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加 栾飞飞

摘要：文章以北岳庙现存的宋代碑刻代表之一《北岳安天元圣帝碑》为关注点，透过其碑面文字及其书丹者邢守元的翰林待诏身份分析北宋初期翰林书法的相关情况。主要包括：其一，关于北宋初期翰林系统的相关分析;其二，北宋初期翰林书法的入唐迹象，主要以《北岳安天元圣帝碑》的行书风格分析其与唐代书法的具体联系。

关键词：北岳庙   北宋翰林系统   书法入唐   《北岳安天元圣帝碑》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067-02

一、北宋初期的翰林系统

宋代的翰林群体组织“御书院”早在唐代已经设立。开元年间，唐玄宗有一次与各大学士会宴于集仙殿，玄宗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1]此处的集贤院即是御书院的前身，它的主要职能是“掌刊辑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2]另外，“（元和）四年（809），集贤御书院学士、直学士皆用五品，如开元故事，以学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非登朝官者为校理，余皆罢。”[2]此处已将集贤院改为集贤御书院之称，早在唐德宗时期就已经有对其称呼的使用，之后此称呼一直沿用至五代十国。但在此过程中它们的职能却发生了变化。

在其建立早期，主要职务是负责书籍管理工作。《旧唐书》有载：“募能书者为书直及写御书人，其后亦以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为之;又置画直。至十九年，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3]其中善书者被任命为书直、写御书人。五代时期，由于政治动荡，许多关于集贤院的资料被遗失。杨凝式“请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赵光裔素重其才，奏为集贤殿直学士。”[4]杨凝式凭借自身书法才能而一下晋升为集贤殿直学士，也可证明在五代时期仍然有专门的如杨凝式一类书法专职人员的存在。

另外，关于翰林待诏的相关记载，唐玄宗在位期间还设立翰林院。《资治通鉴》有载：“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5]翰林院待诏的主要职能“一皇家书法教育，二讲论书道，三书碑刻石。”[6]五代时期的翰林待诏职官依然保留，“翰林待诏米道邻侍书于太子，掌书法百余卷，皆是二王法帖、古来名贤墨迹，及石本者。”[7]

宋代的集贤御书院“以宰相一人充大学士，以给谏卿监以上充学士，以朝官充修撰，以京官以上充直院，校理皆无常员，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职事与昭文馆同。政和五年诏秘书省，殿以右文为名，改集贤殿修撰为右文殿修撰。”[8]可知其职能变为专门的藏书之地，而书法专职人员由秘书省统领。另外《玉海》有载：“唐有集贤殿御书院，皇朝太宗留意笔札，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许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有御书待诏、袛候。”[9]此时宋代的集贤院已经归为翰林一类，变为内廷书法专职部门。

另外，宋代翰林待诏是书法专职官员中最高职位，“掌书诏命、国书、赐目及各种节庆、祠祭表词，题书春帖子、端午帖子等事务。”[9]

由此可知，《北岳安天元圣帝碑》的书丹者邢守元，其翰林待诏的职能表现即属于书写北岳祭祀碑文的范围之内，而宋真宗与它之间的职务归属关系也十分合理。

二、北宋初期翰林书法的入唐迹象

《北岳安天元圣帝碑》“此碑是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立。碑文作者陈彭年，字永年，南城（今属江西）人。……碑文书体为行书，书者为翰林待诏邢守元，史书无传。”[10]关于其碑文书体的取法，《曲阳金石录3卷》载：“邢守元书与黄仲英所书《安天王庙碑》相伯仲，皆学鲁公笔法者。”[11]《石墨镌华6卷附录2卷》有载：“邢守元书亦习《圣教》而有得者。”[12]结合碑文可知其行书取法于唐代《集王圣教》以及颜鲁公。而文章关注重点是由《北岳安天元圣帝碑》的取法分析北宋初期以邢守元为代表，翰林书法的入唐迹象有哪些？

其一，取法《集王圣教》。

《集王圣教》之所以被北宋初期的翰林所接受，首先是帝王力量对二王传统的推崇。其二，唐太宗力求以文化稳定国内民心臣服之目标，发展文艺尤其是书法艺术需要全民众的参与，全国参与则需要树立一种模范供大家仰慕学习，而此时南方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新书风在当时影响极大，因此在唐太宗的倡导下掀起了学王的热潮。其三，王羲之为人正直，不与世同俗，其德行符合唐太宗择贤标准。而怀仁和尚所作的《集王圣教》也是在此大环境中所产生，《集王圣教》能在北宋初期形成影响的因素之一即是唐代帝王推崇之下学王之风的延续。

另外，《集王圣教》的影响力在北宋的延续也赖李邕的助力。李邕行书别开生面刻入石碑，且深受《集王圣教》的影响而得王羲之笔法真义。自五代之后，李邕书法渐渐被大家所认同，并争相从李邕处窥探魏晋真法，如欧阳修：“因见邕书，追求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余偶从邕书而得之耳。”[13]

其二，鲁公之法的影响。

首先，鲁公之法也是多方面的融合。他的家族与儒家思想之间联系密切，如其《祭侄稿》欧阳修称赞：“余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愈可爱也。”除此之外，颜鲁公也受道家思想影响很大，安史动乱之后亲人离世使他与道家结合寻求内心的一些慰藉。佛家思想对颜鲁公影响也是很大，其《多宝塔碑》即是他对佛学的回应。

其次，颜真卿书法的取法，大家普遍认同出自右军的说法，苏轼在《题颜公书画赞》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颜鲁公在二王古法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独特面貌，对晚唐与五代的影响很大。如释亚楠《论书》载：“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铭。”鲁公书法对五代影响的有力代表属杨凝式，如宋代米芾说：“凝式书天真烂漫，纵逸类似颜鲁公《争坐位》帖。”杨凝式能在其乱世当中固守古法而自我突破，正如苏轼所说：“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画随之。杨公凝式笔为雄，往往与颜柳相上下，甚可怪也！”这不仅对五代书法发展有重大意义，更是唐法与宋代之间建立对接关系的重要桥梁。

五代的战火从书法角度来看受其影响是巨大的。其一，五代战乱的繁杂使得书法师生授受传统被阻断，二王新法的直接继承受阻;其二，五代的战乱则使诸多魏晋名作毁坏、遗失。虽然也有部分存留下来，但最后都被王室收入内廷。所以，“宋代书家们大多以唐人为梯航，一则是因唐为近代，书迹还较易寓目，二则便是晋帖已成奇货的缘故。”

三、结语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以曲阳北岳庙内现存宋代碑刻《北岳安天元圣帝碑》为例，对于北宋初期翰林书法与唐法产生联系而不是与魏晋产生直接联系的原因在于：其一，北宋初期的翰林系统以及翰林待诏的书法职能由唐代开始;其二，唐代建立二王影响力的深刻作用，以《集王圣教》与鲁公之法的方式延续至北宋;其三，五代十国的战乱使魏晋古法在宋代的顺利对接产生障碍。

参考文献：

[1][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王元军.唐代的翰林书待诏及其活动考述[J].美术研究，2003，（03）.

[7][宋]黄休复.茅亭客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清]嵇璜，刘墉.续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9][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八[M].扬州：广陵书社，2003.

[10]韩成武，王丽敏.北岳庙碑刻选注[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11][清]董涛.曲阳金石录[M].刻本曲阳，1904.

[12][明]赵崡.石墨镌华[M].中国书店，2018.

[13]上海书画出版社.歷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