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鹏

内容提要：金代书法风格经历不同时期的变化，相应在墓志、墓志拓本的书风、书体以及书学观上也悄然发生变化。本文对金代大部分墓志、墓志拓本材料进行梳理，阐述金代书法风格的形成、创新、嬗变以及金代书学观与审美观对书法的影响。

虽然墓志拓本多数来源于墓志或墓志铭，但墓志拓本和墓志之间的关系并不能达成绝对的相辅相成，一些流传下来的墓志拓本未能找到原墓志实物，甚至还会出现原墓志实物残存，墓志拓本传拓内容完整或拓本保存良好的现象。

多年来，金代墓志、墓志拓本中的书法及书法相关问题被学界忽视。金代缺乏有突破性、创建性的书家，如王庭筠等人多还在步唐宋诸家后尘。但金代书法有着一条完整的发展脉络。初期多取法于苏轼、米芾等元祐书家，存世墓志数量稀少。中期苏轼、黄庭坚的书风盛行，如在墓志、碑志上学习颜真卿的现象大面积出现，占到中期总量的80%，且奉敕而作的符牒均为颜体书写。末期复古书风出现，墓志上出现取法褚遂良、虞世南的现象。元好问作品中更是能看到与王羲之临摹钟繇《墓田丙舍帖》1（三国）钟繇：《中国碑帖名品：钟繇小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相近的结体与用笔。

金代书法风格经历不同时期的变化，相应在墓志、墓志拓本中其书风、书体以及书学观也悄然发生嬗变。如《全金石刻辑校》2王新英：《全金石刻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新出土墓志精粹》4郭茂育、谷国伟、张新峰：《新出土墓志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北京辽金元拓片集》5王清林：《北京辽金元拓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北京辽金史迹图志》6梅宁华：《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金元全真石刻新编》7王宗昱：《金元全真石刻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包含部分金代墓志、墓志拓本书法的图片、文字资料。根据《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8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金文最》9（清）张金吾：《金文最》，中华书局，1990年。辑录的现存墓志拓本等，共收集墓志拓本影印及拓片60余种110多件。这些墓志拓本作品都是金代碑刻中的上乘之作，在金代书法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金代墓志、墓志拓本的存世现状

历史上金代立国延续时间相对较短，但文化“借才异代”汲取宋、辽才人之精华来发展本民族文化，从而将汉族文化不断对接、融合进来。金代实行文治政策，一改前朝武治的局面，金熙宗早年随韩昉学习儒家经典，言行举止如汉家少年。金世宗以礼治国，设立女真进士科，并诏令女真译经所翻译儒家经典。金章宗喜好收藏，善习瘦金书，曾命王庭筠、张汝方等人鉴定内府书画。由此可见，金朝历代统治者皆对汉文化存有尊崇之情。

从金熙宗完颜亶到金章宗完颜璟期间，尤为崇尚儒家文化，真正实现了儒学的繁荣。相较于其他时期，这一时段与儒学相关的墓志碑刻作品数量上升。金代各地增修或重建府学、庙学已蔚然成风。在儒学的推动下，金代的汉文化终于在大定、明昌期间达到繁荣。随着汉文化而来的墓志也日渐增多。可以说没有金代儒学，墓志的发掘与研究更无从谈起。

对于金代书体创新及书风形成演变的研究、书法审美观嬗变的探究，都与墓志、墓志拓本的研究密不可分，甚至有些墓志作品成了宝贵的补证辑校材料。根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金文最》《金代石刻辑校》《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金元全真道教石刻》《历代墓志铭拓片》10毛汉光：《历代墓志铭拓片》，台北长达印刷有限公司，1985年。中辑录的金代墓志、墓志拓片，通过比勘并结合近年来考古学在金代墓志、墓志拓片方面的新发现，把存世的金代墓志及大部分存世墓志拓片进行汇集、整理，制成“金代墓志、墓志拓片留存情况一览表”（详见附表），以供研究和参考。

