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01～2017年中国工业分企业所有制-分地区-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变异系数指标对全国和分区域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收敛性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三类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均呈现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但是收敛速度呈现差异。其中，私营企业收敛速度最快，外商和港澳台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收敛速度最慢。分区域来看，东北和西部收敛速度相对较快，中部次之，而沿海三类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收敛速度均较慢。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完善市场竞争等方面努力，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所有制结构的收敛带动整体经济的收敛。

关键词：所有制结构;劳动生产率;区域;收敛性;差异

Study on Convergence of Regional Labor Productivity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Structure

LI Dan-dan

（Business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Shanxi 71012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industrial sub enterprise ownership， sub region and sub industry from 2001 to 2017， this paper makes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growth and convergence of labor productiv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foreign businessme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sub region by using the indicators of relativ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uses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test it. The structure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three types of enterprises show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absolute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but the convergence rate is different.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the fastest， followed by foreign businesses，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nterprises， and tha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the slowest.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northeast and West China is relatively fas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while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three types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along the coast is the slowes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economy and improve market competition， which will help to narrow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promote the convergence of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convergence of the overall economy.

Key words： ownership structure; labor productivity; region; convergence; difference

一、引言

隨着经济体制转型，国有经济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崛起，引致了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作为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到“新常态”化发展，目前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驱动转换等挑战。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向长期稳定状态过渡的过程中，相对比较贫穷并且资本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增长率。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开放，世界各国允许进入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和市场，这使得收敛假说更加得到肯定。自从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1]开创性的研究以来，收敛性假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区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Rodrick，2013;Stengos and Yazgan，2014;）2-3]，关于这个专题的文献总体仍在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不只是由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所拉动，更是由通过结构性改变的劳动生产率改善而驱动。正如Bernard and Jones（1996）[4]所认为的，假如最能体现在劳动生产率上的收敛性不会发生，那么国家和地区将不会以一种可持续方式进行“追赶”。同时，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离不开工业的显著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工业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很多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在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日益高级化趋势，国家将会呈现出“工业劳动生产率绝对收敛”的特征，这意味着工业的收敛是后工业化国家收敛的关键。以往学者对于收敛性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跨地区和跨行业这两个视角上（李丹丹，2019）[5]，鲜有文献从不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层面来探讨区域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事实表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提高工业的产出绩效、生产效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Hsieh and Song ，2015） [6]。而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问题，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将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差异。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关键是要不断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收敛，因此有必要揭示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收敛的趋势以及各区域间不同所有制结构的收敛趋势，并分析其差异性。这不仅有助于检验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成效，也是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企业相互比较和借鉴的重要依据，还对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相应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对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收敛的特征事实进行统计性描述，第四部分从计量的角度对收敛性进行检验，最后是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梳理收敛性的相关文献发现，研究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从区域或省份的视角对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探索。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存在绝对收敛或条件收敛。如尹秀和刘传明（2019）[7]通过测算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克强指数，并利用基尼系数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区域发展差距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呈现出典型的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态势。李丹丹（2018）[8]基于1999～2015年的工业省份和行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测算了中国整体和分区域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陈丰龙等（2018）[9]利用中国1992～2013年274个城市的卫星灯光数据，从空间收敛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演变特征。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总体上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区域间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如覃成林和杨霞（2017）[10]、潘文卿（2010） [11]、覃成林等（2012） [12]等学者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东、中和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进行研究后发现，三个区域内部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二是从产业的视角出发，考察不同产业的发展差异和收敛趋势。高毅蓉和袁伦渠（2014）[13]通过泰尔指数和σ收敛指标，分析了中国1985～2010年不同区域间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区域内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而这引起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总体差异在不断缩小。杨骞和秦文晋（2018）[14]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非均衡格局，并运用多种收敛方法对其收敛性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柏培文和许捷（2018）[15]利用中国省际数据估算了1978～2013年不同省份的三次产业资本回报率，并考察了其收敛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三大产业资本回报率存在绝对收敛，收敛速度的快慢与各省份TPF和人力资本的差异相关。

