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一、引言

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其高度的环境依赖性特征决定了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促进又互相约束的对立统一关系[1]。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部地区应坚持绿色发展，强化环境建设和治理，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生态环境系统具有稳定性弱且恢复周期长等特点，旅游业的过度开发可能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降低旅游地吸引力，造成旅游经济效益的直接下降。研究中部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有关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2-3]、旅游地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4]、旅游业可持续发展[5-6]、生态旅游[7]、旅游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作用机制[8]等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态足迹理论开始应用于旅游研究之中，这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创新[9]。Ozturk以生态足迹为环境指标，检验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10]。国内学者方叶林等对中国大陆31个省域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两者为中度耦合协调类型的结论[11]。张广海等以中国沿海区域为例，发现两者之间尚处于拮抗期[12]。也有学者将区域经济、城镇化等分别与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相结合，分析三者的耦合关系。熊鹰[13]、晋艺波[14]、周成[15]等分别以张家界市、武威市及长江经济带为案例地，对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展开研究。邓椿[16]、胡振鹏[17]、高扬[18]等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山西省、鄱阳湖地区、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从定量研究的指标选取来看，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指标选取存在缺乏层次性和结构性等不足。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将旅游产业分解为效益和规模两大维度，而生态环境系统遵循PSR模型，从压力、状态及响应三个角度展开，以使评价指标体系更加科学。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文献多侧重于对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研究，鲜有学者分析影响协调水平的因素。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以单个城市和省区为主，跨区域研究较少，鲜有学者以中部地区为例进行相关研究。

本文以中部地区为例，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中部六省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水平、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类型演化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因素，便于为中部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从而更好地推动中部地区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区域概况

中部地区是指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六个省份，总面积约102.8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约10.7%的土地，承载全国约26.51%的人口，创造全国约21.69%的生产总值。在旅游业方面，优质的旅游资源，便利的旅游交通设施，加之外部政策条件的支持，使得中部地区拥有发展旅游业的优质条件。近年来，中部地区国内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旅游业综合效益不断提升。截至2017年，中部地区实现旅游总收入3.74×104亿元，旅游总人次为3.74×105万人，旅游业已成为中部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渐突显。而旅游业的环境依赖性特征，也决定了这些环境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会对旅游交通产生影响，使旅游者在空间转移中受阻，降低旅游者的出游体验效果。因此，对中部地区各省市间的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对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遵循系统性、代表性、科学性、可比性等原则，首先对旅游产业的内涵意义进行理论分析，并在参考相关文献[15,18-20]的基础上，将旅游产业系统分解为效益和规模两大维度。生态环境系统主要遵循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从压力、状态和响应三个维度来进行指标选取。利用中国知网（CNKI）对有关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近40多篇文献所选用的评价指标进行频度统计，从中选取在各维度中学者们使用频次较高的指标。最后，征询专家学者的意见，兼具数据可获取性原则，剔除掉部分不恰当的指标，从而构建了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本文所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部地区六个省份的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于各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将其补充完整。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为减少主观赋权法造成的误差，结合时朋飞、郭向阳等学者的研究[21-22]，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以确定指标权重，其主要步骤如下：

（1）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计算第m个年份下指标j的比重：

（3）计算指标j的熵值：

（4）计算指标j的差异度：

（5）确定指标权重：

式中，xij表示第i个年份下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x'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xmax和xmin分别表示指标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中m表示年份数，n为指标数。

2.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是指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而促使系统协调起来的现象[23]。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23-24]，本文构建了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其主要步骤如下;

（1）计算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2）计算系统耦合度：

（3）计算耦合协调度：

式中，P1和P2分别表示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T为两大系统的发展度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本文认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等重要，故取α=β=0.5。

本文采用由廖重斌提出且受到学者们普遍认可的耦合协调度“十等级”评价分类标准[25]（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四、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一）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分析

