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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共同体身份的话语建构

2020-04-01苗兴伟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年2期
关键词:守护者话语共同体

苗兴伟,李 珂

湖北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外语学界专家学者的心。他们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研究抗击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学术问题,彰显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社会担当。这里特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语言学研究”栏目,择文四篇,展示外语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也向抗击疫情的勇士致敬,向英雄的武汉人民致敬。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共同体身份的话语建构

苗兴伟,李 珂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共同体指的是具有某种共同的状况或者类似的经历而拥有相同视角、观点或者态度的一群人的集合体。共同体身份体现为个体与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个体与共同体的归属关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共同体身份的建构为动员全社会开展疫情防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为语料,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和评价系统的介入系统研究共同体身份的话语建构,以期探讨疫情防控过程中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制和共同体身份建构的话语策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新闻语篇通过主体间性语法资源和介入话语策略不仅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情感共鸣,而且坚定了人们共战疫情的信心和决心,并以此建构了共同体身份。

共同体身份;话语建构;主体间性;介入系统;新冠肺炎疫情

一、引言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在国内引起各级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且在国际上也备受重视。1月30日,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具有预见性差、来势凶猛、波及面广、未来发展不确定等特点(李娟,2006),极易在公众中造成恐慌情绪,给人们造成严重的健康威胁与身心伤害(安璐等,2018:39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和处置不仅需要强有力的行动和举措,而且更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团结协作。语言虽然不能直接参与病人的救治,但在健康传播、防控宣传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全国各地为防止病毒扩散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各地的疫情防控标语。有些标语达到了禁止人员聚集和减少人口流动的目的,具有社会动员的功效,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病毒的传播和疫情的蔓延。但有些标语则体现出简单粗暴的管理理念,甚至充满反人性和反人道的语言暴力。这样的标语虽然在当时、当地达到了宣传、警示和训诫的目的,但也对社会心理、社会情感和社会关系造成了伤害,不利于形成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共同体意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举国上下协同发力共战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公众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所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身份认同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话语在共同体身份的建构中发挥着什么作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话语如何建构共同体身份?笔者随机选取百度新闻平台上2020年1月23日至2月16日期间共100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每日收集四条,人工去除不相关部分),自建了21 982字的语料库,并基于主体间性理论和评价系统的介入系统,借鉴彭宣维等(2015)的评价意义分析方法,利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2对数据进行编码(按主题收集材料的过程),探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共同体身份的话语建构。

二、共同体身份的话语建构

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共同体指的是那些通常因为具有某种共同的状况或类似的经历而拥有相同视角、观点或者态度的一群人的集合体,其共有的视角、观点或态度决定着共同体如何对某些事物或情景作出反应(Singer,1999:61)。共同体身份指的是个体与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体现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归属关系。例如,在Wenger(1998)的实践共同体框架中,身份认同体现为三种归属模式:参与、想象和结盟。相较于群体,共同体这一概念强调了共同体成员在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的一致性。共同体身份具有独特性,因而体现为某一共同体有别于其他共同体的可识别特征。共同体身份有时相互交叉,既定共同体身份或共同体身份的一部分可能附属于另一共同体身份。Joseph(2004:5)指出,身份由三组次类型身份构成,分别是真实身份和虚构身份、自我身份与他人身份、个体身份和群体身份。人们可将个体建构为某一特定类型的人,或将个体建构为与他人构成的特定群体的一员(De Fina,2015:359)。共同体是人们依据相似性、邻近性与共同命运等动态变量将现实世界范畴化的结果。这一特定群体身份与个体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个体身份是个体所归属的多种共同体身份的总和;另一方面,共同体身份通过个体身份得到具体体现。Bauman(2001)认为,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个体提供亲密关系、安全庇护和信任。围绕特定事件形成的临时共同体能够为人们提供可当下体验的安全和确定性。