经过统计研究，从时间上看，金世宗大定年间的墓志最多，金章宗明昌、泰和、承安年间的墓志数量屈居其次，皇统、贞祐、绍定年间较少。天会、阜昌、大安、元光、天兴等年间的墓志则相对更少；从地域上看，金代墓志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它有六个主要分布的中心：一是以中都（今北京）为中心的京畿地区；二是以真定府、大名府为中心辐射到彰德府的广大地区；三是以东京为中心的辽阳府；四是以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五是以太原为中心的太原府及大同府周边地区；六是以东平府、袭庆府为主的广大地区。

金代尚有“非官不志”的说法，进而墓志书法的主人多数是有官阶的文人，虽然在分布上没有像地表碑刻那么广泛，但是却能以其书刻质量、书风特征代表整个金代书法的走势。此外，从金代墓志、墓志拓片上还可以看出金代书法的创新、书风的形成及写者审美观等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可见墓志、墓志拓片书法研究在整个金代书法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

二、金代墓志和墓志拓片书法风格的形成

将辽代与金代的墓志、墓志拓片书法做比较就会发现，辽代书家与书手，在楷书书写上创造了一个高峰，金代墓志多取法辽代墓志，追摹北魏、唐楷书风。根据《辽代书法与墓志》11罗春政：《辽代书法与墓志》，辽宁画报出版社，2002年。、《北京辽金元拓片集》和《北京辽史迹图志》中辽代墓志拓片的统计与比较后发现：辽代的墓志有欧体书风、北碑书风与柳体书风三大主流方向；其中颜体书风、魏晋书风与行书书风所占比重一样，在整个辽代墓志书法中还只是初露端倪，不成气候。

辽、金两代墓志同中有异，两代墓志书手都重视唐楷尤其是青睐欧体、柳体、北碑书法的学习，但在颜体、褚体、篆书、行书的书写上金代书手又增加了创新成分，这使得金代墓志的书体风格变得异彩纷呈，风格衍变也十分丰富。

从金代墓志书体的整体情况来看，除了草书之外，其他书体均有在墓志中出现。由于楷书具有静穆安详的气息，成为墓志书写的首选。金代楷书墓志中，以褚遂良、欧阳询为代表的楷书字体，成为金代楷书发展的主流，这与金代书法崇尚清劲的审美趋向有关。

在金代墓志中以褚体为主的墓志有褚体行书风格的《虞寅墓志》12胡平生：《金代虞寅墓志的“古文”盖文》，《文物》1983年第7期。《仲良墓志》1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日下访碑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第239页。《韩墓志》14齐心：《金代韩墓志考》，《考古》1984年第8期。，褚遂良、虞世南风格的《孟邦雄墓志》15王新英：《伪齐〈孟邦雄墓志铭〉考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褚遂良、米芾风格的行书《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16李智裕：《〈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补释》，《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褚遂良、欧阳询风格的《圆正法师灵塔铭》17梅宁华：《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褚遂良、颜真卿风格的《时昌国墓志》18王新英：《金代时立爱家族成员〈时昌国墓志铭〉考释》，《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与欧阳询、柳公权书风融合的墓志有《崔尚书小娘子史氏墓志》19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日下访碑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第229页。《大金漆水郡夫人耶律氏墓志》20周峰：《金代萧公建家族两方墓志铭考释》，《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乌古论元忠墓志》21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5页。等。

米芾以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为特点，后褚遂良坚持小字如大字，他充分吸取了汉、隋诸碑和欧阳询“铭石之书”的特点，内疏外密，字体较扁，横向取势，重心较低，这与隶书的书势相类；方刚挺劲，纵横质实，又近于欧体；同时又融入了自己从容浑朴的个性与刚严的气度，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采。除此之外，金代书手效仿褚体的同时，也学到了一些褚遂良作品中的“虚实法则”，每个字的重心开合俯仰相互呼应，又非常稳定，似险绝而没有脱离平正，使汉字结构增加了动势，在不影响字体结构的情况下，又虚笔一带而过。