从所有制结构的视角来看，和本文研究最为接近的是探讨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产业经济效率。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以及预算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往往存在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如Shui（2002）[16]比较了中国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效率。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这为中国产业结构继续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提供了依据。Perkins（2018）[17]调查了中国三个沿海省份（广东、福建和上海）300家国有、私营、集体和外资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研究认为，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显著高于国有企业。Dougherty et al.（2007）[18]通过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生产率以及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得出了国有企业相对低效的结论。还有一些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如Hsieh and Song（2015） [6]使用1998～2007年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由私有部门的增长和资源不断脱离国有企业的重新配置所驱动的，幸存的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向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收敛。任毅和丁黄艳（2014）[19]认为由于产权改革对国有企业的效率起着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近年来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并逐步超过了非国有企业。

目前关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已较为丰富，本文对现有文献主要做了如下补充：（1）现有文献更多关注区域经济收敛，而却忽视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忽视了不同区域所有制结构的差异性。不同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在多元化的市场机制中资源如何分配、所有者如何协作等多种企业经济绩效问题，所有制结构的绩效变化与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不同所有制结构出发，探讨不同区域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并进行比较分析。（2）大多数研究区域收敛性的文献是以GDP为衡量经济收敛的考察对象，但是根据技术扩散理论，收敛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追赶造成的，人均GDP并不能体现反映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减缓，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突出，GDP增速指标已难以刻画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能很好地衡量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本文以劳动生产率为收敛性考察对象，劳动生产率能体现出劳动投入的产出效果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更能直观地反映长期经济增长成果和福利水平。（3）在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上，相关文献大多数集中在对分所有制结构的绩效考察，运用省份的汇总数据进行比较，没有体现出分地区和分行业的情况。工业是我国的主导产业，由于其技术含量不同，各区域和行业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不同一概而论（刘明和王思文，2018）[20]。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均具有省份-行业特征，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有效地克服了省份间和行业间不可观察特征的影响，捕获地区和行业间的异质性，并能够有效避免线性估计中的模型识别难题。

三、分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收敛特征事实

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新常态下，中国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在区域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利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提供的分企业类型、分地区和分行业数据，以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省份-行业数据，本文整理和计算了中国2001～2017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分省份-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并计算相关的收敛指标，包括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变异系数，来考察中国工业分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收敛趋势。本文的地区样本包括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相关数据（由于西藏数据缺失严重，不包括西藏），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将中国划分为沿海、中部、东北和西部四大区域[ 沿海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区域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区域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东北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为了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选择各省份的25个两位码工业行业作为考察样本[样本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4个采矿业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20个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1个公用事业行业。]。根据工业增加值、就业人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数据，可以计算出分企业所有制分省份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具体做法是，将各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换算成以2001年为基期的平减指数，然后用工业增加值除以平减指数，从而得到各变量的实际值，并通过用工业增加值除以平均就业人数计算了分企业所有制分省份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增长率。为了更加便于理解，本文描述了中国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四大区域工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趋势和相对劳动生产率，如下表1、表2和表3所示。

表1报告了国有企业分区域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特征事实。可以看出：第一，2001-2017年间，国有企业各区域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沿海区域从2001年的7.43增长到2017年的50.66，中部区域从2001年的4.02增长到2017年的24.79，东北区域从2001年的5.83增长到2017年的25.62，西部区域从2001年的4.35增长到2017年的27.33。这说明，近年来各省份通过积极的国有企业改革均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第二，区域间工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沿海的国有企业工业劳动生产率历年水平值均值（28.85）处于最高，其次是东北，均值为16.56，而中部和西部的均值（分别为14.52和15.35）相对较低。在平均增长率方面，沿海区域增长最多，平均增长率为18.94%，其次是中部和西部，增长率分别为15.54%和15.65%，而东北的平均增长率相对较低，为12.40%。这说明在国有企业中，初始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省份并没有经历更高的增长率，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跨区域劳动生产率收敛趋势不显著。第三，从相对劳动生产率来看，2001年为例，中部、东北和西部的相对沿海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54、0.78和0.59，这意味着沿海的劳动生产率是中部的1.85倍、东北的1.28倍和西部的1.69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区域劳动生产率差距在随后的年份逐渐增大。到2017年，中部、东北和西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分别下降到0.49、0.51和0.53，这说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沿海区域与其他三个区域的差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缩小，国有企业跨区域劳动生产率的收敛特征不明显。

