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 昊

内容提要：契丹文、汉文都是辽朝通行的文字。其时，除了译史之外，兼通契丹文与汉文者还有辽代社会上层的一些人，包括部分皇帝、诸王、皇后、皇妃、王妃、官吏等，他们或“工辽、汉文章”，或翻译汉文典籍为契丹文字，为辽朝制定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提升契丹人的文化水平，增进契丹人、汉人之间文化交流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他们也对辽朝为政理念和施政体系的构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辽朝社会的进步。

辽朝（907～1125），中国历史上以契丹贵族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多民族北方政权。辽朝社会主要通行的语言文字有汉文、契丹文，其时，汉人、契丹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经常的也是必需的。因此，辽代不仅需要口语的译者，也需要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辽史》往往称后者为通晓“辽、汉字”1参见，《辽史》卷82《萧阳阿传》称其“识辽、汉字”，《辽史》卷89《耶律庶成传》称其“善辽、汉文字”等。中华书局，2016年，第1426、1485页。。辽朝官僚体系中设有“通事”一职，属于口语译者，比如，《耿崇美墓志》记载：“又以上国之言与中华迥异，公善于转译，克副佥求。大圣皇帝自谓得人，选为通事。”2《耿崇美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可知在辽太祖朝耿崇美曾任职通事。《耿崇美墓志》还提及，其长子耿绍基为太后宫通事，四子耿绍邕也曾任国通事。《耿延毅墓志》证实其祖父耿崇美通“北方语”，最初任职为“国通事”3《耿延毅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资治通鉴》的记载也印证了耿崇美确实任过通事一职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齐王开运三年（946）”有记曰：“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诱谕其众，众皆降……”中华书局，2011年，第9447页。。另外，《资治通鉴》和《辽史》都记载通事高彦英因张砺逃亡而受杖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1《后晋纪二》“高祖天福二年（937）”记张砺逃亡被追回，提及契丹主指责通事高彦英，并“笞彦英而谢砺”，中华书局，2011年，第9298、9299页。《辽史》卷76《张砺传》与《资治通鉴》所记大体相同。。胡三省的注释涉及通事的职责：“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国人，以知华俗、通华言者为之。宋白曰：契丹腹心能为华言者曰通事，谓其洞达庶务。”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1《后晋纪二》“高祖天福二年（937）”，中华书局，2011年，第9298、9299页。这一解释还是片面的，主要强调的是通事负责汉人事务，能讲汉语。其实通事都要兼通契丹语、汉语。而且，通事作为译职人员，可能在辽朝初期民族杂居之地的官府中有较为普遍的设置。姚从吾先生认为：“通译语言的人，叫做通事。这类人大概只会说话，不一定认识文字。”7姚从吾：《辽金元时期通事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67年第16期。本文所谓兼通契丹文、汉文者主要指会两种文字，仅会口译不通文字者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一、文献所记辽代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的身份特点

一般说来，辽朝设有译史，其职能为文字翻译8萧启庆：《元代的通事和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441页。，他们肯定至少通晓两种文字，而以兼通契丹、汉文字者为主。辽道宗大康九年（1083）有政令：“定诸令史、译史迁叙等级。”9《辽史》卷24《道宗纪四》，中华书局，2016年，第327页。由于译史属于胥吏，简略的《辽史》并没有提及任译史之职者的姓名。值得重视的是，除译史外，有关辽代的文献中还出现一些人明确为兼通契丹、汉文字者或可能为兼通契丹与汉文字者（表1）。

表1 文献所记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一览表

续表

在表1所列17位人物中，文献明确记载兼通契丹文与汉文者有耶律倍、耶律只没、耶律隆绪、耶律大石、萧阳阿、耶律庶成、萧乐音奴、萧韩家奴、郑恪；文献没有明确言及，但可以推知为契丹、汉文兼通者有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萧观音、萧瑟瑟、秦晋国妃，因为他们或参与创制契丹文字，或用契丹字翻译汉文典籍，或“好儒术”，或“工诗”“善诗歌”，儒术和诗歌非有一定汉文化修养不可，所以他们兼通契丹文、汉文是极有可能的。

表1所列兼通契丹文、汉文者的社会地位普遍很高，其出身情况可分为三类。

其一，皇族。表1中9位出自皇族，占统计人数的53%，其中，有3位是辽代皇帝（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1位是西辽皇帝（耶侓大石）。耶律倍为辽太祖长子，曾为东丹王。另外，耶律只没，为辽世宗之子，辽景宗、圣宗朝曾受封宁王。耶律鲁不古，“太祖从侄也”10《辽史》卷76《耶律鲁不古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75页。。耶律突吕不，为耶律铎臻之弟，六院部人11《辽史》卷75《耶律铎臻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67页。，也是皇族。耶律庶成为季父房之后12据王善军研究，辽代皇族主要分为二院皇族（包括五院皇族、六院皇族）和横帐三父房皇族（孟父房、仲父房、季父房）。见王善军：《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属于皇族之列。其侄耶律蒲鲁当然也属于皇族。

