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德贤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乡村治理主体间难以形成合力效应是乡村文化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协同治理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必由之路。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为乡村文化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乡村文化协同治理表现为治理目标的协同，治理内容的协同，治理主体的协同与治理路径的协同。

关键词：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乡村文化;协同治理;乡村振兴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乡村振兴战略意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乡村振兴战略意见》具体从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机制等10个方面规划了乡村振兴战略蓝图。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引领，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乡村振兴战略蓝图勾勒的乡村振兴发展愿景不仅表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物产的丰裕，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更表现为农村环境治理良好，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改善，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得到有效提升等方面。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意见》中明确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1]，具体要求是通过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道德教化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加強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等方式繁荣与兴盛乡村文化。《乡村振兴战略意见》颁布后，如何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意见中关于乡村文化建设与治理的有关精神，根据当前乡村文化建设与治理的困境寻求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从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协同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必由之路

乡村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挖掘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当代意义，需要关注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乡村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的根在土里，向土里讨生活，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土地神作为最近于人性的神，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2]。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无论是对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还是维护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亦或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均有现实意义。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在不同时期颁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大政方针中均明确要求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近年来，各级政府更是通过“文化下乡”“十个一”乡村文化建设工程、“美丽乡村”建设等活动积极改善乡村文化硬件设施，也通过实施“农家书屋”“电影下乡”建设“电子阅览室”等举措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涵，促进乡村文化发展。

虽然近年来政府通过硬件投资建设与多渠道、多举措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使得现阶段我国乡村文化治理取得一系列成就。但通过对这些举措的实施效果的研究发现，乡村文化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朱菲菲、包先康从构成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这一视角研究发现乡村文化治理存在主体缺失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乡村文化治理存在文化传承的主体缺失、政府的失灵、社会组织的缺位、村民的文化治理意识淡薄等问题。[3]韩鹏云、张钟杰认为当下的乡村文化治理“行政主导”治理模式的城市化、项目化、任务化突出导致文化活动载体与价值意义的断裂，使自身陷入功利性、封闭性和技术性治理之中。[4]吴理财则认为农村社区已经成为无规则之地，丛林原则肆虐横行，这成为当下农村治理不可回避的问题。他认为这种困境产生的原因是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的加剧导致的公共舆论的消失。[5]除了宏观上对乡村治理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反思外，也有研究通过对具体区域乡村文化治理或者某一具体文化活动实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龚晨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乡村文化治理的现状分析发现乡村文化治理仍面临意识不强、治理效果不佳、治理环境不优和治理人才缺乏的现实困境。[6]郑欣通过研究“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效果发现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化政绩游戏、乡村干部责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等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困境。[7]

通过对已有研究结果的分析发现，乡村文化治理单边行动多于协作治理、治理难以形成治理主体间的合力效应是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治理主体间难以形成合力效应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要么过于强调政府的行政力量，通过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实施的一系列具有城市取向理念指引下的任务化与项目化的文化政策，从外部强行干预乡村文化生活，但过于强调政府主导，较少考虑乡村以及乡村文化的自治特性的文化治理结果往往难以形成可持续性的教化效应。二是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么过于强调乡村文化治理的的自治特性，较少从外部考虑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导向与引领，使得乡村文化治理缺乏有效的专业引领。三是治理主体行为责权不明，很难形成乡村文化治理的联动机制。从已有的关于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结果分析，目前的研究大多从单一主体视角提出加强乡村文化治理的策略与建议，这使得乡村文化治理往往难以形成主体间的合力效应，从单一主体提出行动策略甚至会出现影响乡村家庭文化建设的行动主体相互背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乡村文化治理存在的难以形成主体间合力效应的突出问题，强调影响乡村文化治理的诸多要素与主体协作治理应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必然选择。

