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晓芹

摘要：关注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是书法研究回归经典与书法史重构的重要途径。以编目为线索，图像与文献资料互证，相关学科互通的方式，有利于理解苏轼书法及其书论思想，也将为研究苏轼书法的接受和传播提供重要依据。参照苏轼书法作品图集及刻帖、文献史料，以时间作品为经纬，墨迹刻帖分类呈现的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编年目录，将致力于以往被忽略苏轼书法的细节，纠正一些版本和内容的讹误，为苏轼书法研究的深入提供参考。

关键词：苏轼   墨迹   刻帖   编年   目录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3-0069-04

苏轼是世界文化名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苏轼在文学艺术领域具有全面的修养和高度的成就，其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因苏轼曾受迫害，北宋崇宁、宣和年间其文集“印板悉行焚毁”[1]，“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2]。历时近千载后，苏轼书法作品传至今日者尤为珍贵。苏轼书法碑碣虽遭禁毁，然喜好者众，历代刊刻数量甚多。而苏书刻帖也受编者喜好及刻工技艺的影响，良莠不齐，加之辗转流传多有遗失。面对当前的学术研究的转向与书法研究的深入，如何更有效地发掘苏轼书法文化内涵，推动苏轼书法古籍原生态和再生性保护，促进书法经典的传承与普及，增强苏轼书法在当代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应思考的问题。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编年目录的编制就是其中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工作。

存世书法作品编年目录能帮助我们寻觅可靠的历史图像资料線索，走进苏轼生命的历史现场，通过具体真实的作品，还原苏轼书法的本真特点，展示苏轼的生命痕迹与书法状态，透视其人生际遇，以及其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并通过其书法作品原生态地反映给今天的读者。因而对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作品目录编年考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目录编年的意义

（一）经典回归与书法史重构

近年来，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简单地利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现象已经被更加深入而成熟的学术研究所取代。西方的学术世界也正在经历后现代理论及艺术思潮之后经典的回归与秩序的重建。在对学术史和历史的反思中，国内重写文学史、学术史、艺术史的著作和研究不断涌现。而书法史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正在不断地深入。

正如史学家陈寅恪曾言“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汇总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3]。这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建议，置于当今的书法研究亦是十分中肯。对存世书法作品的关注就是书法研究经典回归的重要途径，也是书法史重构的基础。苏轼书法是宋代书法的杰出代表，其书法风格和书论思想对其所处的时代及其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对苏轼书法作品的关注就是书法研究回归经典的一种体现，而以史家考订时间先后，空间离合的方式来研究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作品也必有启发。

（二）以目为眼与生态域构建

书法史的重构离不开具体书家及其作品，而对书法作品进行编目，古已有之。“我国艺术，最尚书画，故书画目录发生甚早，论其先后，仅次于文章志及佛经录。刘宋时，虞龢首撰《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羊欣书目》一卷，《锺张书目》一卷。”[4]虞龢编书目，作《论书表》，提出了书法理论中“古质”“今妍”的重要论题。个体书家作品编年目录，向读者提供了书家简历和书法活动的线索，能够展示书家技法和风格的变化，洞察书家的思想发展，以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地位和影响，为读者深入地理解书家作品提供了依据。因此对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进行编年目录的考订，有利于苏轼书法研究回归经典作品本身，以编目为线索，有利于理解苏轼书法及其书论思想。

对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关注的同时，编目强调对历代苏轼书法刻帖的目录整理及关注，这能更体现出书家、作品、传者、媒介和读者之间互动的苏轼书法生态的场域，为研究苏轼书法的接受和传播提供重要的依据。