共同体成员的共有态度定位与立场表达体现为话语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蕴含主体性(subjectivity),涉及话语中自我的立场、态度和感情的表达,即自我印记的表征(Finegan,1995)。主体性反映的是包括作者、读者在内的共同体成员的话语交际关系(Nuyts,2012:58),它表示共同体成员在某一价值级阶或价值范围内所构成的连续统(Marín-Arrese,2013),即共同体成员的评价取向趋同或立场趋同。就体现形式而言,话语的主体间性主要通过情态来体现。情态是一个跨语言普遍存在的语义范畴,可通过人称代词、情态词等语法资源表达作者的观点、认知和视角(张博宇,2015:81)。人称代词是表现语言主体性的基础。例如,人称代词“我”和一些表示思维活动的动词结构主要表达作者的判断、态度或评价,是典型的主体性语言(Benveniste,1971:224),而“我们”则用于表达作者和读者共同的立场、态度和情感,体现了语言的主体间性,强调共同体成员共担责任(Nuyts,2001)。Kitagawa和Lehrer(1990:745)指出,“我们”指代包括作者以及更多成员的不完全限定的群体。指称性“我们”指代作者与明确的其他成员,含糊性“我们”指代作者和不明确的其他成员,客观性“我们”则包括每一个人。情态词分为根情态词(root modal)和认识情态词(epistemic modal),前者表达作者的义务、许可、意向和能力,后者表达作者对于命题实现的可能性加以评估的能力(Langacker,2008:306)。根情态词表达的义务涉及激发共同体成员采取行动的社会力(social force)。许可则相当于移除阻碍共同体成员采取行动的社会力。这些情态词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所涉及力的类型上,还体现在力的强度上。

Martin和White(2005)提出的评价系统(appraisal system)为态度意义和主体间性立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评价系统包括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级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作为一个人际意义系统,评价系统不仅涉及态度的表达,而且聚焦评价资源建构共同体的社会功能(Martin,2003:171)。就态度系统而言,我们通过共有的态度定位自己,态度决定了我们归属于哪一个群体(Martin,2004:322)。在新闻语篇中作者通过评价所体现的共有态度定位自己,把自己归入某一个群体,读者通过语篇的读者定位也把自己归入这一群体,从而与作者形成一个联盟或共同体。正如White(2011:34)所言,语篇为自己建构情感、价值、品位和信念的共同体。评价系统的介入系统是用来协商联盟关系的资源,级差系统是对态度强度和介入程度进行调节的资源。发话者通过介入资源协商与受话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立场,并调节对话语所承担的责任(Martin,2004:324)。介入分为两类:收缩与扩展。收缩性介入指发话者直接介入话语过程陈述价值或观点,体现为对不同状况、观点及其范围的质疑、抵制或限制,包括否认与公告两个次类。前者可细分为否定与对立两个子类,后者包括引证、认同和宣告。扩展性介入指发话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同观点或声音的容忍态度,包括接纳和归属两个次类。例如:

(1)疫情,看似把人们阻隔在了不同地方……,人们的心、人们的情、众人的志更紧地连在了一起……(人民网,2020年1月27日)

(2)有千难万险,武汉市民正同心协力战疫情。(人民网,2020年2月4日)

(3)我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人民网,2020年1月30日)

(4),越是艰难越向前,每一个抗疫细节传递出的,都是“我们行”的坚定信心。(新华报业网,2020年2月14日)

例(1)和(2)运用了收缩性介入,前者运用的是否认策略中的对立,即通过替换或取代当前命题,进而对抗、制止或抵消相关命题。作者通过“但实际上”抵消了上文命题并引发了与上文命题相对立的命题。例(2)运用的是公告策略中的认同,即作者直接或间接寻求读者的赞同。让步表达“纵有千难万险”表明作者已经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以此寻求读者对武汉市民正同心协力战疫情的认同。例(3)和(4)运用的是扩展性介入,前者运用了接纳策略。这一策略主要涉及情态助动词的使用,情态助动词暗示话语中没有潜在的对抗性声音,只提供一个磋商空间,允许不同声音同时存现(White,2000)。发话者通过表达义务的情态词“必须”接纳了潜在的不同声音,并通过这种方式与持有不同意见的受话者建立一致关系。例(4)运用了归属策略,即引述他人的观点,并承认这只是众多可能观点中的一种。“我们坚信”突出了“我们”的看法,虽然这只是众多可能观点中的一种,但表达了“我们”的坚定信念。