二、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乡村文化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率先提出的个体发展模型被认为是生态系统理论的原型。布朗芬布伦纳强调个体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中，“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能动地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他认为个体与家庭、学校、社会、自然等因素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进行着交互的作用”[8]。虽然生态系统理论最初强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但后来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发展了许多分支，文化生态系统理论就是其中之一。研究者将生态系统理论运用在文化研究领域以强调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与影响文化发展因素的多元性。有研究者认为文化生态系统“指在某一相对独立、完整的社会区域中，各种文化因素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基础，根植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依赖于其自身的各种制度框架运行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动态系统”[9]。从概念分析，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视文化的发展过程为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动态的文化生态系统具体包括两个子系统，一是文化内部生态系统，其强调构成文化的要素自身的和谐发展，即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所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研究文化的内核与基础;二是文化与外部影响因素所构成的外部生态系统，其强调文化与所处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的交互作用，这个系统是研究文化的视角与界限。

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之于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与实践的启示有：一是为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与研究提供了方向与旨归，即乡村文化治理研究与实践应以构建和谐的乡村文化生态为目标，强调通过乡村文化治理一方面实现乡村文化内部系统的协同发展，即乡村文化治理应以实现乡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实现乡村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发展、即实现乡村的自然、经济、生态、人文、教育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二是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为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不仅需要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横向视角来关注乡村文化的建设，乡村文化治理还需从乡村文化治理的目标、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容、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等纵向视角关注乡村文化治理。三是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为乡村文化协同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具备大局观与整合思维，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视文化的发展过程为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既受到来自文化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基于此，乡村文化治理应致力于追求乡村文化治理的目标协同、内容协同、主体协同与功能协同。

三、乡村文化协同治理的释义与路径

“协同”的本意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1971年德国科学家哈肯提出的系统协同思想拓宽了对“协同”这一概念的认识，哈肯认为“协同现象在宇宙间一切领域中都普遍存在，没有协同，人类就不能生存，生产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在一个系统内，若各种子系统（要素）不能很好协同，甚至互相拆台，这样的系统必然呈现无序状态，发挥不了整体性功能而终至瓦解”[10]。基于哈肯的协同学理论，乡村文化治理不仅需要回答“谁来协同治理？”的问题，还需回答“协同治理的目标是什么？”“协同治理什么？”与“怎样协同治理？”等关键性问题。

（一）乡村文化治理的目标协同

目标协同并非是指目标的多元与多样，而是指影响目标达成的诸要素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并强调其相互影响，协同推进以达成总目标为旨归。“协同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是乡村文化协同治理首要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乎乡村文化治理与建设的蓝图与目标。国务院颁布的《乡村振兴战略意见》中明确指出“乡村文化治理与振兴的目标是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研读《乡村振兴战略意见》中的精神可以发现，“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是乡村文化治理的總目标，也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方向与旨归。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又具体表现为“乡风文明”“家风良好”与“民风淳朴”，而“乡风”“家风”与“民风”又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乡村文化治理的目标协同就是要处理好“乡风”“家风”与“民风”之间的内在关系，促使乡村社会文明的协同发展。

“乡风”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乡里风俗，从学理上可以理解为“是由自然条件的不同或社会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特定乡村社区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是特定乡村社区内人们的观念、爱好、礼节、风俗、习惯、传统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被人们仿效、传播并流行”。在一定区域内传播与流行，并能潜移默化的为多数人所效仿，是“乡风”的基本特点。因此，乡风往往体现着特定区域内村民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意识，是熏陶“家风”与“民风”的精神环境。

“家风”也被称为门风或族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生产、生活中经过日积月累所形成家庭或家族的生活、生产方式、家庭成员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规则以及与外界交往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情操作风等。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与家风及其相互关系有专门的论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风是家庭的精神内核”“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念深入人心。乡村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所组成的，家庭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基石，“家风”是“乡风”的体现。

“民风”是指一个特定文化区域内社会成员所遵循和体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表现为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与言行举止的趋同性。对一个家庭来说，家庭成员的思想观念与言行举止体现着其家风，所谓“家风正则民风淳”是指一个家庭对其成员在思想观念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家庭长期以来坚守的家规、行为准则对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的影响;而对某一文化区域来说，民风则内化为乡民的意识观念，表现为乡民的言行举止。因此，“民风淳朴”实则是指一个区域内乡民所体现出来的诚实、自然、朴素、内敛的行为性格。