（三）以图证史与学科间互通

苏轼存世书法作品的编目，其基础是存世的书法墨迹与刻帖的图像资料。将书法图像进行编目，注重图像资料文献价值的同时强调书法图像本身的意义。叶德辉曾言“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5]然而长久以来，书中之图更多的扮演的是“插图”的角色，是文字的佐证。书法是中国独特的艺术门类，作品依靠书法墨迹及历代刊刻得以流传。在鉴赏与临摹时，人们更注重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其中的文本内容则被分割到文学、史学、经学等相关学科中去，以文字文献的形式单独存在，这种割裂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图像学及视觉研究是西方艺术史和学术史中的重要研究视角，其关注“与美术作品的‘形式相对的作品的主题与意义”[6]，强调“通过细节的分析对图像做出解释”[7]，倡导人文学科的相互印证[6]，探究艺术、宗教、哲学，进而民族、观念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意义。因此，对苏轼存世书法墨迹与刻帖的编目，有利于引导读者关注历代书法墨迹及刻帖的文本文献和艺术图像的价值，以文字文献和图像资料来共同展示苏轼及其时代的景象和细节，相互印证艺术、文学、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内容和联系，更有利于苏轼书法研究的深入。

二、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目录编年的依据及学术价值

在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丰富的图像资料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存世墨迹和刻帖书迹分类整理，根据时间先后进行考订编年，完成的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编年目录应具有以下的特点和价值。

（一）时间作品为经纬，墨迹刻帖分类呈现

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的出现原本就有其时间的先后，在以往的苏轼书法年表中，为了力求全面地展示苏轼书法风貌，多将墨迹及刻帖，以书迹的书写时间进行编排。重新考订的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编年目录，与以往苏轼书法年表目录最大的区别就应在作品和年代进行考订编录前，先对存世的墨迹和刻帖进行分类;在此分类的基础上，再以时间为序进行编排，编排体例的改变可以致力于以往目录所忽略的细节。有利于展示苏轼书法不同时期的书法样貌和苏轼存世书法的整体情况，更能呈现各个阶段，不同作品在传播、刊刻、流传过程中不断经典华的过程。

苏轼存世作品编目以书法墨迹为先。“自古以来，书法大家的‘手迹是其人天才千载不灭的实物证据。”[8]因此新目录的考订，要从苏轼存世的书法墨迹入手。苏轼书法墨迹展示了苏轼的书法形态，及其生命轨迹，大量的诗文信札书法作品有着明显的岁月痕迹和环境特点。谈及苏诗、苏文时，“直到今天，强烈的地方感、时间感仍然萦绕于苏轼的作品。”[9]这种地方感和时间感也应呈现在苏轼存世书法墨迹的编年目录中。

除了苏轼存世的书法墨迹，历代苏轼书法刻帖更应是关注的重点。在已有的苏轼书法目录中，刻帖只是作为一种苏轼书法的保存载体加以利用。由于刻帖中的书迹不如墨迹能真实地展现书家的艺术面貌和书法技巧，加之自清代碑學大兴，康有为言诸帖为重钩屡翻之本“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玄，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10]，且“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10]，延续至今，刻帖在现代的学术研究中备受冷落。然而在《广艺舟双楫》尊碑贬帖的檄文中，康有为也认同“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也”[10]，刻帖中“各有佳书，虽不逮昔人，亦可一观。择其著者师之”[10]。历代刊刻的苏轼书迹刻帖流传至今者，数倍于书法墨迹，在碑帖融合的当代书法研究中，曾经在书法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刻帖及拓本理应重新被重视和研究。在各个刻本中，作品的甄选和反复刊刻都是有指向意义的，作品的排列也是一种取舍和修辞。在古代，刻帖作为书法作品得以保存的重要样式，其本身就是书法传播与接受的载体，也是古代学书者的重要取法对象。在苏轼书法刻帖编年目录中应该生动地展示苏轼书法作品各刻帖版本间的选取与甄别、刊刻和传播，同时还能呈现出编纂刊刻者的不同动机、版本的流传和政治形态以及商品经济对文化产品的影响。