主体间性和介入系统关系密切,体现了话语的对话性。发话者通过介入系统与潜在的受话者开展对话,并协商其与受话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立场。二者的结合有助于探究新闻语篇在疫情报道中如何引发公众的立场趋同与情感共鸣以及新闻语篇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共同体身份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

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共同体身份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共同体身份的建构为动员全社会投入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和攻坚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共同体身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获得了与日常社会生活中不一样的社会身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新闻语篇通过主体间性语法资源和介入话语策略建构了四种共同体身份,分别是命运与共的同胞、守护者与被守护者、并肩作战的战友与生死相依的家人。通过节点数目能够判断出共同体身份类型在整个话语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如表1所示,命运与共的同胞身份在共同体身份的话语建构中占据首位,节点数为130,占40.75%;而守护者与被守护者身份排第二位,节点数为114,占35.74%;然后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身份,节点数59,占18.50%;生死相依的家人这一身份类型在话语中较少提及,节点数仅16,占5.02%。语言的主体间性首先涉及“我”(频次247)和“我们”(频次231)的运用,前者是话语中作者个体的立场、态度和感情的表达,后者则表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归属关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语篇中作者用客观性复数代词“我们”来指称命运与共的同胞,含糊性复数代词“我们”指代守护者与被守护者,指称性复数代词“我们”来表达并肩作战的战友与生死相依的家人。

表1 共同体身份类型分布

从话语间横向组合搭配的实例来看(如“我们能”),话语的主体间性特征还体现在情态词上,即根情态词和认识情态词。根情态词表达共同体成员的义务、许可、意向和能力,旨在对事件的发生实施控制,认识情态词则涉及共同体成员对于命题实现的可能性加以评估的能力。语料中表达根情态的成分有“能”(频次24,38.71%)、“可以”(频次6,9.68%)、“必须”(频次6,9.68%)、“应”(频次4,6.45%)、“应该”(频次2,3.23%)、“必”(频次2,3.23%)等;表达认识情态的成分有“一定”(频次8,12.90%)、“终将”(频次4,6.45%)、“必将”(频次2,3.23%)、“绝对”(频次2,3.23%)、“也许”(频次2,3.23%)等。从上述统计结果看出根情态词占比更高,共出现42次,占67.74%,这体现了新闻话语中共同体成员控制疫情态势的能力和决心。根情态词中“能”表达了共同体成员战胜疫情的信心与坚定意志,“必须”、“应”、“应该”涉及激发共同体成员行动的社会力,说明抗击疫情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表达许可,涉及移除阻碍共同体成员采取行动的社会力。根情态词的差别不仅表现在力的类型上,还体现在力的强度上(Langacker,2008:305)。例如,“必须”所表达的义务比“应/应该”更具强制性,“可以”不仅表示许可,还表示能力。社会力的行使体现了共同体成员间的互动,通常情况下力由作者导向读者。力的来源除作者外也可以是无形的权威或社会期待,而力的作用对象除读者外也可以是特定群体或整个社会,或隐而不现。例如:

(5)我们积极请战:若有战,召回,战胜!(中华网,2020年1月30日)(义务)

(6)我们来了,你们稍微歇一歇了,咱们并肩前行!(河北新闻网,2020年2月5日)(许可)

(7)武汉人民不要恐慌,全国人民与你们同在,我们一定挺过去!(人民网,2020年1月23日)(能力)

上述例子分别体现了义务、许可和能力三种社会力。例(5)和(6)中力的来源相同,但作用对象不同。两例中的力均来源于“我们”,即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前者作用于社会期待,更准确地说是整个社会和全国人民,后者则作用于武汉当地的医护工作者。在力的强度上,例(5)中的“必”表示强制性的义务,力的强度最强,表征了“我们”作为医护工作者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必须与全国人民构建命运共同体,担当起人民守护者的身份。例(6)中阻碍抗疫的是疫情蔓延初期武汉当地医护人员人手不足与医疗资源匮乏这一事实,而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一共同体身份的建立恰恰成为移除阻碍的关键。例(7)中的力涉及命运与共的同胞共同体内部的互动,情态词“能”表明全国人民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如果说根情态力旨在对事态的发展实施控制,认识情态力反映共同体成员对命题实现的可能性加以评估的努力。认识情态词强调共同体成员对事态的认识,主要指作者对所述命题的承诺,这一承诺表现在作者对命题所承载信息的可能性或必然性的态度和立场上。认识情态词表达了共同体成员在心理上推断当前现实的力动态经历,即想象现实朝向未来演化的情况。Langacker(2008:308)指出,认识情态词的缺失代表命题是共同体成员建构的现实组成部分,属于构想现实,反之则表明命题被置于共同体成员所建构的现实之外,尚未被接受为真,它是着眼于将来的,处于非现实(构想现实的补集)区域中。例如:

(8)每一个你我不是孤军奋战的个体,而是同舟共济的“我们”。(新华网,2020年1月30日)(构想现实)

(9)我相信阴霾过去,迎接我们的是春暖花开!(国际在线,2020年2月2日)(非现实)

例(8)未使用认识情态词,属于作者的构想现实。例(9)中的“相信”预设了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短期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难度。但此例中的认识情态词“终将”和“必将”比“将”的力度更强,足以推动命题“阴霾终将过去,迎接我们的必将是春暖花开”沿着既定路径发展为真。结合统计结果,语料中绝大多数认识情态词的力度与“必将”相当,如“一定”、“终将”、“必”、“必将”、“绝对”等,表明共同体成员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信心。主体间性语法资源在建构共同体身份的同时体现了民众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及其所担负的共战疫情的社会责任。

四、共同体身份建构的话语策略

新闻语篇在疫情报道中通过介入话语策略引发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共鸣和立场共振,强化作者和读者的联盟关系,以此建构情感、价值、态度、信念和行为的共同体。在抗击疫情的新闻语篇中作者运用扩展性介入资源和收缩性介入资源建构了命运与共的同胞、守护者与被守护者、并肩作战的战友与生死相依的家人四种共同体身份。从表2可以看出在共同体身份建构的话语策略中,收缩性介入在频率上高于扩展性介入(节点数分别为202和117,占比分别为63.33%和36.67%),也就是说,作者更多的是直接介入话语过程陈述价值或观点。

表2 共同体身份的话语建构策略分布

在收缩性介入中,否认策略和公告策略的出现频率大致相当(节点数分别为97和105,占比分别为30.41%和32.92%)。在否认策略中,否定多于对立(节点数分别为80和17)。在公告策略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认同(节点数77),其次为宣告(节点数24),使用频率最低的是引证(节点数4)。

否认策略中的否定不仅是肯定的逻辑对立面,还包含肯定的可能。否定一个命题意味着肯定了对立面的存在(Martin & White,2005:118)。语料中发挥否定作用的成分有“不”、“没”、“无”、“别”、“未”。对立则指对当前命题的替换或取代,进而对抗、制止或抵消相关命题。语料中发挥对立作用的成分有“但”、“却”、“事实上”等。例如:

(10)我们防的是病毒,武汉人!疫情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中国新闻网,2020年1月29日)(命运与共的同胞)

(11)希望我们能保持独善其身添乱,带节奏制造恐慌……(人民看点,2020年1月23日)(并肩作战的战友)

(12)武汉人民要恐慌,相信国家,相信中国的医生!(长江日报,2020年1月27日)(守护者与被守护者)

(13)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是个好丈夫……我也害怕,怕失去她!(新浪财经,2020年2月5日)(生死相依的家人)

(14)疫情,看似把人们阻隔在了不同地方……,人们的心、人们的情、众人的志更紧地连在了一起,从未分开过。(人民网,2020年1月27日)(命运与共的同胞)

