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4）

在我国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背景下，各地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进而培育全局性的文化产业既是实现国民经济与民族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文化资源资本化的主要内容。关于文化资源资本化，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文化经济、文化产业、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转型、区域社会事业系统协同发展等角度来论证文化资源向资本转化[1-21]。其中，包括本研究可参考借鉴的分析工具。文化资源资本化进程的深层是区域经济—教育—文化协同发展，主要基于文化资源资本化的外在表现是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使文化产业发育成为区域的支柱性产业；直接目的是推动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影响力提升；而发展文化产业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传承文化使其成为区域文化软实力的过程，离不开文化类专业人才的参与，更要依靠这些人才对文化资源的各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活动。所以，区域经济—教育—文化协同发展将成为文化资源资本化的重要途径。但是，文化产业从“制造”向“智造”转型，并不等同于传统的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转化，这是由于传统制造业是以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为主要载体，主要反映在工业领域，而文化产业并不等同于文化工业，这也是国外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的共识，文化资源所形成的商品并不适宜标准化生产，这种生产将不利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因此，文化产业从“制造”向“智造”转型，更应从参与者的能力入手，即以区域的经济—教育—文化协同发展的角度，通过参与者能力的提高，来推动文化资源向资本转化。

当前作为文化资源资本化的重要反映，广西的文化产业并未发展成为区域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部分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面临着危机，适应文化创新与创造性发展要求的人才总量有限，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广西的文化资源资本化进程，同时也从定性角度反映出广西的经济—教育—文化发展不协调，难以服务文化资源资本化。因此，怎样提升广西区域经济—教育—文化发展协同水平，通过提升人才的能力实现由“制造”向“智造”转型、进而促进文化资源资本化成为亟待探究的重要问题。该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广西区域经济—教育—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什么？二是文化资源资本化由“制造”向“智造”的转型，对人的能力有什么样的具体要求？

一、理论框架与测算模型

（一）理论框架

协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来自德国学者赫尔曼·哈肯（H.Hakken）于1969年提出的协同理论。这一理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哈肯认为，序参量是协同的关键因素，它是由子系统之间的协作产生，是子系统内部以及宏观系统各要素之间合作效应的表征与度量，当系统是无序时，序参量趋近于0，反之，序参量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高[22]。该理论源自哈肯对激光的研究，后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问题研究领域，近年来，关于协同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其中，身为物理学家的协同理论创始人哈肯也认为协同包含着竞争与合作，这是协同学及其相关理论能够应用于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在经济活动领域，个体商贩之间在商品产销上的市场竞争会逐渐形成某一同类商店的集聚（比如，伦敦的贝克街）；在西方社会，法律成为夫妇为孩子取名的序参量，它支配着夫妇们为孩子取名的行为等[23]。此外，Strand采用单参数的不确定性和概率熵的方法，结合三螺旋关系分析挪威国家创新系统中技术、组织机构和地理环境等要素的协同作用[24]；Guzman运用动态效益成本分析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方法，分析西班牙马德里的交通运输政策的协同效应[25]；李琳等运用哈肯模型分析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序参量从1992—2001年间的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2002—2011年的区域经济联系和区域产业分工[26]；路正南等运用灰关联熵模型测算我国的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有序度[27]。

（二）测算模型

本研究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样本区域的经济—教育—文化发展协同度进行测算。该模型是由孟庆松和韩文秀在2000年提出，其依据是协同学中的役使原理[28]。这一模型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于教育、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可应用于衡量单个系统内部诸多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例如，路献琴等对山西省的“人才·产业·资源”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29]，刘英基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高端化”产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30]。以上学者的研究均是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进行测算，所得结论较为客观。本研究将样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教育发展构成的复合系统定义为经济—教育—文化系统，记作SE-E-C系统（The system ofEconomy-Education-Culture）。根据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原理，不同子系统的有序度将采用几何平均法与线性加权和法进行集成。从理论上说，这个复合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实现的。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传承、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实现区域脱贫等多项事业都离不开人才的参与，而人才的形成离不开教育活动。因此，通过人才推动贫困地区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战略进程深层联系是在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引入教育力量，形成区域经济—教育—文化协同发展的态势。

