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益晨

摘要：本文以音乐文献学为视角，浅谈音乐文献学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和 重要价值。与此同时说明音乐文献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音乐文献学;文献材料与音乐;文献与历史;文献与中国音乐史学

“文献”作为记载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播和保存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中起到 了巨大的作用。文献本身也就成为了“文史”专业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一方面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音乐学所属的一门重要学科。所以，中国音乐史学从其自身的定位中可知“文献”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与此同时，音乐学作为一门艺术理论研究，在对文献的选择上也有诸多的个性。

中国音乐史学从其学科本身而言可以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两个重要分支。由于两分枝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所以在音乐文献的选择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

从“中国古代音乐史”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古代社会艺人地位低下，文人阶层对 音乐的态度是将音乐作为其个人身份的标志，而统治阶层是将音乐作为其统治地位的象征。音乐本体在中国古代音乐中不具有重要地位，虽然有少量存留下来的古琴谱。所以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走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在研究過程中大量的借鉴新史学等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主要 研究目标在于音乐思想、音乐传播等方面。由于研究角度的倾向性，中国音乐史学更 加注重对传统文献中的“经”、“史”、“子”、“集”的关注。例如在《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礼记》、《尚书》、《宋史·艺文志》等等著作中存在有关于音乐思想、音乐文化等方面的记述。这就在另一层面证实了在中国音乐史研究早期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音乐思想、音乐文化等层面。文献选择相对单一，注重对传统文献的梳理与研究。这一时期有以杨荫浏、任半塘、阴法鲁、蔡仲德等为代表的音乐史学家对《白石道人歌曲》、《教坊记》等著作的点校与注释。

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角度来看，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一次次对外抗争的失败，加速了中国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逐渐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被纳入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范围。体现在音乐上，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学堂乐歌”这一重要的音乐文化现象。在 “学堂乐歌”的创制与普及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李叔同、曾志忞、沈心工等为代表 的第一代作曲家。其通过依曲填词等方式，将流行于欧美的歌曲介绍到中国。为中国 “新音乐”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有大量的有志青年奔赴欧美、日本等国留学，一方面他们学习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他们也真正接触到西方音乐的样式。将“四大件”作曲技法带入到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萧友梅、黄自、谭小麟、江文也等一大批优秀作曲家。他们或采用传统作曲技术，或吸取现代音乐的技术。书写了精彩纷呈的音乐历史画卷。所以在这一 时期，专业音乐创作的建立，并将欧洲音乐技术与中国本土音乐融合。中国音乐的样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对这一时期的音乐研究，多从作曲家、作品的角度入手，一方面是分析作曲家的作曲技术，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作曲生平和创作背景的深入挖掘，以剖析作曲家创作意图和时代文化背景。这一时期，唱片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了音响记录的能力。所以这一时期有声音响的载体—唱片也成为重要的音乐文献。

从学科细化的角度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音乐的创作、表达、记录等方式的 变化，对音乐文献的选择也具有不同的角度。而音乐文献本身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科技的进步有了极大的拓展。一方面，音乐文献不只是单一的“经”、“史”、“子”、 “集”，而是更多的关注到了“文学”中的音乐，例如在《红楼梦》的文学文本中存 在有大量的音乐的痕迹。在唐诗、宋词中也有大量的有关音乐的记载。在《地方志》 中也存在着很多历史文化名人的音乐故事。这就使得在纸质文本方面的音乐材料得到 了极大的拓展。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音乐史的材料来源已然不仅仅只是从传统纸质媒介中所获得。例如，“田野调查”后对“口述史”的运用，使得音乐史学的维度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尤其是将“口述史”的材料运用到对活态音乐的研究中，例如在 对“福建南音”和“江南丝竹”的研究中就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材料，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加直观的认识到音乐形态的变迁，促进研究更加贴合音乐本体，对促进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科技的进步，AI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文献本身拥有了科技的力量，通过AI技术对传统文献的统计和检索，能使材料本身 的运用更加便于研究者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音乐史学的发展与进步。最后，考古所出土的图像资料等也是对传统音乐史学研究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例如对“汉画像砖的音乐学研究”，就是通过将汉画像砖上的乐舞形态进行比较，以此推测出汉代乐舞的基本形式和形态，这种方法已经在音乐史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十分重要的音乐材料来源。

综上所述，传统中国音乐史学材料的主要来源是书籍、乐谱、音响储存设备等。这种材料的选择方式大多是和文献学式的史学研究相联系，而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对于图像、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音乐史学材料变得更加多元，同时带来了研究视 角的全景化和多维化。对历史事件的把握更加立体。文献材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方式的变化。对于音乐文献学笼统的定义，简言之就是研究音乐文献，而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离不开音乐文献，音乐文献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基本的音乐史料。音乐文献学研究中所用到的方法，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也可行，或者说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用到的方法就是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严谨的说，一小半成分上，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发展史，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记载了部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发展情况。因此，至少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上，可以说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离不开中国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参见方宝璋.《中国音乐文献学》【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版.

[2]参见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版.

[3]项阳.词牌、曲牌与文人、乐人之关系【I】.文艺研究，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