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言

北风骑着快马呼啸而来，敲着窗打着瓦噼里啪啦。

屋内灯光昏暗。还是壮年的父亲坐在煤火炉旁翻烤着红薯。煤火炉是生铁铸的，支棱着的外沿像父亲的手掌，宽厚而温暖。红薯睡在温暖的外沿上，椭圆形的像大鸭蛋，细长的如小胡萝卜，有的长着须，有的拖着尾，母亲称它为红薯头。热气随着烟囱游走，红薯头的香味粘着热气游走。红薯头外边扣着个旧瓷盆，每隔十来分钟父亲掀起瓷盆捏捏红薯头，顺便再给它们翻翻身，这样烤出的红薯头熟得均匀且口感松软。被烤的红薯头是烫手的山芋，每一次翻动，父亲嘴里便发出吸吸溜溜的声音。

我们照例是埋头写作业，两张桌子挤着四个孩子，不能专心致志是必然的。你碰着我，我挤着你，给交头接耳找到理由。父亲时不时提醒我们红薯快熟了。红薯快熟了的时候，我们的作业也快写完了。晚餐中的萝卜白菜经不起青春期的闹腾，早已消化殆尽。越熟越香的红薯头勾着我们围到炉边，围到父亲身边。窗外寒风嗖嗖，偶尔有一截站岗的树枝敲打窗户，告诉我们雪是结伴而来的，已经占领了我们的房顶和大地。烤熟的红薯头裹着黄褐色带黑花的袍子，顶部滋溜溜冒着香气。捏一块红薯头边吹边剥，黄灿灿的红薯泥放进嘴里甜到心里。父亲依然是天南海北地讲着故事，有时候是陶渊明，有时候是李白、杜甫。听着窗外簌簌落雪声，父亲说，白居易老先生备下“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正在约刘十九过来喝一杯呢。每天这时候都是我们最轻松惬意的时刻。

雪地里传来吱扭吱扭的脚步声，风雪夜归的是刚下晚自习的母亲吧。我们支起耳朵仔细听听，若此时再有一声“吭吭”的轻咳，当是母亲无异。我们赶紧擦手坐回座位上，认真检查作业。母亲更辛苦，无论多晚，都要等我们睡下再批改作业、备课或者做针线。

总以为这是昨天或者是前天的雪夜，那盏昏暗的灯、红彤彤的火炉、香喷喷的烤红薯，还有母亲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总在脑海里浮现，越来越清晰。不经意间，四十多年过去了。

那时候四季分明，冬天很有冬天的样子。雪下得大气磅礴也很认真，洋洋洒洒一丝不苟地盖住远方的麦田和村庄，盖住院子里的树杈和鸟窝，盖住弟弟题名的“鸡我（窝）大楼”。洁白的雪裹住青砖黛瓦的家属院，屋檐下挂着一排排晶莹剔透的冰凌，冰凌长的一人高，短的也有尺余，我们随着大人叫它凌冰。凌冰上部如擀面杖粗细，越往下越尖，像长长的老冰棍。太阳出来，雪白的屋顶露出花脸，雪水顺着一排排小青瓦流下，凌冰开始融化，滴答滴答坠到屋跟，门前的青砖小路松软而泥泞。孩子们打着雪仗，顺手掰一块凌冰放嘴里，咯嘣咯嘣响。

学校大门口有棵优雅的大柳树，婀娜的柳梢像姑娘的辫子，辫子系着一颗颗玉珠。大人们清扫了道路，就开始帮我们堆雪人。我们跑前跑后帮忙，口里哈着热气，脸和手冻得红扑扑的。一人多高的雪人，丰腴饱满。用木炭描眉画眼，用红纸涂出胭脂色脸蛋，再撕个铜钱大小的红圆心，点在两眉之间，活脱脱一个美人坯子。

