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综

2019年2月，国家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要求在招聘时，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等，切实将女性的保护纳入政策。

一时间，女性生育和职场发展所遇到的障碍等话题，再次引起舆论的关注——

《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不管女性怎么拼，工资依然比男性低23%。职场中男权文化筑起的隐性壁垒也正在把女性领导力拒之门外。不可否认，在职场中因性别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广泛存在。

女性在面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被问到过婚恋、生育相关的问题，这种看似稀松平常的显性歧视居然被我们接受已久。委婉点的面试官会问：“找到真爱了？”“有意中人吗？”而直白的面试官则开启查户口模式：“结婚了？生孩子了？”“有几个孩子？”“准备生二孩吗？”“家里有人帮带孩子吗？”……虽然在智商、学历和工作能力等方面与男性相差无几，但许多女性要经历的生育过程，无疑成了其职场发展中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用人单位不希望女性因生育而中断工作，不希望女性休产假时“白付工资”，婚育之后女性的精力或多或少會被家庭分散等，成了女性在职场中遭遇不平等待遇的最直接原因——许多女性都坦言，婚育是造成自己职场晋升受阻的重要原因。

诚然，“怀胎十月”加上“坐月子”，的确会让女性的职业生涯出现暂时的中断。不过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让婚育对女性职业生涯造成的影响加剧：育儿责任在夫妻间的分配严重不均。

相信在童年时，不少人都有过“父亲缺席”的经历。原因很简单，“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让父亲下班后经常应酬，晚归成为常态。父亲回家后，孩子可能早已入睡;小孩早起上学时，父亲却还在梦中。

由于父亲甚少回家分担育儿责任，使女性不得不承担起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育儿重担，在许多家庭中出现了“丧偶式”育儿的尴尬景象。

著名学者李银河表示，当前女性面对的负担其实是旧文化观念的一种惯性。在原来的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时候，女人是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只操持家务。男人回家不做家务其实是原来的一个普遍模式。现在男人仍然不做家务，可是女人拥有自己的事业后，回家依然要做家务，所以女人做的是两份工，这是女人的双重负担。

相比我国，在西欧发达国家待过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至少在关系较为和谐的家庭中，“遛娃”的任务经常落在父亲身上。走在西方国家的公园中，很容易就会发现那里的“奶爸”特别多。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许多西方家庭中，男性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育儿责任，如此不但能让女性从繁重的育儿过程中得到适当的解脱，让其能更快地重新进入职场，也能让小家庭的结构更均衡健康。

曾请教过一位在美国获得教育学博士、目前在国内某顶尖高校任教的友人一个问题：“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家庭、老师、学校还是物质条件？”

他毫不迟疑地答道：“家庭。”他表示，父母双方在家庭中不缺位，让小孩能享受到完整的父爱、母爱，并对其进行良好的言传身教，其效果远远好于学校里老师的教育，也有助于孩子成年后形成更完善的人格。

出席过“中国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的英国驻华大使，也是首位女性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提及，英国相关部门通过一些开创性的政策来促进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包括要求提供强制性性别薪酬差距报告、免费儿童保育、共同育儿假等。

欣慰的是，我国年青一代的男性中，性别观念正趋于健康，许多略微带有性别偏见的刻板印象在他们心中正逐渐淡漠。90后和95后的人群认为“男女发展机会平等”的比例在各年龄层中最高，他们也更偏向支持AA制。持有“女人一定要生育”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人也越来越少，两性平等的观念正逐步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中性社会”将改变主流文化，弱化性别加在个体上的设定，可以充分解放个体的多元化特征，从而终结性别“二元论”。

性别观念在代际中的变化趋势，可能会逐步投射到未来的职场中，女性在职场中的权利可能会日趋平等化。但男女平权的社会要想真正实现，道路依然漫长。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表示，生育责任的社会分摊，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企业需提供平等的两性竞争土壤，加强孕期女性福利、男性产假福利和弹性工作制;政府则应增加生育方面的财政支出、降低企业税负，并完善生育相关基础设施;社会层面，更应正视女性价值，传播正确的两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