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惜青 姜洪军

内容提要：金代长寿院残碑的发现为了解金代义州地区的山川地理以及佛教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其内容不仅可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对北票地方历史地理和佛教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残碑概况

在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北票市文物管理所在北票市上园镇马代沟村扎兰营组居民区内发现一块金代石碑，现存放于北票市文物管理所。

此碑为红褐色砂岩质，表面经打磨加工制成，长方形，残高约155、宽110、厚20厘米。碑石边缘线刻一周7厘米宽的卷草纹，作为边饰。碑文共26行，每行残存22～43字，首题“大金国义州西神应山大奚家寨长寿院起建□□碑记”。由于碑石长期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下部已残缺，多处字迹漫漶不清，大约可辨识561字；碑阴和碑侧则仅可分辨其字为大量的人名。碑文为阴刻楷书，字体清秀工整，刚劲有力，刻工较精。

该碑碑文在历代碑刻文献中未见著录，现据残碑将碑阳文字抄录于下，并加标点于其旁（原碑文为竖刻，现改横排录入，碑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均改为简体字，漫漶不清的文字用“□”代替；每行下缺文字用“……”代替；换行用“」”表示，符号□中之字，为据文意补之）（图1）。

大金国义州西神应山大奚家寨长寿院起建□□碑记」

夫凡人所居者，必先观此原之形，□马□□，土田之沃，□□人情之□同自□……，」隅福德之地，创为道院佛宗。□□□□□□□众归依，遂自为长寿院。迨兵火之□，……」斋即生僧徒□□□相□移一旦屋□□□尽成煨烬。至于」本朝抚定之后，四海晏清，居□□复旧业，犹兹道院烟没荆榛止。遗□前殿年尘像吉……」□，亦是以为祈福之□□矣!□□正隆二年,□□□□□□□□□当□□□□□及人……」□野。惟在一殿岁文悬颓,不甚精洁。□于殿后隙地之□□□□□□□□□□□□□……，」化邻村□□士□之□，富者奉其财，者输其力，工者施其巧。未踰恭岁大堂三，□□□四……」犹今毕备次。有杨卞长男之晖者，夙赋善根，逈出□□。□至大定八年，为堂基未完，□□□心……」范砖，及命工匠谨依规矩之法，□□以日继月。是岁秋□月，其事终。是后复构精数间，以□……。晖曰：“予观汝辩，诸圣事全□□怠比营私务远矣！汝既诚实好善，虽显□□□□□世必为……」经乎！汝敢蕴□应之□，则默为□。”之晖典诺，□舍□建事，惟患弗诚□，则□□有是而无终乎！……」非先设□敢成，深虑四远，□知□骛的□谋命同，遂驰踰请到州内大嘉福寺管内都僧政善□，……」诸佛前，□对善男子善女人等合堂，□□□地起白言□，惟恐善事不成。先燃一指以答其愿，众皆……」议曰：“不若□□广这迩□□□□□经于方削□有未□可否？”众向善，必緃所议其间一患……」□□□为□□□□□□□人杨□□□□□□□□□逐旋将□□底登山涉，寝湌，□赴山……」之万□□□□□□□印乃复召□□□□为黄经斋一卷怢，有□误兮！□为□有□□□□至……」□□□□□□□□□□□□□□□□□□□之西僧□之比□方周纵欲绻径殿□□□□□□□□所愿……」方□□□□□□□□□□□佛经□□□□间者不比而竟施□□乏财杨□□功□方踰□□□□□」朱金□为众□□□□□，□岁夏四月□日，飞书（县）诸善士□□□□□，不维增□□□□，亦消除疾□□」□□三□□□□□□□□□□同□圣椽，于两殿之□，挍建三间，并望念刚兮主左右。又当寨念佛，化」□□建□□□□□□□□□□□□□□□□□□□□列置□歔来□为纪，复□山阴法堂径，」如此兴修成建□。杨□□□□□□□□□□□□□□□□□义子僧即超、即臻、王□、杨□□、杨□□」□□□□□□□□□□□□□□□□□□□□□□□□□□□□宾主□□复者，即可主焉！□住寺□」于□□□□□□□□□□□□□□□□□□□□□□□□□□子子孙孙（休）声遹骏，庶贻来者□！」

□□□□□□□□□□□□□□□□□□□□□□□□□□□之晖、杨庆僧即□孙万□□□□。」

二、碑文相关内容考释

北票发现的这件金代石碑残缺且多处字迹漫漶不清，为研究释读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但碑文内容大致可以了解，记述了金代义州西神应山大奚家寨附近村民为长寿院布施的情况，为研究义州地区金代地理和佛教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下面对碑文涉及的一些重要信息做一初步考释，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图1 金代长寿院残碑拓片

