调适典籍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从而推出既受大众欢迎又兼具民族个性的文化产品，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深远意义。

二、国内外翻译伦理研究

1984年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中正式提出“翻译伦理”概念。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中的伦理问题。西班牙著名翻译学家安东尼·皮姆于1997年出版《论译者的伦理》。在此专著中，皮姆提出“文化间性”概念及五条翻译伦理，从翻译职业角度探讨译者伦理，确立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价值为基础探讨翻译活动中的伦理模式。同年，他在《翻译模因论：翻译理论中的思想传播》中阐述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1995年，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出版《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认为只有“抵抗式的翻译策略”才能抵抗翻译中的种族中心主暴力[2]。之后韦努蒂在其著作《翻译的耻辱：存异伦理初探》中提倡“存异伦理”。韦努蒂把差异性的追求从实践层面上升到了伦理精神[3]。翻译伦理研究逐渐突破传统忠实角度，走向文化交际角度。2001年《译者》杂志以“回归伦理”为主题发行特刊，发表了16篇翻译伦理研究相关论文，其中包括了切斯特曼的《圣哲罗姆誓约之倡议》。切斯特曼在文中详细阐释了5种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其中，再现伦理指不加增减或改变地再现源语文本或作者意图[1]。再现伦理回溯到了忠实译者的理想状态，研究重点在于原文和译文，原文作者和译员之间的关系。

西方翻译伦理研究高涨之际，国内才开始关注翻译伦理问题。许均提出翻译既是基于客观认识的规律总结，也是一种道德层次的要求。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翻译作品的编撰与加工，几乎都受到道德层面的约束和影响。吕俊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引入翻译学研究中，使翻译伦理学成为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内容，但他的研究却有孤掌难鸣之感。直到2005年，在译介国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才陆续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研究[5]。申迎丽与仝亚辉介绍了《译者》2001年特刊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倡导以“忠实”和“背叛”为核心的翻译伦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侯向群认为，翻译作为交际活动，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言语交际行为，在交际行为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准则规范、道德和義务的要求。所以，翻译活动既是伦理的一种表现，也需要伦理学的指导。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如王宏印、杨自俭、孙致礼、王大智等在翻译研究中均涉猎翻译伦理层面的研究。

三、再现伦理二原则下《论语》文化负载词翻译赏析

西方学者常常针对《论语》中儒家思想的内涵及其哲学意义进行深入分析、讨论，如万百安发表在《亚洲哲学》上的“孔子之道”，论点就是孔子的修养德性，却很少见到他们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审视《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大多数西方译者视中国的儒学为儒教，采取归化、挪用和改写策略处理《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即大量使用西方哲学界和宗教界耳熟能详的词语，把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思想归化在西方的神学和哲学框架里。但是，中国译者顾及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欣赏水平，倾向直译与意译有机结合，促进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作品的国际传播。从目前所查阅的资料来看，《论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对原文的误解、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忽视、文化内涵的缺失。按照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一个讲伦理的译者应该遵从真实原则和艺术原则，不仅要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还应模仿原文作者的风格和笔调，寻求译文与原文间最大程度的对等。笔者拟对理雅各、辜鸿铭和许渊冲的译本进行比较，选取典型的文化负载词作为研究对象，管窥典籍文化负载词英译。

（一）真实再现原则下《论语》中的社会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社会文化负载词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个体人性的伦理构建，蕴含中华先民对人类命运的伦理关怀，如人物命名、社会习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历史背景等。

例1.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理译：The Master said， “A transmitter and not a maker， believing in and loving the ancients， I venture to compare myself with our old Pang.”

辜译：Confucius remarked， “I transmit the old truth and do not originate any new theory. I am well acquainted and love the study of Antiquity. In this respect I may venture to compare myself with our old Worthy Pang.”