魏碑书风的墓志有《金代石氏墓志》22郭添刚、崔嵩、王义：《辽宁阜新发现金代石氏墓志》，《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0）》，辽海出版社，2010年，第229页。《乌古论窝论墓志》2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9页。《张子行墓志》24贺勇、刘海文：《金代张子行墓志初探——兼析下八里墓群的始建年代及墓穴排列》，《文物春秋》2002年第3期。等。可以说魏碑墓志延续辽代魏碑风格的遗绪，在师承上可以看见墓志魏碑书法从取法造像题记到取法北魏洛阳体书风的审美衍变，金代墓志受到魏碑造像题记的影响甚多。

墓志中柳体书风的影响明显大于颜体。金代清挺劲健的审美趋向，使书手在颜体书写上注重瘦硬的线条塑造。如《萧资茂墓志》25王清林：《北京辽金元拓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第43页。是颜体风格，但是由于线条的挺健劲峭，会让人误以为是柳体书风。以欧体书风为主的墓志有《李抟墓志》26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日下访碑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第235页。，如再加上欧、柳书风融合的墓志，其所占金代墓志的比例仅次于以褚体为主的字体书风。

苏轼行书书风与魏晋楷书书风在金代墓志中所占的比例相同，都不算高，对金代墓志书法的影响不大。金代墓志中苏轼风格的行书如刘子裕书写的《赵励墓志》27王清林、周宇：《石景山八角村金赵励墓墓志与壁画》，《北京文物与考古》，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这种写法在北宋墓志中十分普遍。魏晋书法风格的墓志有《鲁国大长公主墓志》28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1页。，结体用魏晋之法，用笔时见唐人的笔意。

金代隶书墓志仅见《阎德源墓志》29解廷琦：《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和《京兆刘处士墓碣》30王原茵：《京兆刘处士墓碣铭考释》，《文博》2014年第1期。。金代隶书脱离不了唐人隶书的影子，但《闫德源墓志》显然是取法汉隶《汉夏承碑》31邹宗绪：《汉夏承碑》，《中国碑帖百部经典丛编（隶书卷）》，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445页。，笔画之间尽见篆书笔意，而《京兆刘处士墓碣》则可见唐隶的楷法。唐隶中取法比较极端的只有吴立礼的“方笔”，迫近钟书，发笔方广，字形俊美亦为时重，神似史惟则。墓志中类似于史惟则书风的作品尚未出现。

金代墓志、墓志拓片中篆书书风有两种风格：唐代李阳冰篆书风格和唐瞿令问悬针古篆的风格。大部分取法李阳冰篆书的书手书写十分娴熟，偶尔还会加入一些古篆的意味，来调和篆书气氛。可见，金代在学习李阳冰篆书时，篆书书手融合古篆，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如吕徵墓表篆字中“墓表”二字的处理就是如此。篆书取法立足唐人，又能上窥三代，不守成规，并写出不同的气韵来。这样的墓志很常见，代表墓志作品有《乌古论元忠墓志》《鲁国大长公主墓志》《大金漆水郡耶律氏墓志》《乌古论窝论墓志》。

具有唐瞿令问悬针古篆的风格墓志代表作有《虞寅墓志》《张温妻智氏墓志》32王新英：《全金石刻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391页。。篆书能上轨古籀文，由方而圆去俗趋雅，又在唐人篆法规范中得到了新的突破点，形成了具有装饰性和书写性都很强的金代悬针古篆风格。代表书家如韩杲、党怀英。韩杲的篆书逐渐发生创变，出现悬针古篆变体。党怀英的悬针古篆成为金代篆书创新的经典，其用笔的成熟与结体的娴熟程度是金代其他古篆书手无法匹及的。

金代篆书方面继承唐宋古篆又有所创新突破，意义非常大。这在篆书创作式微的宋金时代，是一次振聋发聩的绝响。金代篆书创作创新还有与隶书笔意结合的分篆书风，但在金代墓志中没有出现分篆，这里不再赘述。

三、金代墓志、墓志拓片书法风格的创新与嬗变

金代墓志、墓志拓片书风的形成，基于当时书手在继承中不断创新的学习方法，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书手继承传统不守成规，能立足于本民族的审美取向，书写时大胆尝试形成独特风格，诚足借鉴。归纳起来，金代墓志书法创新之处有以下四点。