如前所述，本研究将SE-E-C系统分解为经济、教育和文化等三个子系统。分别记为i=1，2，3。设每个子系统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序参量ei=（ei1,ei2,ei3,…,eim）其中，m≥2，φij≤eij≤φij，ei1,ei2,ei3,…,eim是描述复合系统SE-E-C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水平的指标群。φij和φij分别代表第i个子系统的第j个参量的下限值与上限值。假设，第i个子系统的前k个指标ei1,ei2,ei3,…,eik的取值越大，SE-E-C系统中相应子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反之，其值越小，相应子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进一步假定其余m-k个指标的取值越大，相应子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反之，指标的取值越小，相应子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由此，定义复合系统SE-E-C的模型中子系统i的序参量分量的有序度函数表达式为（1）式。

在（1）式中，μi（eik）∈［0,1］并且μi（eik）的取值越大，序参量eik对子系统i的有序性贡献越大。系统SE-E-C的有序度不仅由各序参量数值的大小决定，而且还取决于序参量之间的组合形式。根据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原理，不同子系统的有序度将采用几何平均法与线性加权和法进行集成。在此基础上，对于给定的初始时刻T0，其各个子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为，i=1，2，3，则复合系统SE-E-C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第T（t）时刻，各个子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为，i=1，2，3，此时，复合系统SE-E-C的协同度的运算表达式为（2）式。

在（2）式中，cm（SE-E-C），cm取值越大，复合系统SE-E-C的协同发展程度越高，反之越低，并且该系统协同发展应综合考虑所有子系统的状况，只要，i=1，2，3至少有一个不成立时，表明复合系统SE-E-C中至少有一个子系统是朝着无序的方向演化，在此情况下，复合系统SE-E-C在T0到Tt时刻处于不协同的发展状态。同时，还应注意当复合系统SE-E-C的三个子系统中，当某个子系统有序度较高，但是另一个子系统有序度较低或逐年下降时，复合系统SEE-C的整体协同度也不高。在运算结果上表现为cm（SE-E-C）∈［1,0］。

二、测算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

在协同理论中，序参量（order Parameter）是决定系统协同程度的关键要素，它是能够反映系统宏观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往往是由单个系统或系统内某一部分的诸多要素协作产生，并反过来支配系统运行[31]。根据这一基本特征，通过观察年鉴的各项数据指标，本研究将影响经济—教育—文化复合系统发展的序参量确定为以下指标群（见表1）。

表1 广西样本经济—教育—文化复合系统SE-E-C的子系统序参量指标

在《广西统计年鉴》中，确定以下数据为测算广西经济—教育—文化发展协同水平的主要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广西2004—2016年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指标原始数据

广西2004—2016年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指标原始数据如表2所示，本研究以2004年为基准年，对2005—2016年广西的经济、教育与文化发展面板数据进行复合系统协同度测算。

（二）测算结果

将广西样本的原始数据代入（1）式，得出广西样本的经济—教育—文化各子系统的序参量有序度（见表3）。在此，将样本数据中各项指标的最小值作为测算协同度的下限值φij，将最大值作为上限值φij。

表3 广西复合系统中各子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

如表3所示，2016年，广西样本的GDP（X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5）、高等学校数（Y1）等指标的有序度均为0，处于相对无序状态。这些指标较之2013年，有序度均有所下降。将表3中的子系统序参量有序度的测算结果代入（2）式和（3）式，得出广西样本的经济—教育—文化各子系统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见表4）。

如表4所示，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2005—2016年，广西样本的经济—教育—文化复合系统中，教育子系统的无序度较为严重，自2010年起至2014年，连续五年为0；文化子系统有三个年份处于无序状态，分别是2007年、2014年和2016年；经济子系统的无序度相对较轻，只在2014年出现无序状态。但是，从整体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来看，广西样本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处于负向协同，即表明相对于2005年这一给定时刻T0，协同度逐渐下降。只有在2013年出现轻度的正向协同，即协同度相对于2005年有所上升。这种协同度发展演化趋势参见图1。

如图1所示，仅就三个子系统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教育子系统的无序度较高，而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子系统的有序度在2010年至2011年表现出相对同步的下降。

图1 广西2006—2016年经济—教育—文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有序度变化趋势