理雅各和辜鸿铭对原句中“古”的看法各不相同，理雅各认为是“古人”，辜鸿铭认为是“古代的事物或文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大概意思是说：阐述前人的学说而不是自己创作，秉持信任的态度去喜爱古代文化。理解了原文，再去比较二者译文，不难发现辜鸿铭充分理解原文语义，完美保留了原作的原汁原味。关于“老彭”，注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道家创始人老子;有人认为是老子和彭祖合二为一[7]。理雅各和辜鸿铭均处理为一人，唯一的不同是：前者为了避免产生歧义，采取了直译策略;后者为了更清晰得传达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内涵，采用了直译+文内增译的翻译方法[4]。笔者认为，在无法确定词义时，译者可以通过音译、直译+适当注释或增词等方式真实再现源语文化内涵。

（二）艺术再现原则下《论语》中的语言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论语》里随处可见音韵上具有节奏美的诗经选段、形式上具有整齐美的四字格和内容上具有意境美的意象词，这些语言文化负载词点缀于文句之间，彰显了古汉语的文采和美感，如何有效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和语言效果是每位译者面对的最大考验。

例2.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理译：Tsze-hsia asked， saying，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passage--The pretty dimples of her artful smile！ The well defined black and white of her eye！ The plain ground for the color？”

辜译：A disciple asked Confucius for the meaning of the following verse：

Her coquettish smiles，

How dimpling they are;

Her beautiful eyes，

How beaming they are;

O fairest is she

Who is simple and plain.

许译：Zi Xia asked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following verse： “Ah！ Dark on white her speaking eyes. Her cheeks with similes and dimoles glow. Colored designs are made on plain silk.” The Master said， “Colors should be put on the plain ground.”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典型的汉语四字格结构，形式整齐且韵律优美，很难找到结构和意义都对等的英语词语。许渊冲显然意识到了这点，做些许调整，巧妙变换句序，用eyes、cheeks、similes和dimoles来引出押韵[S][8]。此外，他充分理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隐含意，用speaking和glow令读者体会一笑动人心、一盼摄人魂的感觉。理雅各以散文译诗，做到了形似、达意。辜鸿铭运用ababcd韵律以诗译诗，前两句的韵脚更是运用了交叉韵，原诗的形意张力在译诗中得到了再现。相较而言，许渊冲和辜鸿铭的译文更胜一筹，既准确诠释了诗经精炼浓缩的语言精髓，又完美再现了古汉语诗歌的音乐性，还体现了一定的艺术性。

四、结语

本文从切斯特曼再现伦理模式角度赏析理雅各、辜鴻铭和许渊冲在《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理雅各采取“以耶释儒”文化翻译策略，将孔子的儒家学说基督教化，使《论语》成为传教士渗透西方文化的“他者”，为基督教的教学和传播开辟道路[6];辜鸿铭运用音译、省译直译+适当注释或增词、意译、换译等方式，尝试再现文化负载词中蕴含的民族信仰、习俗、审美、价值观等;许渊冲在准确传达文本意思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译本的功能与作用，力求在美学层面再现“音美”“形美”和“意美”。研究发现，虽然3位译者的部分译文有待改进，但总体上都较忠实地向异域读者传达了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精髓，彰显了一个翻译家该有的职业素养。当然，囿于文章篇幅和笔者能力，本文的研究还不够成熟。不过，笔者今后还会在这一领域内，做一个更加深入和长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Chesterman， Andrew.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J]. 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01（2）.

[2]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Newyork： Routledge， 1995.

[3]陈金金.切斯特曼五大翻译伦理模式的补充与改进[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4]戴静.《论语》中文化词汇翻译策略对比研究——以辜鸿铭、刘殿爵、威利和许渊冲《论语》英译本为例[J].济宁学院学报，2015（6）.

[5]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09（3）.

[6]儒风.《论语》的文化翻译策略研究[J].中国翻译，2008（5）.

[7]王东波.《论语》英译比较研究——以理雅各译本与辜鸿铭译本为案例[D].济南：山东大学，2008.

[8]吴建美.翻译美学视角下许渊冲《论语》英译本评析[D].无锡：江南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