首先，金代承袭辽代楷书书风，多尚欧体书风。金初书家对柳体的刻意仿摹，导致了柳体书风的风靡，更加促成了柳体与其他字体融合的趋势。金代墓志中柳体书法不多，只有一块大定二十九年（1189）朱澜的《李抟墓志》，其余两块《崔尚书小娘子墓志》是柳体融合欧体的风格，而《赵好古墓志》则是柳体融合虞体书风的特征。柳体备具锺、王、欧、虞、褚、陆之体，所以才容易融合其他字体，产生新的书法风格，有清劲挺秀之美。

其次，金代行书多以褚遂良、米芾行书笔意书写。还有用褚、米笔意写楷书，形成含蓄蕴藉、挺健劲拔的行楷书风。承安二年（1197）徐瑂书丹的《虞寅墓志》，就是以褚、米笔意书写柳体的典型。这种创作的方法与金代流行的苏体行书相比，书体上的创新性是非常明显的。

再次，金代篆书创作是在唐代篆书基础上的发展，准确地说是基于唐代瞿令问悬针篆书《阳华岩铭》33杨宗君：《阳华岩铭》，《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如果说唐代悬针古籀篆书尚见笔意，略带自然韵致的话，那么金代古籀文篆书则是在宋代古篆书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笔意与装饰化的提炼。宋代《唐故泰州刺史陶公墓志铭》34刘刚、池军、薛炳宏：《江苏扬州杨吴李娀墓的考古发掘及出土墓志研究——兼及徐铉撰〈唐故泰州刺史陶公墓志铭〉》，《东南文化》2016年第3期。，其文字似东周时期的悬针古籀，庄重中有秀逸，整饬中见古趣。如果把金代的《虞寅墓志》篆书、党怀英的悬针篆书与之相比来看，足见金人用笔上粗细对比变化之大以及装饰性的加强。金代篆书的创新，是在唐宋篆书的基础上的提炼与升华，是篆书书体脉络上的趣味性比较强又有古意的风格之一。

最后，金代隶书虽然在形式上的创新之处不明显，但是具有楷法的书写，使金代隶书古雅中兼具新意。隶书的墓志代表碑刻不多，只有《阎德源墓志》的风格极类似汉《夏承碑》。在金代的道观或者寺院里，书手都是当时的复古先导。金代隶书循唐法而溯其源，终因书手学力积累不厚，未达到新的境界，实属可惜。

金代有一批学人，不遗余力地展开对汉隶的研究、鉴赏与挖掘。金赵秉文在汉碑《韩仁铭》题跋中写道：“此碑出京索间，左氏传京城太叔之地，荥阳令李侯辅之行县，发地得之。字画宛然，颇类《刘宽碑》书也。”35（清）张金吾：《金文最》，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页。金代隶书能复古汉隶在创作上为元明清隶书创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避开唐宋人隶书的书写，也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创新行为。金代墓志书风脉络日渐明晰，与书体创新的实践逐渐增多。墓志书法在金代书法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日渐凸显出来。

四、金代书学观与审美观对书法的影响

金代书学观与审美观是并行的，且在一些观点上是互通的。所以金代书学观可以弥补金代书论审美观的不足，一并作为金代书学观与审美观对书法影响的依据。审美没有学科的界限。一个人的审美思维一旦形成，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审美观。文学上的审美同样也影响到了书法家的书学观和审美取向。从大定到贞祐年间约六十年间，金代文学审美经历了从崇尚尖新浮艳到趋向淳古风雅的转变；与此同时，书法的审美上也有了一个从尚奇险到含蓄蕴藉的过程，这两个审美脉络也是并行不悖的。

金人刘祁在《归潜志》里说：“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奇古，诗多风雅，有赵闲闲、李屏山倡之……”36（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纵观金代墓志书风，也会发现这种尚奇的趋势，在明昌年间出现了尚奇古的隶书墓志《阎德源墓志》，它是金代为数不多的隶书墓志之一；另外还有魏碑书风的《张子行墓志》都是集中在这一时期出现。至此，金代墓志审美上的尚奇之风可略见一斑。书学上尚奇与文学上崇尚尖新不矛盾，在审美取向上是很一致的。