（二）图像与文献互证，相关学科互为参考

以苏轼书法图像与文献资料为基础，是对基础材料的回归，但不只是一般材料的整理，而应基于图像资料的收集、细部史料的挖掘，应是对苏轼及其书法作品的再出发。在编纂和考订的过程中需始终保持警惕，因为“智力上的惰性往往会使我们偏离历史的基本实质，仅靠手头有限的资料就推导出那些早已在预想之中的一般性的结论和规律方法，这种及其平庸的个人艺术史探究，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嚼之无味的史料文案而已。”[8]因此，苏轼书法墨迹及刻帖编年目录指向的是苏轼在具体的个体生命历程和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书法作品。从原始作品出发，参考古今编年类书籍，以书法、文学与社会学的相关史料去呈现苏轼书法更多的真实细节，为苏轼书法研究提供补充。

在苏轼书法墨迹及刻帖编年目录的考订中，关注苏轼书法作品本身，关注创作年代与创作背景，同时关注传播与接受，关注后代的眼光与立场。将苏轼的作品放到作者、作品、传者、媒介与读者的互动中。不是偏向于某一个对象，而是极力还原苏轼书法的生态全景，通过作者、作品、传者、媒介与读者共同构建苏轼书法的历史时空现场和作品文献的生命分析。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参照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例如对存世书法作品是否具有代表性等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忽略苏轼的政治生态与人生际遇，需要将这些具体的书法作品放到苏轼的文学艺术等综合的学术视野中进行考察，这有利于苏轼书法研究的深入。

（三）纠误与创新同行，碰撞更多研究亮点

通过对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的整理，将还原更多苏轼书法及刻帖的历史真实，纠正一些讹误，不让真实的历史细节被淹没，充分发挥书法作品的正史作用。例如目录可以为一些存疑的作品提供与墨迹或历代刻帖进行对比，并完成快速检索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在不同刻本或图集中，因为编录的差异，存在例如数帖合一，或是割裂而造成的误解，或是墨迹及刻帖中的文本内容与常见的文学版本之间的差异等。另外，“从稿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品修改的情况，从而了解作品思想性、艺术性提高的过程。”[11]例如苏轼书法作品中《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的删减与涂改就有助于我们发现苏轼作品思想新和艺术性不断凝练的过程，而这些往往在文献资料中不被记载。

在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编年目录中，存有大量的苏轼信札。这些数量众多的信札，能帮助我们较具体地重构苏轼的日常生活情境。相较早期的书法信札，例如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其多为残篇断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作品的书法意义。而苏轼书法尺牍不仅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其内容也有了更多的文学及社会价值，“这些非正式书信，在单调平淡的消息中插入笑话、嘲讽、私语，插入对时代生活的敏锐观察，的确有着自己独特的腔调与魅力。”[9]信札尺牍在整个苏轼存世作品中数量较多，是否因为大件作品被禁毁更多，而书信较易于藏匿而得以保留保存？另外，明、清时期苏轼书法刻本的大量的涌现，对在当时苏轼尺牍的流行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这些都为苏轼书法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另外，在国外的艺术史研究中，关注物质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例如研究拓片本身的物质性与历史性的问题[12]，研究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纸砚，物质文化与书法风格[13]。通过对苏轼书法墨迹及刻帖编年目录的考订，会发现苏轼书法作品中也展现了北宋物质世界，例如笔、墨、纸、砚、茶、药、水果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复原苏轼笔触下的北宋物质世界，呈现更多的研究的可能性。

总之，全新的苏轼存世书法墨迹及刻帖编年目录，应该为苏轼书法研究提供更为扎实的研究基础，启发更广的研究思路。虽然可能受时间、材料掌握和编纂者本身的能力限制，编年目录会呈现出稚嫩、疏漏或是问题，但是只要不断地思考、借鉴和反省，这些将成为书法学习的新起点和书法研究的新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十五[A].[清]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2]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A].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叶德辉.书林清话 书林余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9.

[6][美]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M].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7][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方闻.中国艺术史九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

[9]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M].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0]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篇[M].济南：齐鲁书社，1991.

[12][美]巫鸿. 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M].梅玫，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3] Yanchiuan He，The Materiality，Style，and Culture of Calligraph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Boston：Boston University，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