如图2所示，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广西样本2006—2016年的经济—教育—文化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处于下降状态。只在2013年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协同，其余年份的协同度均小于0。根据复合系统协同度分析模型的解释，广西样本在2006—2016年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演化趋势表明除2013年外，其余年份中，三个子系统的内部发展协同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在数据指标上反映为θ=-1，只要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协同度出现下滑，都将使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呈现出负值。

图2 广西2006—2016年经济—教育—文化复合系统协同度演化趋势

（三）结果与现实的对照分析

由测算结果可知，从指标层面来看，广西样本的经济—教育—文化复合系统发展整体协同程度较低。从局部而言，自2010年以来，广西样本的教育子系统的发展对系统整体协同发展的贡献较低，数据值为0.000，这就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子系统的发展未能促进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协同发展，也就是在文化资源资本化进程中，教育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

1.文化类相关的人才基础薄弱

文化类相关专业的学生数量有限，进一步表明文化资源资本化的主要参与者群体规模不足（见表5和表6），文化类相关的人才基础薄弱。

表5 2011—2015年职业教育体系中文化类相关专业（部分）在校生数 单位：人

表6 2011—2016年广西本科层次文化类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在校生数 单位：人

如表5所示，以职业教育体系为例，在《广西统计年鉴》中，明确对高职高专的学生按照专业大类进行统计始于2011年，因此，表5收集的数据是从2011年至2015年的文化类相关专业的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数。按照年鉴对专业的分类，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专业集中在高职高专层次中的旅游服务与文化教育大类，中职层次的旅游服务、文化艺术、体育健身和教育类。由表5数据就可知，2011年至2015年，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文化类相关专业的在校学生数变动幅度较大。2012年高职高专层次的文化类相关专业在校生数较之2011年有所下降，减少了5302人；直至2014年，高职高专层次的文化类相关专业在校生数才超过了2011年，增加了2408人；从局部来看，在中职层次，2013年旅游服务类的在校生数较之2012年有所下降，减少了969人，而直至2014年，这一类别中的在校生数仍然低于2012年的指标（相差451人）；体育健身类专业的在校生数于2012年达到最高（1009人），自此以后，在校生数均低于1000人。

如表6所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重点建设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学、少数民族体育学等学科的任务。这些主要学科所在的门类分别是文学、法学和教育学。因在年鉴中没有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化相关学科本科在校生数量统计信息，所以，在此通过表6的数据来说明与文化发展相关的部分专业人才的基础规模。由表6可知，在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相关的文学类中，在校生数在2011—2013年呈下降趋势，且降幅较大，2013年比2012年减少了28725人，尽管2014年人数有所上升，但是仍然低于2011年的规模。

从中职、高职高专和本科等层次与文化相关的在校生数量可以看出，目前广西的文化类相关专业的人才基础相对薄弱，在校生规模难以适应文化类从业人员的规模，从指标数据来看，广西的文化类从业人员数量并不稳定（见表2），2014年的从业人员数量比2011年减少了13653人。这就进一步反映出广西的教育系统所储备的人才资源总量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区域文化资源资本化的人才需求，当前的文化类相关人才基础较为薄弱。

2.人才针对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发散能力培养水平不高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对文化发展的要求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参与文化资源资本化的劳动者群体应具备对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发散能力。发掘能力主要是指针对民族语言、技艺等文化资源的学习、识别、理解、欣赏、提取等能力，主要是将文化资源从零星分散的碎片形态整合成为具有一定形式物质载体、可纳入生产活动的资源形态的能力。发散能力主要是指将本民族文化产品对外进行传播，对内进行传承的能力，主要是将文化资源从产品向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和具有社会价值的文化符号转化，实现文化资源从商品向资本转化的能力。发掘能力是劳动者参与文化资源资本化的基础，发散能力是劳动者推动文化资源资本化的必备条件，也是发掘能力在文化生产、消费、交往、传承中的升级。同时，这种发掘—发散能力的不断积累也是文化产业由“制造”向“智造”转型的关键要素。但是，当前针对这种能力的培养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为教育培训内容受师资力量制约而难以形成全面的文化传承与传播。