一种审美观念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与之对立的审美观的诞生。金承安年间的王若虚就开始反对奇险，他主张平易的文风与书风。王若虚认为在文章创作时平易要多于奇险，要巧拙相济，“勿继黄庭坚之偏昃，不胜其弊”。在书法创作上，王若虚也践行了他的主张，如他的《缑山石刻》中颜真卿风格的行书，就是在平易中写出拙味的代表37（金）王若虚著，霍松林等校点：《滹南诗话》，中华书局，1962年，第72页。。在金代墓志作品中，承安年间的作品都是以唐代楷书为主，唐楷中的中正大气、拙趣渐次增加了，王若虚特立独行逆流而上，能于众人审美之外另辟蹊径，即可称之为创新。

承安年间以后，复古观念日益成熟。书家对于楷法愈加重视。赵秉文主张学楷书要复古，才能得古人之法：“然藏锋，书之一端，所贵遍学古人，昔人谓之法书，岂是率意为之也。又须真积力久，自楷法中来，前人所谓未能生而能走者，飞动乃吾辈胸中之妙，非所学也。”38（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9，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6页。崇尚楷书，以楷书为基础进行书法创作才是正途。宋高宗在《翰墨志》中说：“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39（宋）赵构：《翰墨志》，《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367页。金人尚楷的书学观，应该是受到宋代书学、审美观的影响。

赵秉文认为楷法乃法宝，日久可生真力，借此可以臻于妙境。金承安以后的金代墓志书法中，逐渐出现了有魏晋风调的书法作品。大安元年（1209）《鲁国大长公主墓志》，就是典型的魏晋书风。到了金末贞祐初年，由于金朝中枢的南渡，书学复古的趋势更加明显。以元好问、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末书家群在复古魏晋书风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虽然贞祐之后金代墓志书较少看到，相信以后会有新出土的材料大量出现。目前记载金末墓志最多的文献是元好问的《遗山集》40（宋）元好问：《遗山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共计墓志22方。

在元好问的诗论中充满了豪情与刚健，郁勃壮美的意象迭出。其书法早期趋向豪放刚健的美，而随着金末复古思潮的涌起，逐渐变得含蓄淳雅起来。金末书家在复古方面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赵秉文谈复古时说：“师三代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成家……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41（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第87页。他认为师古是手段，学诸人之长，自成一家才是目的。在元好问的诗论中，师古的趋向已十分明确。辩证地学古，找到今古相契合的点进行突破，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以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文人书家，在文学创作与书法创作上的观点是很相近的，文学观影响了书学观，书学观践行了文学观。他们的晋唐复古观念，与南宋姜夔“晋唐一体”的书学观是很相似的，或者可以这么说，赵秉文是在贞祐南渡以后在南京（今开封）受到宋姜夔书学观的影响。姜夔是取晋返唐的，着力于对“法”的调和，促进了他走向晋唐一体化的书学道路。随着宋、金书学的发展，南宋画家赵孟坚开始也反对尚意书风，并专门倡导尚“法”的复古思潮，继而成为元代尚法的先导。

五、结 语

对金代墓志的发掘整理是研究金代书法不可逾越的一环，无论是书风嬗变，书体、字体演化还是书学观、审美观的嬗变，均能在墓志书法中找到清晰的发展、演变脉络。例如，在研究辽金墓志时，笔者发现辽金墓志、墓志拓片书法极为相似，清人叶昌炽认为“金碑同于宋者多，同于辽者少”42（清）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7，中华书局，1994年，第467页。，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偏颇。

金代墓志、墓志拓片书法的研究继续深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仍以墓志、墓志拓本材料为中心进行发掘与研究，翻刻碑铭、题额、题跋等都是寻绎金代墓志书风、字体演变及审美发展的重要依据；第二，对于新出土墓志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及时传拓；第三，佛教经幢、道教题记、墓碣也与墓志一样，存在大量的精品刻石，都是墓志、墓志拓片书法研究重要的参照。当然，研究墓志的目的也是寻找金代书法研究的新线索、新思路，进而得出新结论，以达到推动金代考古学、史学以及艺术学研究发展的目的。

附表 金代墓志、墓志拓片留存情况一览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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