表2报告了私营企业分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特征事实。可以看出：第一，2001～2017年间，私营企业中各区域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沿海区域从2001年的4.74增长到2017年的22.27，中部区域从2001年的3.62增长到2017年的23.28，东北区域从2001年的3.78增长到2017年的31.70，西部区域从2001年的3.84增长到2017年的24.05。第二，四大区域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间劳动生产率呈现收敛趋势。沿海的私营企业工业劳动生产率历年水平值均值在初始时期（2001年）处于最高，为4.74，但是其增长率为四大区域中最低的，年均增长率为20.01%，而中部、东北和西部的初始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62、3.78、3.84）均低于沿海，但是年均增長率（分别为23.56%、26.33%、24.66%）却均高于沿海（20.01%），这说明初始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省份经历了更高的增长率，私营企业的跨区域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收敛趋势。第三，从相对劳动生产率来看，2001年，中部、东北和西部的相对沿海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76、0.78和0.81，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陆三大区域的劳动生产率与沿海差距不断缩小，在2009年之后均超过了沿海区域，这同样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企业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

表3报告了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分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特征事实。可以看出：第一，2001～2017年间，中国各区域的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工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但是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北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最高，从2001年的10.05增长到2017年的35.39，其次是沿海区域，从2001年的7.85增长到2017年的35.02，中部和西部区域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落后，分别从2001年的7.64、7.92增长到2017年的24.59和24.80。第二，从平均增长率来看，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东北区域年均增长率是最小的，沿海、中部和西部的年均增长率（20.34%、13.52%、13.24%）分别要高于东北的（13.19），这可以看出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中跨区域劳动生产率呈现了收敛区域。第三，从相对劳动生产率来看，中部、西部和东北相对沿海的劳动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下降，这同样说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跨区域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收敛趋势。

为了进一步对分区域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离散趋势有一个把握，即衡量各区域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本文选取变异系数指标来衡量，用标准差除以平均值计算得来。一般来说，变异系数的变量值平均水平越高，其离散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这意味着如果劳动生产率呈现收敛趋势，那么各省份-行业组合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或者离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要逐渐减少，即变异系数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图1为四大区域国有、私营、外商和港澳台三种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变异系数变动趋势。

从图1中可以看出，（1）在四大区域中，2001～2017年间，国有企业的变异系数均大于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这说明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沿海区域的差距要大于非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是造成区域间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而私营企业的变异系数要明显小于国有企业和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这说明私营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2）从年份的变化趋势来看，2001～2017年间，东北和西部的三类所有制企业的变异系数下降幅度是相对较大的。首先，东北的变异系数值要小于西部的，说明东北区域中工业各省份-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离差要小，收敛速度更快。如东北区域中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变异系数分别从2001年的0.87和1.29稳定下降到2017年的0.50和0.86，分别下降了约42.5%和33%。其次是西部，该区域中三类所有制企业的变异系数也都呈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国有企业的变异系数从2001年的2.33稳定下降2017年的1.18，下降了约49.4%;私营企业变异系数从2001年的1.18稳定下降2017年的0.61，下降了约48.3%，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变异系数从2001年的3.03稳定下降2017年的0.93，下降了约2倍多。这说明三类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在西部收敛特征明显。最后是沿海和中部，三类所有制结构的变异系数下降趋势不显著，尤其是中部区域的国有企业，变异系数反而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从2001年的1.17上升的2017年的1.38，这说明国有企业在中部区域收敛趋势不明显。

通过以上统计性描述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在沿海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大于中部、东北和西部，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在东北和沿海区域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中西部区域的。三类所有制企业中，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四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缩小趋势显著。其中，私营企业劳动生产率收敛特征相对于国有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最为明显。伴随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整体空间上的布局比过去更趋均衡，从发展趋势上可以推断出，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还会随着工业的发展进一步缩小。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收敛特征和区域收敛特征，本文接下来将从计量的角度对分所有制结构的区域劳动生产率收敛性进行计量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为了考察劳动生产率的收敛在不同所有制结构和区域中的差别，借鉴Rodrik（2013）[2]研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所采用的回归分析方法，并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变量分别取对数，设定回归模型如下形式：

