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营、民营、合资等各类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企业家群体也逐渐形成并壮大。伴随着企业家们掌握的财富和资源逐年增多，公众对于企业家们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也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慈善公益事业已经作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作为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当中。比如，很多企业家在自然灾害救助、贫困地区的教育、公共事业等社会公共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那该如何评价中国企业家已有的慈善公益实践？企业家做慈善公益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我们为什么需要企业家做慈善公益？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主编杨团。

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中企业家的角色和作用

《领导文萃》：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互助互济、扶弱济困的优良传统，慈善理念和慈善实践源远流长，近代以后的中国慈善更是融入了当今我们称之为“公益”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内涵。请您从历史的维度简单地评价在中国慈善公益发展的进程中企业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取得了哪些成绩以及是什么因素促成的？

杨团：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中，开创民族工业的一大批企业家几乎都是慈善家、教育家，从清末到民国，在中国面临大变局之际，这些民族精英怀抱救国图强的理想，在開辟民族工业的同时投身公益慈善，其中，张謇、卢作孚是杰出代表。

在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他们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的慈善突破了传统的救济、救灾，走向就业、人才培育、教育、医疗和产业与地域振兴。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善举更是壮举。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民间慈善被政府公益所替代。民国时期建立的民间慈善组织被取消了，慈善事业停滞了，甚至连“慈善”二字都淡出视野。这是因为，人民政府是最大的慈善家，所有的救济救助都由政府直接解决，民间慈善可以寿终正寝了。1951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以国家保障为主要方式，以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为主要对象，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为基本管理层次的国家保障制度。国家直接管理经济，承担了社会福利方面的全部责任，根本无需体制外的民间社会资源。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断了的慈善历史才被重新衔接起来。

1978年，时任北京内燃机厂厂长、后任国家经贸委秘书长的沙叶，发起并组织了一个自治性社团——北京企业家俱乐部。当下描述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慈善史，都是以1981年和1989年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开头的，其实，后来发展成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北京企业家俱乐部，在1978年就已经组织企业家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了。

可见，在时代大变革中，企业家是很敏感的。而且，他们与民国之初崛起的上一代企业家有个相似之处，这就是家国情怀。国家改革了，企业家率先垂范，站出来支持改革，多做对于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家国情怀，这可能是中国企业家的一种传承吧。

《领导文萃》：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在参与慈善公益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成因是什么？

杨团：曾经有过一个阶段，大约是1978年到2008年的这个时间段。“我为什么要做慈善，为什么要拿钱出来？”当面对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企业家承担慈善公益事业的期望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大部分民营企业家的头脑中。民营企业家们之所以这样想，一部分原因是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营经济才刚刚重新起步，很多一般性制造业的企业规模很小，大量是乡办、村办企业。除去买设备、发工资，几乎剩不下多少盈余，他们当时最重要的是生存，是站稳脚跟。所以，那时他们认为：“自己还没站住呢，做什么慈善啊？我们最大的慈善就是把税交了，把工人的工资给付了。”这个认识其实很正确。而当时很多乡办村办企业以自己的盈余支持了村社集体经济，这就是公益呀！中国的民营工业经济就是从乡办村办企业发展壮大的。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企业家做慈善捐赠到底谁说了算？本世纪初，山东、江苏、重庆等多地的大中城市掀起“慈善风暴”，政府出面号召、出台政策鼓励当地企业为当地慈善会捐款。为了筹款，各地的主要方式是动员企业报捐款额度，本金自留、自行保值增值，每年只交当地慈善会利息即可。仅此一法，短短数月，许多城市慈善会的社会捐赠额就从千万元爬升到亿万元。但是，其实捐款额不过是个虚数，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统计，2007年发生在若干省份的“慈善风暴”募款总额高达50亿元。这不仅夸大了慈善捐赠成效，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引导企业家捐款，且高度集中于政府和与政府紧密关联的少数慈善组织，这与慈善募捐应该自主自愿的本义大相径庭。民营企业家群体一直有个心结：想做慈善，甚至也有通过政府向慈善会捐赠以获得政府青睐的想法，但是，慈善毕竟是自己所为，不愿意受更多的外部干预。所以，企业家一面做做慈善，一面又不很心甘情愿。慈善的政策环境与政府关系让民营企业家们对于慈善公益难以形成正向的认识。