首题中的“大金国”表明了石碑的刊刻朝代为金代。“大金国”为金朝通行的书写体例，如《大金国河东北路太原府盂县白土坡建福院记》1王新英：《金代石刻辑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碑》2陈桥驿：《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23页。，招远县（现招远市）出土的一石棺，棺盖正面题“大金国莱州招远县明昌七年十月日记”3招远市政协文史委、招远市文物管理所：《招远文物——招远文史资料》（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70页。等。这种体例自唐、宋以来，流行于各个朝代的文书、碑文。

义州，《金史·地理志五》记载：“下，崇义军节度使。辽宜州，天德三年更州名。户三万二百三十三。县三、镇一。”4《金史》卷24《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559页。由此可知，义州在金初因袭辽宜州，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的时候更名为义州。金代义州下辖三县，弘政县，治于今辽宁省义县东北九道岭北；开义县，治于今辽宁省义县南七里河东北开州；同昌县，治于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西北。从碑文所载时间从正隆二年（1157）开始来看，正好符合当时的建置。此碑的发现也说明北票市上园镇马代沟村在金代属义州管辖。

神应山，在《辽史》《金史》中都没有记载，《清史稿·地理志·内蒙古》卷77记载：“……南，神应山蒙名苏巴尔噶图。”5（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2403页。《钦定大清一统志》卷27：“苏巴尔噶图山，在朝阳县属土黙特右翼南三十里。亦名平山，又名神应山，衮齐老河发源于此。”6（清）和珅等：《钦定大清一统志》，影印本《四库全书》第4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2页。又卷450：“神应山，在右翼南三十里。一名平山，蒙古名苏巴尔噶图，盛京义州柳河、川河发源于此。”7（清）和珅等：《钦定大清一统志》，影印本《四库全书》第4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9、430页。又据当地所传，该碑最初在神鹰山南坡，在“文革”期间被破坏后砌在清代安源寺正殿前墙上，其西500米是神鹰山，南200米是由西北向东南流向的柳河，柳河向东北流入大凌河。清代文献所记载的神应山即此碑最初的发现地，与碑文所记地点吻合。由此可知，现在的神鹰山即金代和清代的“神应山”。

寨为金代乡村的基层社会组织。“金代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应包括乡、寨（里、村或庄）二级行政组织，即乡之下设寨（里、村或庄）。……北方地区的上京路、东京路、北京路等地，村庄多以寨、铺、庄、务称之，尤其以寨为多。”8武玉环：《金代的乡里村寨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辽金时期大凌河流域曾出现大量村寨组织。“大奚家寨”名字的具体由来现无从得知，从字面推测，或许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人姓奚，由此寨名为大奚家寨。

残碑碑文中提到的金代“大嘉福寺”在史书中不曾记载，但现存于北京潭柘寺塔院内的《了公长老塔铭》中却提到了此寺，“禅师者，义州弘政宋氏之季子也……遂依本郡大嘉褔寺祚公落发，训名行录”9包世轩：《抱瓮灌园集·潭柘寺历代弘法高僧事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442页。。两处石刻文字都是记录金代义州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可以肯定两处的“大嘉福寺”为同一寺院。而且从长寿院残碑碑文可知，是因“惟患弗诚”才去“请大嘉福寺管内都僧政善□”，大嘉福寺在当时绝对算是一座有名望的寺院，是当时义州地方僧官的办公住所。

金明昌三年（1192）《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达圣题名记》：宜州“风俗淳古，其民不为淫祀，率喜奉佛，为佛塔庙于其城中，旗布星罗，比屋相望，而奉国寺为甲”10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元大德七年《大元国大宁路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并序》记载：“（奉国寺）亦可谓东胜事之甲也。未几，义□□起，辽金遗刹□毁殆尽，独奉国孓然而在。”11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50页。上述两则记载说明，辽金时期的宜州（义州）城内有多所寺院，金末元初由于战乱，附近寺院多毁于战火，除奉国寺得以独善外，其余寺庙全部被毁。碑文中提到的“大嘉福寺”可能也是在这场战乱中被焚。

“管内都僧政”中的“管内”表明此类僧官的管辖权利是有限制性的，仅管理所辖州县内的出家的僧尼和寺院的事物。“僧政（正）”一职，《大金国志》记载：“僧正，帅府僧职也。皆择其道行高者，限三年为任，任满，则又别择人。”12（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36，中华书局，1986年，第517页。宋释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言僧正者何? 正，政也，自正正人，克敷政令，故云也。盖以比丘无法，如马无髻勒，牛无贯绳，渐染俗风，将乘雅则，故设有德望者，以法而绳之，令归于正，故曰僧正也。”13任继愈：《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1109页。由此可知，“僧正（政）”是管理地方僧尼事务的佛教僧官，主要负责对僧尼的教化和戒律约束。

