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慧珍 李佳

摘 要：国家责任是社会福利理论研究发展的核心议题，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国家社会福利责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转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工业社会初期个人为主的社会福利责任理念转变为强调国家社会福利责任理念;第二次重大理论转变为20世纪70年代，由国家社会福利责任向国家、社会、个人等多元社会福利责任转变。在国家社会福利责任的扩张和紧缩的不断变化中找到演进的规律，分析演进动力，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福利理论;政府责任;演进逻辑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6-0183-02

社会福利有着多元提供者，从柏拉图的社会成员整体福利思想，到《圣经》所提倡的慈爱与行善，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宗教福利思想，再到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家庭、社会组织、市场、政府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整个社会提供着或大或小的社会福利。政府作为社会福利责任的重要供给方，从社会福利政策制定到机构管理等环节的主导作用是其他部门无法替代的。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发展时期，梳理社会福利理论中政府社会福利责任演变过程意义重大。

一、社会福利理论的演进

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思想萌芽最早可追溯到15—16世纪的欧洲，西欧封建经济的解体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引起了诸如流民、贫困等社会问题。随着工业化发展浪潮，系统的社会福利理论逐步形成，社会福利理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或此消彼长或相互融合。国家和个人在社会福利理论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两个主要的福利责任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接过福利责任重担，推动着社会福利的发展。

受18世纪、19世纪工业革命影响，社会普遍认同以个人责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激进自由主义与新历史学派社会福利思想因国家干预的观点受到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陷入危机，面对社会问题的严峻考验主张强有力的政府宏观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和瑞典学派社会福利思想迅速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因强调充分的国家责任和全面的国家福利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受到各国追捧;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危机中转型，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要求增强市场调节机制，减少政府干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重建社会和谐，第三条道路等社会福利思想主张国家、个人和社会共担责任，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协调作用。

划分不同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派别，并不表示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只有主流社会福利思想这一种理论存在或发挥作用，每一次社会福利思想国家责任的转变都是当时各种社会福利思想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后，社会福利理论百花齐放，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寻找共同点，指导各国社会福利实践。

二、社会福利理论中政府责任的演进逻輯

（一）社会福利理论中政府责任演进的背景逻辑

社会福利理论中政府责任的每一次扩张和紧缩都与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环境的周期性深刻影响着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扩张的基础，反之，经济的停滞带来的一定是社会福利国家责任的削减。政府和市场的此消彼长、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带动社会福利理论逐渐抛弃极端的个人责任或国家责任，积极探索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模式。

社会公平、人口状况和道德选择所形成的社会合力在影响社会福利理论的过程中有着自身的逻辑，它们三者对社会福利思想发展的影响从来不是单独的。私有制和“理性王国”带来的贫富差距使社会民主主义者蒂特马斯主张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和普遍福利来解决社会不公平，以国家福利制度弥补市场不足，最大限度弱化社会问题成因，促进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公平与平等。而马尔萨斯对人口和财富关系的论述①告诉我们贫困必然存在，盲目地追求公平只会造成富人的权力感，穷人的依赖感。个人社会福利责任地履行可以增加全社会地总体福利，减少懒人依赖，维护勤勉谨慎者地福利;国家社会福利责任通过社会再分配减少起点和过程不平等的现象，在尽可能做到结果公平，使弱者也能享受到社会发展成果。尤其是抚养儿童、照顾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英国激进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主张实行集体责任：老年人享受养老金制度，父母和国家对儿童负有共同责任。总结起来，社会福利理论责任的划分不能一概而论，要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兼顾效率。

（二）社会福利理论中政府责任内容的演进逻辑

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福利国家责任的项目越来越多，对象范围越来越广。从自由主义最关注的社会贫困到德国新历史学派要求加强劳动保护，建立劳资纠纷仲裁制度再到英国激进自由主义关心的儿童抚养、工人住宅、老弱病残照顾及费边社会主义强调的失业问题。20世纪，社会福利政府责任的范围已扩大到贫困、工伤、就业、失业、养老、住房、疾病、儿童照顾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国家社会福利责任的对象也经历了从贫困者到工人、老人、妇女、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再到全体社会公民的转变。“福利国家”的建成，让国家成为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第一责任人。

在国家社会福利责任的不断发展中，层次化特点逐渐显露。费边社会主义者首先将老年人、病人与成年贫困者分离，由国家为老年人和病人提供无条件社会福利制度，在对象上进行分层。新古典学派按照是否可以利用市场资源对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进行福利待遇分层。吉登斯提出“积极福利”和“社会投资国家”概念，社会福利理论开始探讨更深层次的内涵，由国家和其他各种机构共担社会福利责任，将老人和失业者看作资源而非负担，进行人力资源投资。

（三）社会福利理论中政府责任演进的动力逻辑

现代西方政党制度和社会运动与经济社会背景因素不同，一方面使政府社会福利责任顺应社会经济形势发展，有时也会使政府责任突破限制逆势而为。

政党政治作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各执政党往往顺应现实经济社会条件推动政府福利责任的变化。执政党的执政纲领随着它的上台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动该社会福利理论被人民接受，还可以通过政策实践不断丰富福利理论内涵，即使在一片批评声中也能孕育出新的福利理论。尽管竞爭与对立是政党交替的常态，却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完全改变上一届政府的主张，政策变化和政策连续在政党交替中保持着平衡。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在扩张与紧缩中来回变动，各种社会福利理论在政府责任与个人责任的摇摆中走向融合开辟新的方向。社会福利理论政府责任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政党交替执政机制不断调整的结果。一般来说，左翼政党主张高福利性的政策，强调社会福利领域的国家责任，右翼政党在社会福利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低福利性政策主张，削减福利，强调社会福利中的个人责任成为右翼政党的传统工具。二战后，英国工党上台执政，搁置许久的“贝弗里奇计划”得以实施，之后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上台执政，对“贝弗里奇计划”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见，逐步削减社会福利中的国家责任，降低部分项目的津贴，改普遍性福利原则为选择性原则，支持社会福利私营化，提高个人社会保障责任感，为国家福利责任减负。

社会运动也是政府福利责任演进的动力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运动核心议题是在妇女生活和改善福利状况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这次运动首要目标是反对社会保障局将未婚母亲和孩子排除在社会福利的参与者之外，以缓解美国社会出现的妇女贫困化现象，迫使那些试图将福利责任转嫁给家庭和妇女的保守主义政府做出政策改变。1968—1975年美最高法院扩大贫困单身母亲的权利，使国家妇女社会福利责任由随意救济定位到法定授予。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下，社会福利项目开始更加关注同妇女生活关系密切相关的儿童照顾、离婚、妇女教育和家庭暴力等领域。

工会的发展壮大以及组织的工人运动在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和促进国家社会福利责任的过程中起着巨大作用。从傅立叶的“法郎吉”到恩格斯“劳动者工作的工厂主所付出的工资应与国家所付出的工资一样高”的社会福利主张，工业社会中紧张对抗的劳资关系，时有发生的工人运动，在迫使各国政府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的同时，也让更多社会福利理论家关注到工人权益。费边社会主义者要求扩大工厂法的适用范围，提出由国家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与工时挂钩。法国总工会受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影响，提出八小时工作日，养老金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立法等要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见证着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的不断完善。

三、结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适时回顾社会福利思想中国家责任的演进过程，总结国家社会福利责任的发展规律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国，政府社会福利责任不仅是一项民生议题，更是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课题，新时代如何扩大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增强人民幸福感是我们要面临的政策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