例(10)中的“不是”是对多地出现指责、排斥甚至歧视武汉人现象的抵制。武汉人与非武汉人是命运与共的同胞,是全国人民所归属的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武汉人不是病毒,更不是敌人,理应得到同胞的尊重和援助。例(11)中的“不”和“别”是对制造或传播网络谣言行为的抵制。对于居家隔离的普通人而言,树立共同体意识,保持理性,不制造恐慌,就是在同前线抗疫人员并肩作战。例(12)中的“不”是对人们因被疫情困住而陷入恐慌状态的限制。疫情形势虽然严峻,但武汉人民应当相信国家会及时采取相关举措有效遏制疫情,相信中国的医生能够全力救护病患。例(13)中的“不”是否定所提出的命题,将肯定范式投射到受众身上,然后结合现实状况,对命题予以纠正。身为医护人员很难做到同时兼顾病患与家人,这体现了共同体身份的相互交叉与冲突特性。例(14)中的“但实际上”预示命题“人们的心从未分开过”是对“疫情将人们阻隔开来”的对抗和抵消。对立把人们通常所持的信念投射到读者身上,一开始作者表明与读者持有相同的立场。随着话语持续展开,作者调整预期,与读者重新达成协商一致,结为共同体。否认策略在收缩对话空间的同时维护了作者观点的权威性。该策略使作者能够合理呼吁读者理解武汉同胞的艰难处境,理解一线医护人员的奉献牺牲,使全国上下共同抗疫的立场和态度获得更多的支持和信任,进而强化共同体意识,并构建共同体身份。

公告策略中的认同主要指作者对命题提供认同性态度,即公开表明与读者共享立场与知识。语料中发挥认同作用的成分有“即便”、“也”、“更”、“便算”、“就”、“纵”、“纵然”、“无论”等。宣告是关于作者直接介入话语的方式。语料中发挥宣告作用的成分有“真正”、“确实”、“真”、“其实”、“事实上”等。引证是作者通过别的来源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有效性、不可否认性,或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证。语料中发挥引证作用的成分有“表示”、“指出”等。引证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论说性话语中,在疫情报道中较少出现。例如:

(15)我是四川绵竹人,是湖北武汉人!(新浪网,2020年2月11日)(命运与共的同胞)

(16)这不仅是一场医疗人员的战斗,是一场全民的战斗。(澎湃新闻,2020年2月6日)(并肩作战的战友)

(17)我们的家园,我们守护她!有千难万险,武汉市民正同心战疫情。(人民网,2020年2月4日)(守护者与被守护者)

(18)武汉很好。善良的人很多,大家都在为武汉加油!(澎湃新闻,2020年1月25日)(命运与共的同胞)

(19)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考虑到……中国政府决定尽快派民航包机把他们直接接回武汉。(新华视点,2020年1月31日)(守护者与被守护者)

例(15)中的“也”和(16)中的“更”表明话语所呈现的价值、信念具有普遍性,作者与读者能够协商一致。抗疫是一场全民的战斗,与地域、职业无关,命运共同体成员应该为了共同体利益并肩战斗。例(17)中的“纵”引导让步状语从句,使读者与作者声音的不兼容降到最低,它暗示读者与作者就话语的生成进行过协商,协商结果代表作者与读者的共同立场。通过赋予读者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来让他们接受作者的观点,如果要反对这种观点,则需要付出很高的人际代价。因此,“纵”的使用强化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体归属关系,不仅命题的前半部分“守护我们的家园”容易被接受,也缓和了命题后半部分的提出可能对共同体归属关系造成的破坏。例(18)中“真的”和“其实”两处宣告资源的使用表明作者对共同体利益的维护。作者通过明确介入话语意义充当为话语负责任的评价主体。例(19)通过“表示”一词表达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共同体身份建构的合理性。

在扩展性介入中,作者使用接纳策略的频率远远高于归属策略(节点数分别为102和15,占比分别为31.97%和4.70%)。接纳策略涉及情态助动词这一主体间性语法资源的使用。情态助动词除了表达共同体成员对事态的发展实施控制以及对命题实现的可能性加以评估之外,还强调作者能够将持有异议的读者作为潜在对话参与者,最大限度地与之结盟,从而构建共同体身份。接纳策略表明作者承认其他观点的存在,承认其立场只是众多可能立场中的一种,从而扩大了与其他共同体成员的对话协商空间(Martin & White,2005:104)。语料中发挥接纳作用的成分有“绝对”、“也许”、“必定”、“必”、“一定”、“能”、“始终”、“或许”、“终会”、“应该”等。例如:

(20)相信在全国、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之下,灾难远去!(环球网,2020年2月5日)(命运与共的同胞)

(21)我们手中的笔没有手术刀那样利。但我们在!(中国新闻出版网,2020年2月5日)(并肩作战的战友)

(22)他们奋战在一线,因为他们的逆行,我们安宁。(新浪财经,2020年1月29日)(守护者与被守护者)

在例(20)和(21)中作者分别使用情态助动词“终会”、“或许”来表明对命题真实性的预测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允许读者有不同看法。虽然疫情形势严峻,但共同体成员能够齐心协力消除灾难。在抗疫过程中新闻媒体和抗疫医疗队均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例(22)中的“得以”表达了作者对医护人员能力的推断,医护人员的奉献与守护能够让全国人民享有安宁的生活。鉴于疫情来势凶猛,波及面广,未来发展不确定,作者预料到读者群体中可能存在多种看待疫情的视角、观点和态度,多次运用接纳策略将持有异议的读者作为潜在对话参与者,最大限度地与读者结盟,鼓励读者形成共同体意识,进而构建共同体身份。

归属策略是指不明确作者对相关命题的看法,诸如他人叙述、述说、阐述等。归属类成分与宣告类大致相当,但后者是作者借用别人的话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而前者则是转引别人的话,作者的态度则不明确。语料中发挥归属作用的成分有“相信”、“说”等。例如:

(23),越是艰难越向前,每一个抗疫细节传递出的,都是“我们行”的坚定信心。(新华报业网,2020年2月14日)(命运与共的同胞)

(24)外卖小哥:得知一线医护人员只能吃泡面,我就决定这个春节继续送外卖,只要我们都在,武汉就不会孤独。(腾讯新闻,2020年1月26日)(守护者与被守护者)

例(23)使用“我们坚信”突出了“我们”的看法,虽然这只是众多可能观点中的一种,但也表达了“我们”的坚定信念。有了必胜的信心,就能凝心聚力,产生精神合力,形成共同体意识,就能同舟共济,携手战疫。例(24)通过引述他人的观点展现了以外卖工作者为代表的普通人的担当和勇气,“只要我们都在,武汉就不会孤独”代表着普通劳动者对家园的守护。

Martin和Rose(2007)认为,话语是文化的例示,社会文化语境影响话语的选择或使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归属关系首先是命运与共的同胞和守护者与被守护者,其次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最后是生死相依的家人。命运与共的同胞和守护者与被守护者都强调爱国、爱自己的同胞,生死相依的家人则是爱家、爱自己的亲人。共同体身份的建构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它不仅强调爱家即爱国,也意味着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或民族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贾付强、赵春风,2016:100)应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家国情怀表现了一个人对家国归属认同、家国责任使命、家国危机荣耀的感念(徐国亮、刘松,2018:130)。在当今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国家和人民所拥有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

五、结语

与某些疫情防控标语所体现出的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和反人性的语言暴力相比,新闻语篇在疫情报道中运用主体间性的语法资源和介入话语策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情感共鸣。一方面,全国上下对身处疫区的人们所经受的病痛和苦难感同身受,作为命运与共的同胞,“每一个你我不是孤军奋战的个体”,而是同舟共济的“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坚信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担抗击疫情的责任,就一定能战胜病毒,共渡难关。在共同体身份的话语建构中,主体间性的语法资源主要涉及情态,尤其是根情态,体现了共同体成员控制疫情态势发展的信心,决心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就介入策略而言,收缩性介入通过否认和公告策略使作者直接介入话语过程,陈述自己的价值观或态度,并对不同观点加以抵制或限制,以期与读者协商同盟关系和共同体身份的认同。扩展性介入通过接纳和归属策略使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不同观点或声音的容忍态度,从而与持有异见的读者进行对话,协商同盟关系和共同体身份的认同。总之,公众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所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身份认同有利于动员全社会协同发力,为防止疫情扩散,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宝贵的时间。

[1] Bauman, Z. 2001.[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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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0

A

1008-665X(2020)2-0088-12

2020-03-08

苗兴伟,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语用学、文体学

李珂,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生态语言学

(责任编辑: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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