以职业教育为例，虽然在职业院校内有专任教师参与民族文化相关课程（如，民族音乐、舞蹈、服装设计等）教学，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民族文化传承人群体—高等院校”联动合作的人才培养机制。从民族文化教学的专业性角度出发，现有的高校师资配置中，缺少由外部引进的民族文化传承人群体，此类群体所掌握的民族文化资源也难以进入职业院校的民族文化类专业人才培养环节。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下简称“非遗传承人”）为例，通过分析广西现有的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的地区结构发现，作为样本的9个贫困县共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5位、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30位，在35位传承人中，三江侗族自治县共拥有12位不同类别的传承人，数量最多。但是，这些“非遗传承人”群体并未进入当地和所属地级市的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担任民族文化传承专任教师。这就导致民间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校园的民族文化相脱节，不利于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培养“校内—校外”的整体性。

三、对策建议

文化资源资本化进程是对区域经济—教育—文化协同发展的反映，通过对广西的面板数据进行协同度测算发现，在广西这种文化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文化资源资本化进程不断深入的重要因素是文化类相关专业人才，而在“制造”向“智造”转型的过程中，对人才的能力要求主要是具备针对文化资源的“发掘—发散”能力。结合协同度测算结果和近年来广西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人才问题，我们建议应从扩大人才基础规模和提高人才发掘—发散能力培养水平两个方面入手，推动文化资源资本化进程的深入。

（一）调整专业设置吸引学生就读以扩大人才基础

为扩大文化类相关专业的人才基础规模，我们建议职业院校应根据政策规定（如，2015年广西出台的《关于做好2015年度职业院校新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和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在校内增设民族文化类专业。中职学校在新增专业不超过2个的原则基础上，从发展民族文化的长远角度出发，将新增专业的资源向民族文化发展领域倾斜，设置与本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类专业。高职院校应利用地处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根据新增专业不超过3～5个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区域内中职学校新设相关专业、区域内民族文化资源的保存与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基础上，设置民族文化类专业。同时，本科院校按照《关于做好2015年度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桂教高教[2015]49号）》要求，在新增专业不超过5个并且允许撤一补一的原则基础上，根据“适度超前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的精神，面向文化发展领域，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重点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学和少数民族体育等学科的目标，增设与文化发展相关的本科专业，并与区域内的职业教育体系中文化发展相关专业建立密切的衔接体系，为文化产业及文化发展相关人才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增设专业配合招生工作来吸引学生就读，从而进一步扩大民族文化类人才的基础规模。

（二）以高校为平台提高人才的文化资源发掘—发散能力培养水平

高校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要培养平台，建议以少数民族地区的本科院校为试点，建立涵盖民族文化主题的视频公开课、少数民族社区文化资源采集实践活动、少数民族文化主题的团学活动、少数民族文化推介的主题沙龙、少数民族文化相关选修课程、有助于普及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知识的特色校本课程等为主要内容的参与者意愿引导机制。以少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为试点，建立涵盖民族文化特色商品推介、民族传统手工艺的示范传习、民族文化类企业生产观摩实训、民族文化商品与服务生产实验基地、民族工艺课程为内容的参与意愿引导机制。通过激发大学生的参与兴趣，缓解其由就业压力导致的焦虑心理，强化民族文化教育的视听刺激，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较强的资源资本化参与意愿。同时，在学生群体中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开展多民族大学生的生活交流活动，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增强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

在中职系统，我们建议由中职学校面向本地区收集整理民族文化资源，聘请民族文化传承人群体作为专职或兼职教师，参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构建起基础专业—特色课程—专业师资—实训环境一体化的民族文化发展通道，以此作为民族文化发展通道的基层架构，发挥保存民族文化的作用。而在高职系统，我们认为高职院校应参考国家“非遗传承人”目录中的文化分类，拓展与民族文化相关的专业领域，在强化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民族语言文字等传统专业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现代传媒等新兴技术，根据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需求，以特色专业—课程—师资—实训环境衔接中职教育所构建的基层架构，形成中职—高职紧密衔接的民族文化发展通道，以此提高发掘—发散能力培养的系统性。在本科层次，我们建议高校与传承人群体建立长期稳定的教学培训合作机制，采用教师培训和教学参与相结合的形式，前者是选拔有意向参与文化资源资本化人才培养的年轻教师向传承人群体学习，进而将学成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应用于人才培养的教学活动；后者是学校采用灵活的人才引进政策，吸纳传承人群体直接参与文化资源资本化人才培养活动。以构建中职—高职—本科的系统性人才能力培养体系为切入点，提升人才对文化资源发掘—发散能力培养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