母亲是出身乡下的读书人，对老规矩格外讲究。春节回娘家走亲戚必不可少。那年的雪下得格外长格外大，从腊月断断续续下到过年。母亲每天叹息说，这雪下得好，明年收成好，就是没法去给你姥姥拜年。天刚放晴，母亲一大早起来，边做饭边给我们穿戴整齐洗干净手脸，又收拾好走亲戚的礼物，嘴里哈出的热气遮不住母亲欢快的笑脸，趟着埋住脚踝到腿弯的雪，一步一挪向车站出发。我们兴奋地瞅着脚下穿的新油鞋，油鞋硬且明亮，走在雪地里咯吱吱响，一步一个脚印。油鞋是用刚做好的新棉鞋刷上桐油，挂在太阳下晾晒而成。每年秋末，母亲晚上批改完作业，趁着昏暗的灯光一针一线做好，父亲用小刷子一遍一遍抹油，挂在门口晾衣服的铁条上晾晒。那时候物质匮乏，饭菜寡淡少油，闻到桐油也觉得香喷喷的。油鞋被一层层桐油包得滴水不进，穿在脚上并不舒服。鞋里塞些麦秸草，一则保暖，一则增加舒适感。穿油鞋需配棉袜，棉袜用破棉布或破秋衣和棉花做成，袜腰子没过脚踝。棉布没有松紧，棉袜上口稍宽且开叉，便于穿脱。走远路需再用布包住棉袜系紧袜口，不然走起路会硌脚踝，棉袜还走一步退一次。

家距车站十多里地，穿过县城的主街道，还要穿过大沙河。就这样走几步提一次袜子，来到沙河边。大沙河像一条年老体衰的白色长龙，安安静静卧在那里，任由行人在它身上赶着马车骑着自行车或者溜着冰穿行。街上路上行色匆匆的人大多都是走亲戚的，时不时听见“哎呦”一声，便见人扑倒筐甩得老远，果子、蒸馍、丸子散落一地。摔跤的人自认倒霉，人爬起来东西捡回来，拍打拍打身上的雪继续赶路。

阳光下，雪白的大地洁净得有些刺眼。母亲一手着筐一手牵着弟弟，还不时回头催着我们快点走。深一脚浅一脚，一不留神就会摔个小跟头，好在雪厚并不疼。越走越热越走越慢，我们解开围巾摘掉手套。走累了走饿了，母亲拿出提前多准备的一盒果子分给我们吃，仍不忘催我们走快点儿。紧赶慢赶晌午头赶到车站，客车已如醉汉般窄窄歪歪驶出去。母亲大喊着追赶汽车，把弟弟和筐留在雪地里。汽车轰隆隆的声音盖住母亲的呼喊，留下一溜黑烟慢慢走远。母亲无助地跌坐在那里，第一次感觉到坚强又无所不能的母亲如此绝望，天地间孤零零站着的我们如此渺小。

母亲病故在年末，也是大雪天。重症监护室护士出来说，各项指标已经平稳，还要观察几天，估计要在医院过年了。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消息。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一夜无眠的我们分工值班准备好打持久战。雪花纷纷扬扬飘落，父亲满怀期待地说，瑞雪兆丰年是好兆头。弟弟回家带被子和洗漱用品，刚离开一袋烟的工夫，监护室的护士又跑过来大喊，快，呼吸衰竭，恐怕不行了。后边的事儿一直很模糊，不记得那两天是怎么熬过来的，除了透彻骨髓的寒冷刻在心底，其他都不愿想起憶起。因为是腊月底，母亲只在家停一天就下葬了。或许是上天感念我们撕心裂肺的悲伤，只一夜，雪就铺满大地挂满树梢，如我们身上洁白的孝服。厚道质朴的老家乡亲们全村出动，冒着严寒帮助我们料理后事。我们跪在冰天雪地里嚎啕大哭，任凭我们磕破了头流干了泪嘶哑了嗓子，也没能唤回母亲。从此，雪于我是纠结，害怕又想念。

母亲一直疼爱我们， 她故去这几年竟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雪。每年冬天，雪花蜻蜓点水似的打个花胡哨就走了，不给我留下想念的机会。前几天天气预报说，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带着寒流带着大雪要来做客。已经几天了，寒流腾云驾雾地来了，却把大雪遗忘在路上。坐在阳台上眼巴巴等候一场雪，遥远北方的暖暖发一首小诗《火车开往冬天》给我。她说，“雪花刚落到十一月的扉页，就收到你的信，我要去看你，坐着火车去。在夜晚的炉火旁，读信，想你嘴角上扬的样子，坐在绿皮火车上。火车开得太慢，从一个个城市到一个个村庄，它慢慢地走，像蜗牛。想你急切的样子，我会温暖地笑，不急呀，我有足够的时间等你，等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在北纬46度。”心里暖暖的酸酸的，时而悲伤时而欢喜。我一直都坐在这列绿皮火车上，穿越一个个城市一座座村庄，离母亲越来越近。大雪纷飞的冬夜，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缝衣，身后是红彤彤的火炉，火炉上是香喷喷的烤红薯。母亲望着深邃的夜空温暖地笑着对我说：不急呀，我有足够的时间等你。

忽然怀念一场雪，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