其二，后族。萧观音、萧瑟瑟、秦晋国妃三位女性均出自后族。萧观音，“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13《辽史》卷89《耶律庶成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85页。。萧瑟瑟，“天祚帝文妃萧氏，小字瑟瑟，国舅大父房之女”14《辽史》卷71《后妃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28页。。秦晋国妃，“世为后族”15《秦晋国妃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1页。。

其三，官宦之家。萧韩家奴、萧乐音奴、萧阳阿、郑恪均为官宦人家子弟。萧韩家奴，“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抟之孙”，“弱冠入南山读书”16《辽史》卷103《文学传上·萧韩家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93页。。萧乐音奴，“奚六部敞稳突吕不六世孙”，虽然其父母早亡，养于家奴奚列阿不家，但自幼气象如成人，重熙年间，“以其名家，又有时誉”，辽兴宗任命他为舍利军详稳，他结交一时名士，以“貌伟言辨”著称，终于五番部节度使17《辽史》卷96《萧乐音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42页。。萧阳阿为萧乐音奴子。入仕较早，其传称：“年十九，为本班郎君。”18《辽史》卷82《萧阳阿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26页。郑恪，其墓志言：“世为白霫北原人，其先史记家世及家状详焉。曾祖景裕，历官至怀州刺史，加崇禄大夫。祖玶，利州观察使。父惟凞，不仕，终于家。”19《郑恪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8页。此处提及白霫北原是指其家位于辽中京附近，因为白霫之地往往代指辽中京地区。需要说明的是，郑恪、耶律蒲鲁、耶律大石都曾举进士。郑恪在二十九岁时，“以属文举进士”20《郑恪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8页。。耶律蒲鲁，“重熙中，举进士第”21《辽史》卷89《耶律庶成传附蒲鲁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87页。。耶律大石，“登天庆五年进士第”22《辽史》卷30《天祚皇帝本纪四》，中华书局，2016年，第401页。。

上述诸位就其出身而言，既有出自皇族、后族显贵之家者，也有出身于普通官宦人家者；就其民族构成而言，绝大多数是契丹贵族，也有非契丹人，如萧乐音奴、萧阳阿两位为奚族，郑恪可能为汉人（其墓志没言及民族成分，但居白霫之地者汉人占有相当比例）。从目前已掌握的史料看，无论是契丹贵族，还是奚族，或其他民族，并非译史而兼通契丹文与汉文者均属于辽代社会上层人士，这一方面是因为《辽史》列传所记人物多是有地位者，另一方面则表明在辽代文化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

二、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的文化贡献

就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的文化贡献而言，耶律倍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耶律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嫡长子，在辽太祖诸子中最有才华，史书记载他有多方面的技能，“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23《辽史》卷72《宗室传·义宗倍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35页。。其中，“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更反映出他的汉文化修养相当高。《阴符经》是汉文传统典籍，属于子书，大概有两部，其一被认为是道家书，另一被认为是兵家之作2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6《阴符经解》提要指出：“又历代史志皆以周书《阴符》著录兵家，而黄帝《阴符》入道家，亦足为判然两书之证。”中华书局，1965年，第1241页。。无论哪一部都应是汉文化造诣较深者才可通晓的。耶律倍通过翻译汉文典籍，推广了汉文化，又用他的画笔展示了契丹文化的特色，尤其是他后来渡海入后唐，虽是政治避难，但也充当了文化沟通的使者，为当时多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辽圣宗、兴宗、道宗是辽中后期的帝王。他们年少之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辽圣宗能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且召集契丹大臣阅读，带动了他们对汉文化的学习。辽兴宗好写诗，除了有诗友（比如耶律谷欲）之外25《辽史》卷104《文字传下·耶律谷欲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605页。，还与懂诗的高僧进行诗书交流，金人王寂在其所撰《辽东行部志》中记述了他与高僧海山大师郎思孝之间的诗书往来26王寂曰：“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先以诗挑之曰：‘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眛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师和之曰：‘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见过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饶万国犹难敌，一智宁当三智深。’二相，谓杜令公、刘侍中也。后遇天安节，师题《松鹤图》以进云：‘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 师自重熙十七年，离去海岛，住持缙云山。兴宗特遣閤门张世英，赍御书并赐香与麻丝等物，书云：‘冬寒，司空大师，法侯安乐，比及来冬，差人请去，幸望不赐，违阻。’末云：‘方属祁寒顺时善加保摄。’详其始终，问讯，礼如平交。非当时道行有大过人者，安能使时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载一遇，岂偶然哉。”见王寂著，张博泉注释：《辽东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9页。。辽道宗耶律洪基亦好学能诗，在清宁三年（1057）八月辛亥，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27《辽史》卷21《道宗本纪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289页。。辽朝人李处能曾对宋朝接伴使说：“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每荷异眷，尝于九日进《菊花赋》，次日，赐批答一绝句云：‘昨日吟卿《菊花赋》，剪碎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余香，零落秋风吹不去’。”28陈述：《辽史补注》卷21《道宗本纪一》，中华书局，2018年，第844页。李处能父李俨（耶律俨）也有诗名，君臣相互唱和也是增进契丹、汉文化联系的具体表现。

