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文

平和县九峰镇北去数十里，海拔800多米之五凤山西麓，群峰逶迤，层林叠翠，自然风光秀美绮丽。发源于五凤山脉的韩江支流仙溪由东往西迂回流淌，丰沛的溪水长年滋养着一方沃土。数百年来，勤劳朴实的朱、杨、曾、黄、林、李诸姓村民在这里聚族而居，渐渐形成一个古朴而幽静的村落——秀峰乡福塘村。

福塘村在平和县西部腹地，昔称“上大峰”，何时更名“福塘”史料未见详载。其境处于闽粤边陲，系平和旧县衙通往汀州、赣南的必经之地，亦为古代商旅要驿，清时设有“大峰塘”关卡，民国时期曾为平和县维新乡治所。以“福塘”替称“上大峰”，想来离不开“有福之塘”寓意。今人又称福塘“太极村”，盖因流经福塘村的仙溪曲折西行，在山坳间冲积成“S”形地貌，将福塘村分为南北两部分，由高处俯瞰则呈太极两仪之“阴阳鱼”形状。斯地民风淳朴，教化早开、文脉绵延，迄今留有明清风貌古民居62座900余间，大都结构精致、造型美观，可谓集漳潮民居建筑风格之大成。这些古民居中，处于阴阳双鱼眼位置的两座圆形土楼——朝阳楼和聚奎楼显得尤为突出、出类拔萃。

朝阳楼

在有着“土楼王国”美誉的闽西南山区，以“南阳楼”为名的土楼着实不少。眼前所见之南阳楼，址在秀峰乡福塘村南山社，仙溪南岸。仙溪形如彩缎，自南阳楼北侧蜿蜒流淌，为福塘带来绵绵不绝的灵秀之气。“南阳”者，南太极阳鱼之眼也，是冥冥中的巧合还是筑楼者有意为之，我们不必探究。历经数百年风雨浸蚀之后，南阳楼显得老态龙钟，楼之前半部分已然坍圯，仅石砌墙脚和一矩形门框遗存，楼门上方枕着两块门簪石，门簪上头想来曾经镶有楼名匾额的，惜也已荡然无存。所幸后半部分楼体尚算完好，原貌之宏大犹可窥之。其为单元式与通廊式相结合的双环圆形土楼，楼体通高三层，其中左侧数单元仅为二层，可见原貌已然塌毁，今貌系在原址重新修建。整座土楼原有十六个单元三十二开间，外加门厅及中厅各一。楼体直径约40米，单元进深12米，内墙为青砖墙面，入户单元石柱加砖拱券门，上有门簪装饰，门簪或圆或方，圆者为木，方者为石，其上多雕有“卍”字图案。楼内未设内台明，楼埕为卵石地面，边沿设一排水沟，埕中水井一口，井沿由两块半圆弧状花岗石拼成，井水不深，水质清冽。楼内每两个开间共一单元，前落为门厅，后落一层隔成两半，前为正厅，后为两间厢房，边侧有楼梯通往二、三层，二层靠窗一侧有连廊互通。前后两落之间为一梯形小天井，边长不足2米；天井边为敞开式灶间，兼作通道，整体空间稍显狭窄。令人意外的是，其中一间久无人居的单元正厅曾经以旧版英文报纸糊墙，惜因时日久远，报纸大都已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僻壤之境，能得英文报纸糊墙，至少说明其主人曾经漂洋过海闯世界，是见过世面的人。

于走访中得知，南阳楼曾为福塘朱氏富族聚居之所。福塘村现有一千多户4000余人口，其中以朱、杨、曾诸姓居多。福塘朱氏，乃南宋理学名家朱熹后裔之紫阳派平和朱濂支系，大抵在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先祖为避战祸自苏洋田心徙居上大峰。因择居之处地势低平，常年受仙溪水涝之害，时有朱熹第十八世孙朱宜伯联合杨、曾两姓族人，在其舅父、永定风水师“钟半仙”指点下，将流经此地的仙溪由直改曲，形成“S”形，并引导村民在两岸临溪筑屋居住、修筑码头商铺，渐渐形成“太极图”格局。以后之楼宇建筑，大都遵循太极仪理而建，盖取“依太极图形，取不败之意”也。坊间流传着“有大峰富，无大峰厝”的说法，其楼宇房屋，无不以石为基，以砖为墙，结构紧密，布局合理，飞檐斗拱，精雕细琢，可谓汇聚漳、潮建筑之精华，迄今仍有62处近900间明清传统建筑遺存，成为难得一觅的闽南传统建筑博物馆。

据当地朱氏族谱记载，朱宜伯，字道，县乡宾义士，系朱熹第十八世孙，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享年七十一岁。朱公宜伯乃秀才出身，谙知天文地理，却无心考取功名，一生热衷商贾之道，以经营烟草、茶叶致富后，热心家乡公益，倾情回报梓里，谱载“他一生绸缪图帷，无所不止，为人敦厚笃实，处己俭而待人厚，治于家而伦序正，施于乡则睦恤周，年弥高而德愈昭，颂其德则抑其名”。在改造上大峰之地形格局之余，朱宜伯大约于乾隆初年发起建造规模浩大之南阳楼，使其成为朱氏后世安居乐业之所，于族于家，功莫大焉。