那么，“都僧政（正）”究系何职？有的学者14见王仲尧：《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5～37页；朱封鳌、韦彦铎：《中华天台学通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认为，两宋时期，在原僧官衔上加“都”字以示特定地位职权，即在“僧正”职名上加“都”字成为“都僧正”，表示行政地位和职权在僧正之上；有的学者15王德朋：《论金代僧官制度》，《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依据宋《佛祖统记》记载“苏子瞻时为通守，为序以赠之曰:钱塘佛僧之盛，盖甲天下，道德材智之士，与妄庸巧伪之人，杂处其间，号为难齐，故僧正、副之外，别补都僧正一员，簿书案牒，奔走将迎之劳，专责副正以下，而都师总领要略，实以行解表众而已。”16（宋）志磐撰：《佛祖统记》卷 11，《大正藏》第 49册，第 210页中。认为，宋代的都僧正主要是垂范众僧的荣誉性职务，通常设置在寺院众多、佛教兴盛的州郡地区，以便处理这些地方的繁杂事务。金代史料中并无“都僧政（正）”一职的记载，但在一些石刻资料中，高僧任职都僧政的实例却不鲜见，如大定十七年（1177）的《宣密之塔》经幢中称宣密曾任“代州管内都僧正”17李宏如：《五台山佛教·繁峙篇》，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金大定十九年《朔州广福寺净住禅师行慜迁葬记》《朔州广福寺新迁葬记》中的“总持大德管内都僧正赐紫沙门惠彻”18王新英：《金代石刻辑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大定二十五年（1185）《重修回銮寺碑记》中的“故导宿前管内都僧正判官讲唯识等论传法沙门口千门人智澄，法眷平遥县集福寺前管内都僧正讲经律论口口戒沙门智才”19景茂礼、刘秋根：《灵石碑刻全集》上册，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等。金代承袭辽宋制度，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金代确实曾经设置过“管内都僧政（正）”一职，残碑文中所提的“管内都僧政”，即管理义州的都僧政，具体一点就是指管理义州及下辖各县地方佛教寺院事务的僧官。不过，金代的“都僧政（正）”一职是否为荣誉性的职务或者其地位和职权是否在僧正之上，还需进一步研究。

法堂，即佛教寺院里讲经、演说佛教大法的场所，是佛寺中的主要建筑之一，堂内设置讲台，正中供奉佛像。“法堂，他宗云讲堂，禅家云法堂。演说大法之堂也。自百丈海禅师制禅苑之规绳，特重取法堂、不立佛殿而唯树法堂、以此表佛祖亲承，当代为尊故也。”20上海佛学书局：《实用佛学词典》，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901页。我国佛寺法堂之制由来已久，不过自禅宗以来，南方寺院，多讲清淡，研讨佛经理论，因此设法堂比较普遍，一般是将法堂建于中轴线上，成为一座独立式建筑；北方佛寺的法堂则多供偶像，不作为主要建筑，一般将法堂置于大殿两侧面积较小的配殿或厢房。法堂的存在，也从侧面反映了金代长寿院是有一定规模的。

三、碑记内容所反映的相关问题

1.碑记刊刻目的

“大金国义州西神应山大奚家寨长寿院起建□□碑记”为碑文首题，通篇碑文的标题既有刊刻石碑朝代、寺院的地理位置，又有刊刻目的，但可惜的是因为碑文磨损的缘故，从首题无法得知究竟是起建什么建筑的碑记。从碑文“正隆二年（1157）……惟在一殿岁文悬颓，不甚精洁。□于殿后隙地之□□□□□□□□□□□□□……，化邻村□□士□之□，富者奉其财，壮者输其力，工者施其巧。未踰恭岁大堂□□□□□四……犹今毕备次。有杨卞长男之晖者，夙赋善根，逈出□□。□至大定八年，为堂基未完，□□□心……干砖，及命工匠谨依规矩之法，□□以日继月。是岁秋□月，其事终”，“后复构精舍数间，……复□山阴法堂径，如此兴修成建□”中记载的几个关键词“一殿”“大堂”“堂基”“精舍”“法堂”来看，长寿院的一殿虽已悬颓但至少还存在，于是殿后空着的地方化邻村众人之力修建了大堂、精舍、法堂等佛教建筑。由此，此碑刊刻目的就是记录在杨卞长男之晖的带领下，化众人之力，复建长寿院损毁建筑等内容。

2.长寿院的选址

历代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兴建佛寺都比较重视周边环境，为了追求与自然和谐的统一，一般都会选择灵山秀水之地。根据碑文“隅福德之地，创为道院佛宗……众归依，遂自为长寿院”记载可知，长寿院所在的神应山也是百姓认为有福德的风水宝地。