（二）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容协同

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回答“治理什么？”这一关乎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议题，因为明确的治理方向与治理内容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表现之一。根据《乡村振兴战略意见》的精神，结合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现阶段乡村文化治理应以乡村文化产业、乡村伦理文化、乡村文化供给与乡村生态文明为明确的治理内容与方向。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村伦理文化重塑、乡村文化供给改革与乡村生态文明修复本身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乡村文化治理还应体现在治理内容的协同。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要务。“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与任务，“产业兴旺”包括乡村文化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仅具有传承、传播、保存与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而且具有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助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增加农民收入，对接乡村精准扶贫的社会价值。但目前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仍然存在发展观念滞后、对乡村文化产业的认识不到位;乡村文化产品单一，产业链未完全形成;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未能实现与第一、二产业的有效融合等突出问题。因此，助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应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要务。

乡村伦理文化重塑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内核。中国传统文化以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伦理文化为基石，乡村伦理文化既具有引导乡风民风，凝心聚气的整合力量，又具有维护乡村社会公序良俗，维持乡村社会安定稳定的教化功能。但在工业化、市场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乡村伦理文化面临着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开放与封闭等自然交织的文化冲突。因此，乡村伦理文化既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有利保障，同时也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容与方向。深入挖掘乡村伦理文化的规约与教化功能，有利于在完善乡村自治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乡村社会治理理想。

乡村文化供给改革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点。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说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乡村振兴不仅要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提高乡村社会的物质文明，还要加强乡村社会文化供给，提升乡村社会的精神文明。但是相比于城市文化设施的完善、文化生活的丰富，乡村文化供给却存在着活动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薄弱、文化活动参与机会较少等突出问题。基于此，改革乡村文化供给侧结构、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点。

乡村生态文明修复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难点。乡村振兴必须处理好乡村资源开发与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乡村社会的繁荣发展不仅表现在“产业兴旺”，而且还表现在“生态宜居”，乡村社会繁荣发展有可能会面临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带来的各类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与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因此，如何协调乡村资源开发、乡村经济建设与乡村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应是乡村文化治理所需考虑的难点问题，乡村文化治理需要树立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价值观来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三）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协同

从文化治理的过程分析，乡村文化治理是对乡村文化的选择、保存、传递、传播与创新的复杂过程。乡村文化治理的复杂过程需要影响文化治理的主体间形成合力效应，即回答“谁来协同治理”的问题。乡村文化的协同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还需实现影响乡村文化发展的政府、乡村学校、乡村家庭、乡村社区等主体间的协同来共同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

政府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主体，对乡村文化振兴负有领导责任。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应关注乡村社会的文化发展，重视乡村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整体和谐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意见》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个人社会化的重要组织，对稳定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具有其他社会实体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农村家庭文化建设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将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伦理要求潜移默化的渗透到千家万户。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家庭是鄉村文化建设的自组织。一方面，家庭是文化治理的预期收益对象。另一方面，家庭本身又是家庭文化的建设主体。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中具有重家庭伦理、重家训教化、重血缘亲情、重家庭利益、重宗法规约、重道德养成等特点，其在家庭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涵育优良的家风家规、滋养家庭成员的家庭观念、营造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组织多样化的家庭活动、重视家庭成员的发展来保证家庭内部的生态系统和谐的。因此，在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应重视家庭作为先行者的角色，率先加强家庭自组织的发展力量。