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企业家们对于慈善公益的认识也逐渐深化。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的民营企业家，绝大部分是从农民、小商小贩走出来的，1992年以后有一批干部下海，一定意义上对这个结构有所改变。中国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企业家的文化程度不高，这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实际上对慈善公益都少有认识。尤其在“为什么要回馈社会”问题上认识不足。这种情况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发生重大变化。全社会对于慈善公益的认识快速提升，抗震救灾就是公益慈善。汶川地震，大大激发了全体国民心中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某种意义上跟战争年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相似的地方：每一名社会成员都不再从个人角度出发看待这场灾难，而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国家有大难，人人有责任。这样的一种认识，仍然是和家国情怀有密切关系的。

从2008年起，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就是从此人人公益、人人慈善成为社会风尚。逐渐地，一批比较有名气、有能力的企业开始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在后来的捐赠中，表现很突出。像曹德旺不仅做几十亿元的股权捐赠，还拿出真金白银办慈善学院。像大家熟知的以马云、马化腾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都非常努力地在做慈善公益，企业基金会风起云涌。还有很多中小企业纷纷筹办慈善公益基金，建立扶贫和社会救助项目等等。从捐赠额度来看，企业的捐赠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上升的，而且大企业捐赠的额度上升明显。可以说，今天中国的慈善公益已经完全离不开民营企业，离不开民营企业家了。

《领导文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到“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在这重要节点上，企业家在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杨团：现在企业家在精准扶贫当中作用发挥得不错，企业家自身是很愿意参与到扶贫工作当中的：企业家参与精准扶贫，既是责任，也是机会。这不是简单地做慈善，也与自身发展休戚相关。当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地参与到精准扶贫这项事业中来，就体现了这种责任和市场敏感度，也契合人们对企业公共担当和企业家精神的预期。他们在具体的扶贫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资金投入上很下力气，已成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筹集资金难题的重要来源，是扶贫当中的重要力量。但企业家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不应仅仅如此，企业家更重要的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帮助贫困人口提高素质，推动新的扶贫机制的生成。

做好中国慈善公益事业需要企业家积极地参与

《领导文萃》：基于您上述的企业家参与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观察和分析，请问为什么需要企业家做慈善公益？有哪些独到之处？

杨团：社会需要企业家做慈善公益，第一是因为他们有实力，第二是因为他们的眼光独到。企业家们长期管理和运营着一个或多个企业，并在市场中驰骋，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模式有自己的判断。而且民营企业家在整个慈善公益当中，是走在前面的群体，他们能够敏锐地发现最合适的领域并及时行动，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他们越来越重视生态和文化对于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还有，企业家慈善是不需要筹款的，是自己拿钱做慈善。所以他们可以成为中国慈善公益当中很稳定的一块，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为稳定的基石，不过，假以时日，是完全可能实现的。现在确实有部分企业，尤其是一些大企业，已经把慈善作为企业的重要工作领域纳入日常工作计划并有年度基本预算，这成为企业回应社会责任的一个基石。所以一个是企业家的实力，一个是企业家的眼光，对应着慈善资源和选择。这两点是支撑慈善公益的两个支柱。

我大概是在1999到2000年时，与当时麦肯锡公司的主管，聊起过中国慈善公益。当时我就跟他讲：中国慈善事业什么时候能够做强要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什么时候能够强大起来，当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起来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就真的能够启动了。我以为，企业慈善和平民慈善，是中国慈善启动的两股极为重要的力量。

另外，企业家与民众的关系也可以通过慈善来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了保证增长的效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贫富不均，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企业家有责任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拿出来奉献给社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一位顾问对老洛克菲勒讲：“你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如果这个雪球再涨大，就会把你和你的子孙都压死。你要避免你自己和子孙后代出现这样的恶果，就得让你分散财富的速度不低于增长财富的速度。”老洛克菲勒听了他的话，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话非常有哲理，如果不能学会分散财富，把财富分散到那些有意義的地方，不但你和你的子孙会被影响，整个社会环境也会发生巨变，环境的变化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态都不能够可持续。所以一个从自己和家人的角度，一个从整个社会与生态可持续的角度来看，企业家做慈善是必须的。当然，只有视野高远者才具有或者才能接受这样一种认识。这已经不止于情怀，不属于同情和怜悯，而是对历史对未来的理性认识。企业家公益就应该引领企业朝这个方向提升认识。我们希望所有成功的企业家都能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认识的企业家，所做的事业已经不限于企业了。