福塘虽地处偏远山区，但在一个时期内亦曾繁华过、热闹过。彼地山多田少，人们耕作之余，祖辈均有人沿着仙溪顺流而下，经韩江而奔赴潮汕等地从事商贸，甚至由汕头港搭船“过番”下南洋谋生，尔后衣锦还乡，或肇基祖业，或修桥造路，完善了福塘的基础设施，也带动了一方经贸发展；更可贵的是，福塘朱氏虽山居避世，却秉承朱子儒家遗风，重视文化教育。朱宜伯于康熙、雍正年间即亲手创办“桂岩书院”，延聘名师为邻里育才，并“置下县城（今九峰）南、北门洋租谷四十余石良亩，为子孙进中者赆省、京费之资；又置书田二百余石，作为子孙文武进泮者膏火之费，以鼓励子孙进取前程”（语见《平和朱氏族谱》），为教育子孙不遗余力；其后世秉承先祖遗风又创办“文峰斋”等书馆，免费招募本地及邻乡子弟入学，可谓崇文敬儒、文风鼎盛，尤其以朱仰修为首的举人、秀才在文峰斋成立“八士会诗社”，在偏远的山村独树一帜。此外，近代更有通晓音律之士，在南阳楼旁的“茂桂圆”内设有“八音班”，抗日时期又成立了“福塘醒民潮剧团”，通过以戏剧形式宣传抗日的同时，也为山乡小村落注入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鼎盛的文风，为偏居一隅的福塘朱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贤才，今之福塘朱氏，亦不乏能人志士，他们走出福塘，在广阔天地里舒展才华，在仕、农、工、商各界成就了许许多多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有福之塘”的最好诠释。

今之南阳楼虽已半圯而难复往昔容颜，但大门随近散落之石制构件、各种石碾器具，以及周边茂桂园、观澜轩、寿山耸秀楼等民居楼宇，无不透着浓浓的历史人文底蕴；村里村外无处不在的太极八卦元素，更于平凡之中散发着诸多神秘的传奇色彩，令人心向往之，盘桓其间不忍离去。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福塘采访时，曾经穿过南阳楼西则一条狭长的巷道，巷道石径宽不盈尺，石径边是一条数尺深的排水沟。因巷道狭窄，仅容一人通行，好在排水沟旁每隔数步均铺设有一块可容单脚踏足的石块，若穿巷时恰逢对面来人，则单足踏上石块借力倾身，即可轻松礼让来人先行，此石俗称“让路石”，亦被前往观光的游人称为“礼让石”，如此浑然天成的巧妙设计，何尝不是朱子儒家遗风的一种传承呢。

聚奎楼

聚奎楼位于仙溪北岸之福塘村塘背科。以“太极图”观之，所在为北太极阴鱼之鱼眼，与处于南太极阳鱼鱼眼位置的“朝阳楼”隔溪相望，显得更加气象端严。其为双环单元式圆形土楼，内环单层，外环三层，平面8个单元24开间，外加门厅和中厅各一间。楼体直径约41米，大门朝西而开，为花岗岩方框套拱券门，内门框宽约1.5米，高2.5米。其上两个方形门簪分别篆刻有“合社”“平安”字样；门楣处嵌有一石雕阴额，上书楼名“聚奎楼”；两侧方框錾一副楼名嵌字联：“聚族于斯和气一团安乐土/奎星所照灵光万古萃高楼”。楼名取“五星聚奎”之意，五星聚奎為古代干支历法的开端，是为祥瑞之兆。

聚奎楼内环为青砖墙面，单元含墙进深约12.9米，以门厅和中厅为界分左右两部分，各设四个单元拱券门，门侧有窗，石砌窗框錾有窗联，与他邑土楼相比风格殊异。左右两部分装修风格又有不同，右侧相对简陋，左侧则精致得多。选择左侧中间一单元推门而入，却见里边三开间共用一个天井，显得开阔敞亮；上厅左边有侧门与相邻单元互通，两个单元共六开间形成一个整体，显见大户人家之气派。每个单元上厅后侧有一副斜梯通往二、三层，楼上每层各有1个楼梯间2间卧房，两单元合共2个楼梯间4间卧房。房外有连廊互通，靠窗一侧为木屏隔墙，木屏上半部分为镂空栅格，使得廊道采光良好；栅格边缘镶有镂空雕花，雕工精细，构图巧妙。概括而言，聚奎楼左侧四个单元中，居中两单元各层均连接贯通，两端单元则互为独立，这又是闽西南土楼中绝无仅有之结构格局。