3.长寿院的建筑时代以及碑刻时代推测

辽末金初，战乱频仍，辽西地区的契丹人多次发动反金起义。《金史》中记载：“兴中府宜州复叛，阇母讨之，并下诏招谕，诏阇母曰:‘辽之土地皆为我有，彼虽复叛，终皆吾民，可纵其耕稼，毋得侵掠。’勃堇蒙刮、斜钵、吾挞等获契丹九斤，兴中平。”21《金史》卷71《阇母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641页。“天会初，宋王宗望讨张觉于平州，闻应州有兵万余来援，遣阿鲁补与阿里带迎击之，斩馘数千而还。复从其兄虞划，率兵三千攻乾州，虞划道病卒，代领其众，至乾州，降其军及营帐三十，获印四十，与仆虺攻下义州。”22《金史》卷68《冶诃传附阿鲁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596页。可以说，无论什么性质的战争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在朝代更迭之时，很多建筑都会毁于战火。“兵火之余，佛庙丘墟，十所而九。”23（清）张金吾：《金文最》卷71《蓟州玉田县永济务大天宫寺碑》，中华书局，2020年，第1042页。残碑文中称“迨兵火之□，……斋即生僧徒□□□相□移一旦屋□□□尽成煨烬”，由此可知，长寿院内的寺院建筑同样是毁于辽金交际之时的战火中，另一方面也说明，长寿院建筑时代最晚大约在辽代。

由于碑石破坏比较严重，我们只能通过残存的年代信息来推测书刻的大致时代。从碑文中残存的几个年代信息“正隆二年（1157）、大定八年（1168）、是岁秋□月、□岁夏四月□日”来看，“是岁秋□月”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可以肯定是大定八年这一年秋天。而在“□岁夏四月□日”之前碑文多处漫漶不清，没有可参考年代信息，由此，我们推测该残碑最早大约刻于大定九年（1169）之后。

4.由残碑看金代义州的佛教发展状况

金代长寿院起建佛教建筑，与当时人崇信佛教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女真人在开国前，受当时辽国和高丽国信奉佛教的影响，部族内部已有佛教流传。建国以后，金人继承了辽代崇奉佛教的风习。

金代鉴于辽朝佞佛之弊，统治者对佛教予以一定限制。如贞元三年（1155），因大臣张浩、张晖等礼敬僧人法宝，海陵王斥二人“失大臣体”，各杖二十棍，法宝也于朝堂上被杖二百棍。海陵王认为“佛者本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24《金史》卷83《张通古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861页。。金世宗多次诏禁私建佛教寺院、私度僧尼。他斥责历史上梁武帝、辽道宗佞佛之“惑”，自称“至于佛法，尤所未信”。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金朝帝室也都崇信佛教，并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如正隆元年（1156）二月，海陵王“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五百匹、彩五十段、银五百两”25《金史》卷5《海陵王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页。。金世宗幼时受贞懿太后影响，“颇信神仙浮图之事”26《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050页。。世宗执政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发展，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各地纷纷修缮辽代旧寺，并新建寺院，政府对此给予奖励，如大定二年（1162）定都燕京后，世宗在燕京敕建大庆寿寺时，命名僧玄冥为开山，“勅皇子燕王降香，赐钱二万贯、沃田二十顷”27（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20，见《大正藏》第49册，第689页。；大定八年（1168）十月，又“诏额禅师于东京创清安禅寺，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咤会”28（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20，见《大正藏》第49册，第691页。。可以说，金代佛教的兴盛与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有密切关系，这也是长寿院得以重修的社会背景。

辽金时期，宜州（义州）之地，佛教十分兴盛。从金明昌三年（1192）的《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达圣题名记》：“自燕而东，列郡以数十，东营为大。其地左巫闾，右白霫，襟带辽海，控引幽蓟。人物繁夥，风俗淳古，其民不为淫祀，率喜奉佛，为佛塔庙于其城中，旗布星罗，比屋相望，而奉国寺为甲。”这条记载来看，宜州人崇拜信奉佛教，其境内有神祠梵刹40余座，以奉国寺为规模最大。长寿院碑文中提到的“长寿院”和“大嘉褔寺”也许包含在这40余座中。

寺院是传播佛教的重要场所，也是出家僧众修行和佛教信徒顶礼膜拜的地方。当寺院遭到损毁，需要重建或翻新时，除了官方的支持，还常常需要僧俗信众的捐资助力。如《义县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碑》记录了因续装圣像耗资过多，“本郡节度使镇国上将军高公闻其事，首以清俸助缘，余各施金帛有差”29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又如金大定七年（1167）的《朝阳改建三学寺千人邑碑》记载：时任兴中府尹倡导“男女老幼每岁十月一日各纳钱二百，米一斗”用以资助寺院，而“合郡官民争为敬从，延及邻境之人”30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页。，等等。从这些石刻资料的记载来看，金代佛教信仰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长寿院残碑的发现为研究金代义州地区佛教发展情况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