《领导文萃》：企业家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如此重要，那么促成企业家愿意做慈善除了爱心、情怀、社会责任以外还需要哪些因素？

杨团：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政府需要正确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肯定公司慈善的社会价值，同时需要让企业家们看得到参与慈善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第二，还需要为企业家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扫清阻碍，给予其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第三，前辈企业家实践的激励。

促成企业家愿意做慈善，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要给企业实际的利益，就是说得给企业减免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大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但是由于我国相关法规不健全，导致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在落实上大打折扣。目前各省市政策不一，管理不规范。尤其体现在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上，确认程序、资格范围差异较大。所以减免税收这个政策是好政策，但还需要不断地完善且能够很好地执行。

2018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发布公告，2019年到2022年4年间，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这个专门针对扶贫的政策，需要在实践中落实。

第三，要研究政策。慈善公益事业跟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就一个税收政策就让企业家们感到困难，再加上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在执行配套上还有不少问题，就让企业家们更感到尴尬了。为啥捐钱还要受很多限制？《慈善法》是想推动、激励、倡导社会力量参与慈善公益，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是管卡压的多，真正起到推动作用的还不是很多。这让企业家们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热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干起公益来企业家们的心不是全那么顺，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既然说具体政策还存在一定的不适应现实的方面，企业家们就可以分出一定精力做政策倡导，具体讨论这些操作政策哪些不符合需求或者不便利。只要企业家的思想比较开阔，經过自身实践又能精准地找到问题所在，就可以通过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把问题点梳理出来，向有关方面提交调研报告，大家共同来改善政策，让政策符合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

哪怕为了自己做慈善的利益，企业家也可以考虑这样做。现在企业家们常常发牢骚，但是发牢骚没有用。在这方面，企业家要学会的本事很多，比如做慈善公益的过程中你发现了问题，除了上述做调研报告提交有关部门，还可以通过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提案的方式，将案例和建议传递给国家权力机关和参政议政机关;另一方面，企业家也要学会运用传媒的力量，让这个问题更透明化，让公众都知道，然后鼓励大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来解决问题。这就需要企业家能够站在公众前面，看问题比别人看得远、看得深，同时还需要企业家站在公众之中。就是说，一要站在公众前面，做好倡导;二要站在群众之中，让公众理解你。只有让老百姓了解了，都知道了，都讲话了，那你的这个问题才能解决。所以说，认真地做慈善公益，还需要企业家回到市场当中，利用自己的才能去经营慈善公益事业。就像在自己的企业中做的那样，每迈出一步都要想好策略，都有周密计划。慈善公益不是一件小事、简单的事，不是有钱捐出去就完了。中国企业家要做的就是努力成为一名有担当的企业家，并且能够团结好企业界，把自己的实力运用好，帮助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企业家联合起来，针对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一些问题，揭示和引领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比捐款还重要。

《领导文萃》：也就是说，希望企业家能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这样理解吗？

杨团：是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定需要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为基础，需要多主体多元共治的格局。企业家是这个社会多元共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能够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企业家不要只重视自己的基金会，而应该重视企业家互通的这种共同体，企业家做慈善可以考虑建立联盟组织，来共同讨论问题和一起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正面临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最开放和最具活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培育企业的慈善公益文化，提升企业家参与慈善公益的能力，正是促进时代发展、社会和谐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政策思想，它正在形成巨大的社会动力。只有将培育企业家的慈善公益意识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将建树企业家开展慈善公益活动的能力、引导企业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吸收企业进入社会公益事业规划，与推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注重将社会政策思想转化为社会政策行动，才有助于实现将企业家的善意变成善行，政府的善意变成善政，让中国企业家的慈善公益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