由楼上循梯而下，回到一楼正厅。这是一间敞开式厅堂，正面屏风及两侧墙面均挂满相框，中间所挂为杨友政、邓吉夫妇标准像。可见杨友政夫妇即是聚奎楼肇建者。

能以一己之力修筑如此气派之聚奎楼，此杨友政又是何方神圣呢？

阅其生平介绍可知，杨友政（1882-1959）乃福塘杨氏农家子弟，其幼年失恃，父亲体弱多病而家道贫寒，于16岁即随舅父过番至泰京（即泰国曼谷）“叹吃”（讨生活），从月挣3铢泰币做起，至29岁创办福安堂药行，年近四旬方娶大埔客家女邓吉为妻。20世纪20年代末，时逢乱世，战火频仍，杨友政虽身在异国，仍牵挂家人安危，遂耗费巨资，由发妻邓吉孤身归国返乡修筑规模浩大之聚奎楼，至1936年聚奎楼落成（匾额题款“民国丙子年春月”，丙子年即1936年），前后历时六载，邓吉以弱女子之躯，三次自泰国长途跋涉返乡，不畏艰险，呕心沥血。聚奎楼建成以后，左侧4单元供杨友政家人自住，右侧4单元作为叔伯近亲安居之所。杨友政逝后，邓吉亦曾于20世纪60年代返乡在聚奎楼小住。

据当地杨氏后人提供的资料记载，聚奎楼由具有丰富修楼经验的永定师傅承建，其木屏雕刻则由大埔和村的邓耀金师傅和白土村的林大寿师傅制作。楼体依太极八卦图而造，左右合共8单元，暗合阴阳两仪、四象八卦之构图。精工出细活，整座土楼既保留了闽西南传统土楼的特点与风格，又结合了当时农村单屋结构的特点，特别是三开间共一个天井的“大厝起”格局，使楼内采光充足、通风透气，这是其他土楼无法比拟的。此外，楼名及楼联均由清末民初闽南书法名家黄惠（系著名画家周碧初岳父）撰写并亲笔书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神效。笔力雄健的书法配上对仗工整的联句，再加上楼内窗户“瞻高邀明月/望远看奇花”“仰观对月饮/俯察思禄永”“清风徐来好/明月桂花香”“夕阳红半楼/远水碧千里”等佳联妙对互为映衬，为聚奎楼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内涵，也体现了杨友政夫妇对文化的敬仰与重视。

事业有成的杨友政夫妇毕生勤俭节约，虽富裕而不奢侈，“每月只用十铢泰币理发”，却心系梓里，热心公益与慈善事业，在为家乡修桥铺路之余，又于1941年寄资5000大洋创办了“维新乡中心小学”（今天的福塘小学前身）。其世代佃农，祖上未曾启蒙识字，杨友政夫妇更一生饱受不识字没文化之苦，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深知唯有知识才能彻底改变命运，唯有文化方能推动事业发展。杨友政和邓吉育有七子五女，均学有所成，成为人中龙凤。长子杨锦忠在杨友政逝后将福安堂发展壮大，并最早促成北京同仁堂、漳州片仔癀等著名中成药进入泰国及东南亚市场，对推动发展中泰贸易作出重要贡献，在商业界、药业界、卫生界及众多侨团中知名度很高，是泰国华社久享盛誉的侨领，被誉为泰国中医药界泰斗（1994年版《平和县志》录有其事略）。二女儿杨志玲，于大哥杨锦忠去世后肩负家族重担，曾陪同泰国卫生部部长访问北京同仁堂，促使泰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医药合法化。在其主导下，福安堂和北京同仁堂合资创办了“北京同仁堂（泰国）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开辟了泰国中医药发展的新天地。此外，杨友政其余子女在各行各业亦有不同建树。

聚奎楼落成至今，堪堪八十余载春秋。与日渐衰败坍圮之朝阳楼不同的是，聚奎楼仍有人居住而整体保存完好，个别较破旧单元也在近年被重新修缮加固。尤其正对大门的中厅被整葺成敞开式堂屋，其内布有“福塘太极村杨氏家风家训馆”，墙上分别挂着“杨氏家训”“杨氏荣辱观”“杨氏贤才榜”等展板，展示着杨氏家族勤俭淳朴、与人为善的良好家风。正堂墙上挂的“贤才榜”，所列正是从聚奎楼走出的数十位杨氏贤才，他们有海外侨领、名商巨贾，更有政界、学界杰出人士，有的扎根基层、默默奉献，有的身居中央级媒体重要岗位。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位，都传承着聚奎楼的良好家风。在家风家训馆彰其成就以昭后世，正是“五星聚奎”的真实写照。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以朝阳楼、聚奎楼为代表的诸多民居建筑是福塘村一段历史时期的缩影，见证了闽南小山村曾经拥有过的富庶与安逸。而周边日渐增多的现代楼房建筑则是福塘今时发展的写照，与土楼、砖瓦房等传统民居互为映衬，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相融。毋庸置疑，福塘因地处偏远曾经是静谧的、安逸的，但却绝不闭塞、绝不落后，盖因福塘人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他们敢闯敢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紧跟时代的步伐，使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也验证了“有福之塘”的名副其实。当福塘村被有心人称为“太极村”之后，其巧夺天工的建筑特色、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淳朴民风渐为外人所知，这一方曾经静谧的所在也便迎来了日渐增多的陌生身影，他们在土楼屋舍间盘桓，在石阶巷道漫步，在仙溪边伫足，品读着独特的闽南原乡情调，让浮躁的心在这一刻归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