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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斩首”作战呈现崭新方式

2020-04-02吴敏文

军事文摘 2020年3期
关键词:苏莱曼拉登人工智能

吴敏文

2020年1月3日凌晨,美军驻伊拉克部队采取空地一体“斩首”崭新方式,精准歼灭到访伊拉克后刚刚离开巴格达国际机场的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前来接机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副指挥官马迪·穆罕迪斯及其他人员一并喪生。其时,美军地面特种部队就在距苏莱曼尼车队后面大约半英里处。他们在无人机发射地狱火导弹空袭成功后两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了现场拍照并确认苏莱曼尼已经死亡。

美军“斩首”理论及方式演变

近年来,美军“斩首”作战频频得手。继2011年美军“海豹”特种部队成功“斩首”基地组织精神领袖本·拉登后,美军使用无人机对基地组织的分区头目进行了一系列的成功“斩首”。2019年10月27日,美军出动战斗机、无人机和直升机,以及大约100名特种部队的空地力量,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成功堵住“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及随行人,成功地将其全部歼灭。

美军“斩首”能力的形成,以及“斩首”方式的不断进步,缘于“斩首”理论的指导。

最先的“斩首”概念和理论,是由英国军事家富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富勒“斩首”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扰乱、破坏和瘫痪敌人的大脑即指挥控制系统,使敌人整体或局部瘫痪。在实际运用时,常常是选择具有决策权力的敌对国家首脑人物、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和指挥控制中心予以打击,以达到快速决定战争胜负的目的”。富勒虽将“斩首”对象指向“敌对国家首脑人物、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和指挥控制中心”等,但在当时,限于武器装备的作用和效能,直接达成这样的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

1988年,担任美空军副参谋长的约翰·沃登上校提出了“五环目标理论”。他把空袭目标分为5大类、12个目标群,作战中的打击顺序是:第一环为国家指控中心(军政领导中心、指挥控制中心、防空预警系统等);第二环为关键经济目标(国家主干企业、军工、石油、电力、化工等具有战争潜力价值的目标);第三环为交通基础设施目标(道路、桥梁、机场等具有机动、战争物资输送价值的目标);第四环为国民精神心理,即打击、收买民心;第五环为作战部队。各环之间以第一环为圆心逐层包围形成一个五环同心圆。

卡西姆·苏莱曼尼是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在伊朗乃至中东有很高的影响力

美军对萨达姆实施的斩首行动

传统战争只能最先与敌方的最外环,即野战部队交战,取胜之后逐层向内深入,最后才能打击和摧毁敌方的核心指挥人员与机构。例如,第二次大战中,是在整个德国成为战争废墟,盟军已经接近攻克柏林,德国最高统帅部已被盟军铁桶般包围绝无生路的情况下,才迫使希特勒与情妇爱娃自杀身亡的。但是,在美军具有高技术空中优势的情况下,空袭可首先打击敌人最脆弱的重心即统帅指挥机构,因为突击该环最有可能取得决定性效果并迅速结束战争。沃登上校对富勒提出的“斩首”理论进行了细化,也提供了更多的可操作性,为将其用于实战提供了较清晰的思路和实用的途径。

在美军与对手相比具有绝对优势的近期局部战争和反恐作战中,利用特种部队突袭和无人机空袭的方式对敌酋进行“斩首”,已为美军熟练掌握得心应手因而“滥觞”。伊拉克战争美军发起的首战就是直接针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斩首行动”。这些年来,美军利用无人机进行成功“斩首”的对象包括有“圣战者约翰”之称的刽子手埃姆瓦齐、伊斯兰圣战组织在阿富汗塔利班的首领法兹卢拉、伊斯兰圣战组织在阿富汗的二号人物扎赫曼、伊斯兰圣战组织后勤高层人物塔里克·哈尔兹、伊斯兰圣战组织头号人物朱奈德·侯赛因等。据不完全统计,至2019年,美军利用无人机实施的“猎杀”总共已经超过1万次。

但是,如果对比美军对本·拉登的“斩首”和本次对苏莱曼尼的“猎杀”,还是能够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

