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腾

安庆作为安徽曾经的省会，是江淮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南来北往的人口众多，黄梅戏结合了安庆方言，深受群众的喜爱，所以安庆对黄梅戏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

一、安庆的地理条件

安庆处于长江之畔，西接湖北，南与江西隔江相望，有形的长江航道架起了了一座无形的文化走廊——这是安庆地理优势的又一体现。有人称黄梅戏是“吃百家奶长大的”，这是安庆独特的地理位置对黄梅戏的巨大馈赠。在黄梅戏发展的关键时期，地理区位的优势为黄梅戏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二、黄梅戏的起源壮大及其民间色彩

黄梅戏最初诞生于何地，至今仍有争论。一些种点认为黄梅戏诞生于今湖北黄冈的黄梅县境内，且是以此得名;一些观点则认为黄梅戏起源于安徽安庆境内，甚至具体到怀宁县或宿松县。这两者的争论姑且不论，黄梅戏在安庆发展壮大，黄梅戏的灵魂在安庆是不争的事实。

以黄梅戏诞生于安庆的说法来看，黄梅戏最初被称呼为“采茶调”，其本是劳作中的农人在清明节前后采摘茶叶时哼唱的小曲儿。安庆地区孕育了岳西翠兰、天柱剑毫、天柱弦月等一系列名茶，茶品丰富则生产的农人必不在少数，产生“采茶调”的条件也就具备了。“采茶调”是在地域文化的哺育下产生的，它是最原始的来自底层的民声，如《诗经》一样，充满着地域色彩与个人情感。在“文革”期间，黄梅戏曾被扣上“黄、软、叹、酸、慢、平、悲、低”的帽子也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黄梅戏由“采茶调”发展而来的一些从未泯灭的优秀品格：“黄”是其随意而发的野趣，“软”“低”与“平”是其婉转温柔的唱腔，“叹”“酸”与“悲”是其歌唱生活的取向，“慢”是其戏曲韵味的条件。如此说并不牵强，对黄梅戏的不足之处视而不见，笔者在此只是从中看到黄梅戏作为来自最底层的艺术的品格。黄梅戏的戏曲素材来自安庆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描写的场景是安庆农人的劳动生活场面，演唱的唱腔主要采用安庆方言，表演的欣赏者主要是安庆本地观众，可见黄梅戏是深深扎根底层人民群众的，为底层人民群众服务的剧种，这种品质堪与楚辞相媲美。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时代，黄梅戏反而有了更多的演员，赢得了更多的观众，成立了望江“长春班”、桐城“双喜班”、岳西“良友班”等一批早期黄梅戏戏班，这是黄梅戏初步发展时期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时期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黄梅戏剧目，不断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灵感元素，充实舞台表演，这是黄梅戏发展的艺术源泉，如《打猪草》《观灯》等剧目，就是取材日常生活的例证。

至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黄梅戏并未走出小天地，在四五十年代，两位黄梅戏史上的巨星严凤英和王少舫登场后，黄梅戏迎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1951年，严凤英在安庆市行政部门的邀请下参加了黄梅戏的演出，算是黄梅戏在杰出人物领导下迈向新时代的起点。在政策支持下，黄梅戏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54年，黄梅戏在第一届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中的出色表现使其知名度大增。将黄梅戏拍成电影的《天仙配》开创了戏曲电影的先河，这也是黄梅戏得到全国认同甚至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品，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成为黄梅戏记忆中的永恒亮点。黄梅戏发展第一个春天的结束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严凤英服用安眠藥自杀为标志而中断。十年文革时期，文艺界万马齐喑，黄梅戏发展更是进入“样板戏”时代，无足可观。但是黑暗中孕育着黄梅戏的明天：文革的前一年，安徽艺术学院招收了三十九名学生，这批人是黄梅戏“梅开二度”的重要力量，在进入黄梅戏学校五年之后的1981年，日后被冠以“黄梅戏五朵金花”之誉的马兰、吴琼、吴亚玲、杨俊、袁玫轰动香港。也以此年为起点，黄梅戏进入了“梅开二度”时代。黄梅戏发展进入新时代，衍生出新演员、新剧目，黄梅戏却仍旧拥有着浓厚的民间色彩。

三、黄梅戏在当下的传承与发展

2006年，黄梅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亚玲、黄新德、韩再芬、赵媛媛四人是国家认定的四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是国家制度层面上对黄梅戏的重视。现在黄梅戏界有“三度梅开”的说法，我们且将“文革”至当下的黄梅戏发展视为一个阶段。在这段时间内，黄梅戏人才培养走向了规范化的学校培养模式，能够稳定且高质量地为黄梅戏发展提供人才;在剧目创作上，黄梅戏自“戏改”时期就开始案头创作的事业被发扬光大，同时也成就了一批黄梅戏艺术名家，如韩再芬、吴亚玲、黄新德、马兰、潘启才等。

不同黄梅戏人的交流对黄梅戏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艺术无国界”，也同样无“省界”，除安徽外，湖北省和福建省也是黄梅戏发展的重要区域，这些地区亦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以湖北为例。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于1998年8月成立，其最初的骨干力量是从安徽黄梅戏剧院中调走的杨俊和张辉。在黄梅戏的两个黄金时代，多个省市甚至港澳和海外都不乏黄梅戏的身影，由此可见黄梅戏“一个中心，多个亮点”的布局，“墙内开花”，“墙”外亦开花，艺术无“墙”之隔，新时期的黄梅戏发展的力量是所有黄梅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