辽朝确立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与耶律阿保机、耶律倍父子的文化倾向有直接的关系。《辽史·宗室传》记载：辽代立国之初欲祭祀有大功德者，耶律阿保机问侍臣，众人都建议祭祀佛，耶律倍与众不同，他建议首先要祭祀孔子，认为孔子为万世所尊，辽太祖赞同他的意见，辽初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29《辽史》卷72《宗室传·义宗倍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33、1334页。。耶律倍之所以能提出祭祀孔子为先，得益于其平素好读典籍，所以较为熟悉中原文化传统。他也是藏书家，史载：“初在东丹时，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扁曰望海堂。”30《契丹国志》卷14《东丹王》，中华书局，2014年，第172页。孟广耀先生对辽初确定祭孔有这样的评价：“确立祭祀中以谁为先，并非无关宏旨，它意味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将孔子创造的儒家思想提到意识形态的首要地位，成为辽朝，乃至契丹族的发展方向。对此，其后诸帝恪守不移。于是儒家文化真正成为辽皇朝之魂。”31孟广耀：《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第2页。的确，尊孔崇儒文化政策的确立，对推进辽朝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汉字创制契丹字是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的重要贡献，他们当然是辽朝社会较早掌握汉字，并把汉字与契丹字联系起来的重要人物。耶律庶成曾受皇帝命令翻译《方脉书》，使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32《辽史》卷89《耶律庶成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85页。，通过文字翻译而推进两族医学方面的交流，有利于切脉审药之术的推广。《辽史·萧韩家奴传》记述他深得辽兴宗信任，被选为史官，参与编修皇帝的起居注33《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97页。。辽兴宗重熙年间，萧韩家奴和耶律庶成作为史官曾共同受命修《实录》，记述从契丹遥辇可汗至辽重熙以来的事迹，即大约从730年到1044年300余年间契丹及辽政权发展的历史34吴凤霞：《辽金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此后，他们二人还受命修撰了辽朝《礼典》。史载：“（重熙）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谬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35《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98页。《辽史·耶律庶成传》称其为《礼书》。萧韩家奴也将汉文史籍《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翻译为契丹文，这些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参与的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

契丹贵族女性也有读书者，天祚帝文妃萧瑟瑟能作汉文诗词，史载：“女直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36《辽史》卷71《后妃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28页。天祚皇妃善作诗文也是辽后期文化整体水平提升的反映。

三、契丹、汉文兼通者的政治影响

辽朝中后期，辽圣宗、兴宗、道宗皇帝积极学习汉文经典，并从汉唐君主治国理政经验中汲取智慧，如辽圣宗耶律隆绪好读唐代吴兢所作《贞观政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尝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37《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中华书局，2014年，第80页。可见辽圣宗对中原汉文化很欣赏，对其明君有仰慕之情，并视他们为榜样。马得臣进谏列举唐太宗、唐玄宗事迹，希望辽圣宗向他们那样善于用人，处理好与六亲关系，耽玩经史，勇于纳谏，积极作为38《辽史》卷80《马得臣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10页。。秦晋国妃其实也充当了皇帝的为政顾问的角色，她将得之于典籍的往昔帝王为政经验不时传递给皇帝。其墓志提到：“妃□读书至萧房曹杜传，则慨然兴叹。自为有匡国致君之术，恨非其人也。今主上以其知国家之大体，诏赴行在，常备询问。”39《秦晋国妃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萧观音上疏劝皇帝：“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龟鉴也。”40（辽）王鼎：《焚椒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也是利用历史人物事迹引导君主。这些大臣、后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辽朝政策的制定。

辽代的制度建设对以往的制度多有借鉴，尤其是名号制度、礼法制度等。比如重熙十三年春，萧韩家奴上疏曰：

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宏业有光，坠典复举矣。41《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97页。

从萧韩家奴的建议也可推知他们对唐朝的典章相当熟悉。他的建议得以采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辽朝的礼制建设。

综上所述，辽代契丹文与汉文兼通者群体虽然有限的史料难以做全面的统计，但仅知的人员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肯定，他们大多为辽上层人士，他们以其政治影响力和思想，在辽朝文化政策的制定、创制文字、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互鉴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推进了辽朝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同时，也有利于辽代礼乐制度的发展。辽朝以武力立国，但其存续二百余年并非全靠武力，重视文化建设与努力提升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对于其社会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