美军在审讯大量被抓获的“基地”组织成员后,仍然对本·拉登的去向一头雾水。美国防部专门拨款3千万美元加强对本·拉登的情报工作。在基本确定本·拉登很有可能居住在巴基斯坦山区小镇阿伯塔巴德的一座小楼后,还采取了多种途径进行核实。因为本·拉登从不出门,而其住所的阳台外墙高达2米以上,侦察卫星和无人机都无法拍摄到居所内人员的任何踪迹。小楼内不仅不通电话线和网线,甚至连家用垃圾都采用焚烧和填埋的方式处理。最后,美军情报人员抵近小楼进行反复观察,才确定小楼所住人员中极有可能包括本·拉登及家人。

在美国军方向奥巴马提供的“斩首”本·拉登的方案中,包括了用无人机或远程导弹摧毁已被精确定位的小楼。但是,即使将小楼夷为平地,也无法验证本·拉登已被消灭。最终,奥巴马选择了使用海豹突击队远程奔袭实施“斩首”的方式。突击队带走本·拉登遗体并进行DNA验证验明正身后,才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将其遗体实行海葬。

特朗普选择采用无人机发射导弹“斩首”苏莱曼尼,基于美军对有关苏莱曼尼情报的精准掌控,以及打击手段的精准有效。与使用海豹突击队“斩首”本·拉登相比,后者政治风险、行动过程的把控难度、参与行动队员的自身风险都更高;而使用无人机则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新的“斩首”方式实现质的跃升

采用无人机和特种部队空地一体进行精准“斩首”,是一种崭新的“斩首”方式。其中,装备是基础,技术是核心。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为美军使用无人机实行精准“斩首”提供了高度可靠的手段。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和使用,核心在于对大规模信息获取所取得的海量情报数据的汇聚、分类和存储,以及科学构建先进的数学模型和具有高度智能的算法,利用量子和光速进行超高速的数据处理和计算,以得出快速决策和精确指挥、控制所需的结果。

美军“斩首”苏莱曼尼之后,针对地区反美势力复杂分散,以及放风要“让美国人在中东尸横遍野”的“狠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回应说:“如果那样,美军将在中东进行更多的猎杀”。美方通過种种途径释放信息,美国在中东重点掌控的反美势力头面人物至少有50人。为了配合执行对他们的“猎杀”任务,美国的全球信息网络在中东特设海量存储服务器和超强计算能力,以实现对所获取情报数据的及时、高速处理和结果的及时反馈。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入,使得美军实施“斩首”突击的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在对“斩首”对象的精准定位上,实现了从景物匹配到人脸识别的跃升。

据美军透露,利用捕食者无人机进行“斩首”突击,缘于美国利用无人机搜索本·拉登。一次,捕食者无人机清晰拍摄到本·拉登在阿富汗山区一道山梁上休息的照片,但惜乎当时的捕食者无人机仅携带照相器材,没有装备导弹,就眼睁睁看着本·拉登消失在山林洞穴之中。以此为鉴,美军在捕食者无人机上加装了导弹。这一改造,立即在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了作用。美军在阿富汗战争开战之初即成功歼灭“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拉提夫,就是这一改装的丰硕战果,也是捕食者无人机成功“斩首”的首战。

在当时,美军导弹的末端制导方式是景物匹配制导。为了避免误伤,美军将“斩首”对象精确定位在他的周边景物之中,验明正身并符合景物匹配的条件,才下达开火指令。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人脸识别技术进入日常实用阶段,军方用于“斩首”行动不仅没有任何技术障碍,而且确保了“斩首”对象的精确无误。

在对整个“斩首”过程的保障上,实现了从“杀伤链”到“杀伤网”的跃升。

美军很早就提出了“OODA循环(观察、定向、决策、行动)”理论;2001年,美军在C4ISR中增加“杀伤”(kill),形成C4KISR概念,亦即形成“从发现到摧毁”的一体化作战“杀伤链”。一次军事打击行动,实际上是OODA和C4KISR两个过程的交织与融合。在OODA中,OOD是认知,A 是行动。整个C4KISR都是行动。大致可以说,C4KISR是对OODA中A的分解。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在认知环节的作用是高速有效的信息处理和辅助决策,在行动环节的作用是智能化精确指挥控制。对打击效果的评估是决定是否需要补充打击的新的认知的开始。美军对巴格达迪和对苏莱曼尼的“斩首”,都使用了特种部队,为的是确认“斩首”效果的绝对可靠。很显然,这是针对重量级“斩首”对象的“特殊待遇”。