学校之所以能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中发挥作用，是因为学校所培育的儿童是乡村社会的未来，幼小的孩童是学校、家庭和乡村发生文化关联的纽带，孩童是家庭的成员，也是学校的学生，更是乡村生活的参与者与建设者。学校之于家庭文化与乡村文化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可以通过多样化教育活动来引领学生对乡村社会的认同，并且通过对孩童父母、乡村民众传递教育观念、矫正一些不良的教育方式来协助家庭、社区推进文化的建设。总之，学校教育的育人功能与乡村文化的教化功能是不谋而合的，只有学校和家庭、乡村形成合力效应的时候，学校的育人功能与家庭文化、乡村社会的教化功能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应重视学校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社区通过制造舆论、投入时间、人、才、物等资源反应政府决策、组织多样化的活动传递核心价值观等方式来影响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治理必须发挥社区的积极作用是由社区的功能决定的。社区有一套社会化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有可能是明文规定的，也有可能是约定俗成的，人们通过遵守这些规则秩序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所以社区的一套社会化的规则间接的会影响到乡村生活，并对民众起到社会化的功能;社区各类机构与团体具有维护社区秩序、保障社区安全的功能使得社区具有维持社会公序良俗的重要作用;社区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活动、娱乐活动、模范评比等多样化的活动促使民众在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中传播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加强乡村社区建设，发挥乡村社区的文化纽带功能。

（四）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协同

“怎样治理？”是回答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协同的问题。在推进乡村家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只有政府、家庭、学校与社区所构成的影响乡村文化发展的内部、外部生态系统形成聚合效应才能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但由于影响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组织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发挥的功能不同，政府、家庭、学校、社区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核心功能也不尽相同。因此，从不同的组织主体视角提出乡村家庭文化治理的路径不仅有助于责权明确，更有助于发挥每一组织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促进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的协同。

政府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所具有的核心功能是导向。导向功能实现的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通过价值导向为乡村文化治理提舆论导向;二是通过制定落实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政策导向;三是通过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硬件投资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物质支持;四是通过与影响乡村文化治理的其它主体的良性互动为乡村文化协同治理提供环境支持。

家庭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主要是涵育。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家庭涵育功能作用实现的路径有三条。一是涵育优良的家风家规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普通家庭的培育和践行;二是滋养家庭成员的伦理道德观念来影响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行为;三是规划组织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家庭活动来提升家庭成员的凝聚力，让家庭成员形成对家庭、家族的认同感，并能在这些家庭活动中体验到积极的情绪情感。

学校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引领。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学校可发挥其作用的路径有三条。一是把乡村学校建设成为乡村文化的引领中心、信息资源中心、家庭教育的咨询中心来保存、传递、传播与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充分发挥乡村教育者涵育乡风乡规的“乡贤”精神来重塑乡村的伦理文化;三是学校的教育资源向乡村社区居民全面开放来实现优质文化资源共享。

社区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核心功能是保障。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社区可发挥其保障作用的路径有四条。一是通过稳定社区家庭文化建设队伍，加强专兼职工作人员的专业训练，吸引专业社工从事乡村家庭文化建设，强化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提升指导工作人员的能力来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的專业性;二是构建政府主导、社区自治自管、市场积极参与的家庭文化建设运行机制来加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合作，形成共同的家责任框架，即政府宏观引导、社区自治自管、市场运营的合作机制来推进社区建设，从而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机制保障;三是充分发挥社区的舆论监督与宣传作用来形成积极的舆论导向并发挥其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作用;四是不断改进丰富社区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来营造设施完善、秩序井然、人际和谐、轻松优雅的乡村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Z].北京：国务院.2018.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7.

[3]朱菲菲，包先康.乡村文化治理主体的缺失及其改进措施[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12：53-57.

[4]韩鹏云，张钟杰.乡村文化发展的治理困境及破解之道[J].长白学刊，2017.4：147.

[5]吴理财.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加剧[J].人民论坛，2012.10：64-65.

[6]龚 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协同治理探析——基于广西贺州的思考[J].行政与法，2019.2：84-94.

[7]郑 欣.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2.2：131-137.

[8]车广吉，丁艳辉，徐明.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一体化的德育体系——尤·布朗芬布伦纳发展生态学理论的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55-160.

[9]仰和芝.试论文农村文化生态系统[J].江西社会科学，2009.9：233-236.

[10]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8.

[11]董 欢：乡风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J].兰州学刊，2007.3：75-78.

责任编辑：任德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