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旻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蔓延带来了一系列的恐慌。许多人把此病称之为新一代SARS。口罩高价售卖、全国货架一抢而空。新闻媒体以及网络上的段子手更是活跃在信息最前沿。随着时间的推移，假消息层出不穷。网络上的言论中也不乏许多带有恶意、攻击性的谩骂，针对的都是这次病毒传播发源地一武汉的人民。

这些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其实都是可以预料到的。流行病带来的恐慌导致人们对先前重大疫情焦虑性地回顾，把对病毒的害怕转移到对地域的歧视，以及线上交流增加的惶恐都是人们面对危机的典型反应。对于人们应对危机的心理研究又叫做危机心理学（risk psychology）。对危机心理学有所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这次的疫情，减少不必要的紧张。

首先，媒体在我们对于危机的认识中起到了举重若轻的作用。在还只有传统媒体的时候，媒体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传达专家对危情的分析。然而，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大众并不能朝专家所希望的方向做出反应。尽管专家表示危机在掌控之中、或是危险并不大，民众仍然会陷入不知所措、恐慌的情绪中。

当然，对于危机产生不成比例的恐慌并不代表我们是错的。情感往往在此类应对中占了理智的上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内曼分析过人的两种思维体系。系统Ⅰ是快速反应系统，包含了直觉、本能以及情感思维。系统Ⅱ是更理性的思维。因为系统Ⅰ是更迅速的思维模式，在面对威胁时，人们下意识地会令情感优先于理智。这样的结果就是在面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时，大众往往忽略了真实可靠的数据而产生了与危险不匹配的恐慌。真实数据所反映出来新型冠状病毒的致病性以及致死率都不能在流行病领域排上前列。目前的危险性尚不及网上常常被提起的SARS。甚至，美国今年流感感染死亡人数都远超中国这次的疫情。（这并不是说大家不需要警觉提防，而是希望不要产生过度的恐慌。）然而，这些论据都被忽略，网上一片灾难来临的混乱。

在情绪控制之上，许多媒体也并不能准确地传递疫情信息。或者说，信息频繁的互动并不能使人们了解危机的情况，反而可能更加远离真相。许多非正式媒体，如自媒体、公众号、博主等，都不会对自己所发言论反复确认真实性。他们不会使用可靠数据来分析危机，而是通过文学的手段使危机变得更有画面感和冲击力。因为只有有了足够的戏剧性，这些媒体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关注度。

那画面感会给观众读者带来什么呢？回想一下欧洲難民危机时著名的小男孩尸体冲上海滩的照片。这一张照片令全球人民都聚焦到了欧洲难民的身上。而一只北极熊站在冰山上的图片更是令看到的人产生了同情、共情，以及深深地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灾难性打击。一张图片能代替一千个文字。画面感同图片一样都能让人即刻产生共鸣，感受到危机的紧迫性。媒体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大篇幅的描述以及马路上人人都戴口罩的照片使读者感受到病毒的威胁近在咫尺，人人自危。

除开媒体的影响，另一种对于新型危机的普遍反映是具体化（objectification）。在面对未知时，最简单的理解方式是把未知与已知连结。埃博拉病毒蔓延时，曾有人把它与黑死病和艾滋病作比较。用已经了解的疫病来类比，能够快速地理解病情的传播性和危险程度。这一次，2003年的非典被用来与新型冠状病毒匹配。这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带来的问题很明显。2003年的非典与现今的病毒有很大的差别。从医疗水平、监管力度、人民认知度、信息传播渠道等多个方面都能看出今天的中国能够更好地应对此次的冠状病毒。相关科学界发声也证实了此次的病毒危险性低于非典。然而用非典做比较直接地把还存在许多人大脑中的恐怖记忆唤醒了。自然，群众以一种面对大型灾难的态度来应对也在意料之中。

再进一步分析这种恐慌的应对方式可以理解网络上攻击武汉人民的言论。在别的地区的人们认为冠状病毒威害到自身时，对于病毒的恐惧就转化成了对病毒最初传播地的怨念。这种地域化疾病的行为由来已久。1918年的全球流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2019年的猪瘟被叫做非洲猪瘟。在美国，非洲被认为是艾滋病的发源地;而在非洲，美国才是艾滋病开始的地方。如今反复强调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是武汉起到安慰作用。地理上的距离带来的是心理上的安全感。仿佛攻击了武汉人就能够保证远在它市的“我”免遭传染。

其实，这些认知偏差只要了解了，就能发现这次的疫情并不可怕。只要严谨地做好防护措施，大众大可不必过度紧张。危机心理学给予了大众修正认知偏差的方法。

1在阅读新闻时，看到大篇幅描述性词句时要警惕，告诫自己这些文字只是描述个例而不是普遍现象。

2要培养自身对可靠数据的敏感度。在试图理解一个新的危机时，着重分析数据的含义而不是一味相信文字的渲染。

希望大家在共渡此次疫情难关时，能够有挑选地阅读有质量的文章，正确认识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不夸大散播虚假言论。我们不仅是与武汉人民同在，而是与所有对抗病毒的病人、工作者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