C4KISR的整个行动过程,涵盖侦察、监视、情报、计算、通信、指挥、控制、杀伤的链条,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错误,或被敌方干扰、摧毁,都将导致链条的断裂和整个链条功能失效。在美军网络化信息系统建设日渐完善,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日益普及的条件下,不仅可以用一个“杀伤网”来取代原来的“杀伤链”,而且这个“杀伤网”的节点地理配置上分散,没有缺之不可的关键节点,具有较多的冗余节点,从而使“杀伤网”具有良好的韧性。因此,整个打击过程中某些环节出现问题,或者被干扰、破坏、摧毁,替补或者冗余的链接可以随时补充缺陷,对“杀伤网”不会产生致命性破坏,杀伤过程仍然能够有效执行。

捕食者无人机

本·拉登与巴格达迪都死于美国的斩首行动

在对“斩首”对象的歼灭方式上,实现了从固定清除到机动击灭的跃升。

很显然,对机动目标的打击和摧毁比对固定目标的打击和摧毁要更难。对于高速机动的目标,即使整个“杀伤网”正常运作,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导致打击的失效。在此次对苏莱曼尼的“斩首”中,由于高速行驶的苏莱曼尼的坐车突然加速,躲过了第二枚导弹的打击。但是,执行“斩首”任务的操作员及无人机,立即发射了第三枚导弹,成功击毁了苏莱曼尼的坐车并将苏莱曼尼撕成碎片。这就反映出了操作员的快速反应和打击系统的评估、再打击决策和行动的实时高效。达成这一效果,没有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效算法和量子、光电速度的计算能力,是不可想象的。

“溢出”效应将产生持续影响

本·拉登被“斩首”时,不仅“基地”组织已经衰微,而且本·拉登也基本失去了对“基地”组织的实际控制;巴格达迪被“斩首”时,“伊斯兰国”已经基本灰飞烟灭。这使得二者已经几乎是“死虎”。而苏莱曼尼被“斩首”时,不仅控制着庞大的组织和强大的力量,而且1957年出生的苏莱曼尼正值壮年,堪称是一只生龙活虎的“猛虎”。

美军对苏莱曼尼的成功“斩首”,客观表明即使对苏莱曼尼这样强大的对手和伊朗高官,美军对其计划与行踪也精准掌控。由于全球媒体对此事件连篇累牍集中报道所产生的放大效果,产生“溢出”效应在情理之中。中东地区反美力量的其他头头脑脑,不太可能对自己步苏莱曼尼后尘的可能毫无忌惮。

中东地缘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参与博弈各方不仅力量多元、成分复杂、敌我难辨、利害交错,而且阵营变幻、动态重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堪称当今世界最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游戏。参与和赢得这样的博弈,军事力量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

技术是军事力量和能力的内核。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战争形态向智能化转变的过程中,客观地说,中东各国之间主要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为阵营划分的两大势力,技术和军力都呈现“一边倒”的不平衡态势。

中东国家中,阿拉伯国家无论是亲美还是仇美,其经济、科技、军事发展综合水平都很有限:如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虽然亲美,靠石油美元收入也非常富有,但科技发展落后,特别是武器装备主要依靠进口,传统军事装备的自主研发能力都非常薄弱,人工智能高科技研发与军事应用更是非常薄弱,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将最新人工智能武器装备卖给他们;叙利亚、伊朗、黎巴嫩等国长期与美国为敌,或因战乱或因受美国制裁经济凋敝,科技发展与前沿水平差距很大,从俄罗斯进口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因俄罗斯科技发展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落后美国,俄罗斯同样不会把本国研发的最先进装备卖给他们。

惟一在人工智能技术与装备发展方面独占鳌头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凭借与美国的特殊盟友关系,以及自身具备很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军用人工智能技术与装备发展令人瞩目。以色列不仅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智能坦克、新型智能护目镜等作战和卫勤保障武器与装备的开发上,而且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态势感知、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等广泛的军事领域。据权威报道,美国用于攻击伊朗核设施,具有自主寻的、目标辨认和自主攻击等智能的震网病毒,就是在以色列的协助下完成,并在以色列的实验室进行了实战模拟演练,以检验攻击效果。

这样的阵营划分和力量对比,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现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难以有显著的改变。这就使得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主要代理人以色列,实际军事能力在地区范围内具有优势地位,其威慑作用和影响力都将持续有效。

责任编辑:刘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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