图1表明，中部六省旅游产业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整体发展指数从2005年的0.1左右提升到2017年的0.55左右。从各省来看，六省之间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其中，安徽省发展速度最为突出，至2017年其发展指数达到0.72，成为中部六省中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这与“十三五”期间安徽省实施旅游强省“五个一批”建设工程，积极构建全域旅游格局的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也得益于黄山、九华山等一系列高品质旅游景点的积极带动作用。江西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一直较低，2014年之前均不足0.3，近几年来，由于国内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发展速度得以快速提升，至2017年已达到0.5左右。湖南、湖北、河南三个省份均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相比之下，山西省由于国外旅游市场规模较小且旅游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发展速度较为迟缓，与其他省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图1 中部地区2005-2017年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研究期内，中部六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持续改善，相较于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演化曲线而言，其演化曲线相对和缓，整体发展指数从2005年的0.28提升到2017年的0.53。具体来看，江西省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水平最为显著，研究期内，一直保持领先水平。这主要与其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较小，生态环境状态一直保持良好密切相关。湖南、湖北两省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波动区间较为接近，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分别从2005年的0.33和0.34增长到2017年的0.57和0.56。安徽省生态环境发展指数总体在波动上升，但2017年开始下降，这与其环境污染和工业污染投资额度减少有关。山西省由于早年片面追求煤炭效益，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治理和监管力度的加强，生态环境指数在缓慢上升，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相比而言，河南省生态环境发展指数长期处于最低水平，这与其生态退化且环境治理能力较低直接相关。

（二）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分析

为更好地进行阶段性对比分析，本文分别选取2005年、2009年、2013年和2017年耦合协调度的横截面数据，并根据表2的分类标准，对中部六省耦合协调度的等级类型进行划分。

从数值上看，中部六省在2005年、2009年、2013年和2017年4个年份上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2017年平均值最高为0.52。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提升速度较为缓慢，目前的耦合协调水平仍然较低。从耦合协调类型的变化趋势来看，大致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即中度失调（2005年）—轻度失调（2009年）—濒临失调（2013年）—勉强协调（2017年）。从各省的差异来看，安徽省提升速度最为显著，2005年其协调指数仅为0.25，到2017年已增长至0.55，成为了六省中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的省份。安徽省旅游资源丰富且品质高，近年来通过有效限制旅游地环境容量，积极实施《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等保护政策和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强，使得旅游业得以在较好的环境中实现快速增长。湖南和湖北两省一直保持着稳步提升的趋势，分别都从轻度失调实现了基本协调。山西省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2005年的0.24增长到2017年的0.47，至2017年仍处于濒临失调的阶段。山西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工矿区生态衰退、土地荒漠化加剧和大气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且环境问题具有恢复周期长且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导致山西省旅游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依然较低。这就要求山西省应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加快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江西省旅游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生态环境状态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近两年来得益于国内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旅游业增长态势明显，在2017年也实现了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勉强协调。

（三）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类型演化分析

借鉴学者对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系耦合协调度类型的划分，将其分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基本同步型和旅游产业滞后型三大类型[24]。同样选取2005年、2009年、2013年和2017年四个年份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表3）。

从表3可知，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发展趋势较为接近，在初期两省旅游业发展乏力，为旅游产业滞后型；后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而转变为了同步发展型。江西省因旅游业发展速度缓慢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相对较高，一直属于旅游产业滞后型。安徽省前期旅游业发展滞后，后随着旅游业发展规模的扩大，两者基本实现了同步发展；在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增强，生态环境开始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虽在三个阶段实现了同步发展，但其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数年均值分别仅为0.38和0.3，说明这种同步发展的水平较低。山西省在前期为旅游产业滞后型，2017年转变为了同步发展型，但其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分别仅为0.45和0.43，也说明这种同步发展是低水平的。

五、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

为了进一步探究影响中部六省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基于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23,25-27]，综合考虑中部六省的实际情况，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和共线性问题，本文共选取了5个指标，测度其对中部六省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作用特征。具体指标选取如下：