（1）

其中，下标表示省份，表示行业，表示时间。是第至年地区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是地区行业的初始劳动生产率，代表初始的发展水平，是收敛系数。表示地区固定效应，代表行业固定效应。是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至关重要，以此本文引入了资本密度指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资本密度（capital）。马歇尔提出的规模经济认为，随着日益扩大的企业规模，企业的劳动分工将更加专业化，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使企业更容易产生规模报酬，以至于获得固定单位产出时需要的生产成本更少，所以规模报酬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因此本文加入规模变量（size），取各地区各行业的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表示。在技术扩散模型理论中，开放程度可以促进技术的扩散进而影响收敛速度，本文引入出口份额变量（export），采用出口值与地区销售产值的比重表示。当回归方程中没有加入省份固定效应和其他解释变量时，如果收敛系数为负且具有统计显著性，那么就存在绝对收敛，即在不考虑各省份特征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其初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落后省份比发达省份有着更高的增长速度。当回归方程中加入反映各省份结构条件的虚拟变量和其他条件时，如果收敛系数为负具有统计显著性，那么就存在条件收敛，即在考虑了各省份和各行业特征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因素下，初始劳动生产率水平越低的省份增长率就越快。在样本的选择上，本文利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中国2001～2017年分企业类型、分地区和分行业数据，整理了国有、私营、外商和港澳台三类所有制结构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

（二）实证估计结果

1.基准结果

为了避免变量多重共线性对计量结果的影响，利用30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两位码工业行业规模以上数据，计算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并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发现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很小，并且各种自变量的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10，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在考虑方法选择时，首先进行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和混合面板效应进行判定。Humsman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于p值为0.000，因此强烈拒绝原假设，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截面个体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示接受不存在截面个体差异的概率为0.000。同时从模型拟合度来看，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混合估计和随机效应模型。为了降低可能存在又无法识别的异方差，本文对估计结果进行White标准误差和协方差调整来减少异方差的影响。

表5报告了（1）式所对应的模型回归结果，并揭示了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收敛性差异。每组的第（1）列是绝对收敛的回归估计结果，第（2）列是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的条件收敛的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到：（1）在三类企业中，初始劳动生产率的系数均为负数，且均通过了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中国整体和分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均呈现显著的收敛特征。（2）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收敛速度呈现差异。其中，私营企业的收敛速度最快，绝对收敛系数为-0.073，当加入控制变量后，条件收敛系数绝对值增大，系数为-0.076，说明条件收敛表现得更加强劲。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系数分别为-0.068和-0.071，其收敛系数绝对值仅次于私营企业组的，这说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收敛速度要慢于私营企业的。这意味着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并没有与中国企业更快的融合速度相关联，即国外企业并没有加速中国工业的收敛速度，这一结果符合外國企业活动产生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少的证据（Xu， 2018）[21]。而国有企业的收敛系数分别为-0.064和-0.068，绝对值处于三类企业中最小，这说明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是最慢的。（3）在控制变量方面，资本密度变量对三组劳动生产率的收敛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资本密度对私营企业的收敛促进作用最大，系数为0.003，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对国有企业的收敛促进作用虽然为正，但是不显著。这是由于大部分的国有企业自身存在一定的垄断地位，资本深化由于垄断的因素并没有带来相应技术上的高效率，因此垄断型资本深化的模式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私营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中，这些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自身对资本的要求更高，所以资本深化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就更快。同时，私营企业比外商和港澳台企业在技术的利用程度上更有优势，他们的生产效率与投资地的实际结合地更加紧密，因为它们能更快适应本地的实际，所以资本密度系数大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企业规模变量在三组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作用相反。在国有企业组中系数为-0.002，说明企业规模对国有企业的收敛性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国有企业中存在着许多自然垄断行业，规模经济性是导致自然垄断行业持续保持高垄断的原因之一。如果国有企业规模过大，但是由于管理水平整体不高，生产要素不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往往会造成资源浪费或设备闲置，资源配置效率过低。而在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中规模变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企业规模优势在这两类企业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并且已经在逐步转化为工业经济效益。出口变量在三组中均呈现出负数，尤其对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收敛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系数分别-0.001好-0.002。这与李春顶（2010）[2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企业的出口行为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这是因为企业容易出现出口后的惰性，一旦进入市场且拥有了一定市场份额后，企业在成本效益的原则下，进行技术革新和升级的动力明显下降，随着出口份额的逐渐增加，没有了技术创新和激励，劳动生产率增长逐渐减慢，因此出口规模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表现出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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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