居民收入水平（x1）：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旅游消费水平增长的根本动力。同时，人口富裕程度也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收入水平越高的阶层对生态环境影响力度越大[28]。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征；产业结构水平（x2）：产业结构既是衡量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也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采用旅游产业区位熵来表征，具体计算公式见文献[29]，其中研究区域分别为各省和中部六省；投资强度（x3）：投资能力反映了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是推动其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采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表征；区域创新能力（x4）：区域创新能力是当地科学技术水平的直接体现，对于推动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提升当地的环境质量水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采用地区专利授权数表征。对外开放程度（x5）：对外开放程度代表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水平和理念[26]。对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可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采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来表征。

表3 中部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发展阶段

表4 中部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类型

（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在回归分析前，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为保证检验的有效性，同时采用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表5）。结果表明：所有选取变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单位根，进而对变量进行差分运算，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可见，序列具有平稳性。参考相关文献[23,30]，同时采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方法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表6）。结果显示：两种检验方法均在了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据此可以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面板数据的线性回归模型主要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为确定具体的模型形式，对数据进行 Hausman检验（表7）。结果表明：Hausman检验拒绝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无区别的原假设，因此本文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

表5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表6 面板数据协整性检验

表7 面板数据的豪斯曼检验

由表8的回归结果可知：（1）居民收入水平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空间差异越小，其耦合协调度越高。经济条件是产生旅游动机和行为的基础条件之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刺激着出游需求的增长，这直接影响着旅游产业收入的增加。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推动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增强居民的生态环保理念。日益增长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已成为推动中部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2）产业结构水平对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旅游产业集群度越高，反映其劳动力和资本也就越集中，专业化程度随之提高。这不仅可以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增强旅游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旅游资源的统一规划和整体开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资源环境消耗。提高旅游产业集群度也是促进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中部地区未来应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旅游业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3）投资强度和区域创新能力都为显著的负向关系。这一方面说明虽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是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了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增加，使中部地区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区域创新水平对中部地区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并不明显。因此，中部地区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现象，把工作重心从关注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转变为关注投资质量和效益上来。同时，政府投资应向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具体的生产力，切实推动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4）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程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影响系数远大于其它指标。表明，中部地区随着投资环境和市场运行环境的日益完善，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而这些外商投资在扩大旅游市场规模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质量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未来中部地区应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力度，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表8 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5—2017年中部六省的数据样本为例，分别构建了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了中部六省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一）从综合水平来看，中部六省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水平均呈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各省之间发展差异明显。旅游产业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平均值排序为：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山西＞江西；生态环境系统为：江西＞湖南＞湖北＞山西＞安徽＞河南。

（二）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提升速度较为缓慢，目前的耦合协调水平仍然较低。从耦合协调类型的变化趋势来看，中部六省大致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即中度失调（2005年）—轻度失调（2009年）—濒临失调（2013年）—勉强协调（2017年），但整体耦合协调水平仍较低。

（三）从耦合协调度类型的演化来看，截至2017年，湖南、湖北、河南和山西省为基本同步型，江西省为旅游产业滞后型，安徽省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和山西省虽为同步发展型，但两省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指数均不高，说明这种同步发展是低水平的。

（四）从影响因素来看，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而投资强度和区域创新能力呈显著的负向影响。

鉴于以上结论，本文对中部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一）对于生态环境滞后型区域，如：安徽省，应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和保护力度，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发挥旅游产业的积极带动作用，不断优化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二）对于旅游产业滞后型区域，如：江西省，应在维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旅游市场规模。（三）加强区域间的联系、分工和协作，构建跨区域环境污染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打造共同的环境污染监测信息平台。推动区域间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缩小旅游者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旅游者的流动。（四）发挥影响因素的积极带动作用。首先应继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其次，也应关注投资强度增加在促进旅游规模扩大的同时所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并努力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具体的生产力，增强创新驱动能力，切实推动中部六省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本文所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全面反映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发展状况。且由于指标选取的不同，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有关影响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因素以及各种影响因素是如何引起协调度变化的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