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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惊心的庚子之难

2020-03-27董可馨

南风窗 2020年7期
关键词:义和团公使慈禧

董可馨

1900年7月8日,已远离权力中枢多年,正在广东的李鸿章接到上谕。他被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这是他曾担任了25年的官职。

大厦将倾之际,他再次被寄予厚望,去解决北京的危机。

骄傲的国都此时已是满目疮痍,酿成这场灾祸的慈禧和一帮亲贵正避居西安。慈禧拒绝在与列强缔结和约前返回北京,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各国谈判。

电令急促,逃无可逃,年迈的李鸿章只好拖着患疾的身体,最后一次北上“卖国”。

经过一年的艰难谈判,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总算在1901年9月17日签下了由十一国提出的“北京议定书”,也就是《辛丑条约》。4个月后,风平浪静,两宫才终于回銮。

这份条约创下了中国近代赔款之最,以“全国一人一两”的名目,清廷赔偿了4.5亿两白银,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同时应列强要求处死了上百位“肇祸官员”,并损失了海关、防卫等国家主权以及帝国的尊贵面子。

这场被称为“庚子国变”的灾难,不仅把中国人拖入深重的苦难中,也几乎成为帝国最后自救希望破灭的信号,一大批心存改良的爱国人士不再对清廷抱有希望,转而走上革命道路。

120年后,又是庚子年,中国早已不是那个中国,然回顾往昔,依旧唏嘘。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庚子国难,何尝不是如此。

权力翻转

历史链条环环相扣。甲午之败促成了变法图强的努力,但短命的戊戌维新结束后,在权力中枢,开放包容的精神偃旗息鼓,封闭排外的风气取而代之,最终走向庚子内乱。

这背后的关键变化,是人事。

权力语言远比它实际表达出来的更微妙复杂。1889年,在与大臣几番推让之后,慈禧还是退居颐和园,光绪则向前一步,18岁亲政。直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这10年左右是光绪帝一生中权力空间最大的一段时期。

已郁闷许久的光绪帝甫一获得施展一腔热望的机会,便急切伸展拳脚,绕开他眼中昏庸保守的军机老臣,大胆启用年轻进取的汉族改革者。戊戌变法中,在短短百天内发布了四五十份变法诏书,废除八股、撤销旧部,裁汰冗员,把旧势力得罪了个遍。

眼看权力面临真实威胁,慈禧大受刺激,惊呼“他(光绪)要谋害我”,赶紧收回权力,打掉了还未能成规模的帝党小集团。

慈禧重训朝政后,权力中枢发生了两大变化。

一个是,中央的权力结构重新翻转,汉人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力量被削弱打击,一批年轻满族亲贵重新占据要职。

载字辈满族子弟围拢在慈禧身边,成为新一代核心后党集团,把持中央军政大权。在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端王载漪、刚毅等不通外情、保守封闭的亲贵受到重视。

虎神营、神机营、步兵营等京畿戍卫系统的军权由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王载勋这几个年少轻狂的兄弟掌握。在关键时刻,端王载漪甚至出任总揽外交系统行政大权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总管大臣,把执掌总理衙门多年、粗通外情的叔叔庆亲王奕劻都挤到了一边。

外交使团对立储决定根本不予理会。列强态度明显,他们亲近光绪,反对中央权力出现大的变动。这块心病始终困扰着慈禧,为她日后对各国态度变化和义和团走向埋下了种子。

而曾经能够稳住政局的恭亲王奕?恰在此时去世,与外国关系交好的李鸿章也被“下放”广州。

较为开明的汉族大员多在南方,除了两广总督李鸿章,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等。一北一南,中央保守,地方开明,义和团事起时,后者难以影响前者,前者也难以号令后者。

另一个变化是,光绪不再被信任,废立之事,慈禧念兹在兹,两度提起。

第一次,她试图以庆亲王奕劻14岁的长子载振来直接代替光绪,没想招致内外央地一片反对声。不仅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激烈反對,为慈禧所亲信的满族军机大臣荣禄也不赞成,甚至英国公使也公开表达异议。

此计不成,第二年,也即1900年1月24日,慈禧换用更加婉转的办法,宣布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入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使他成为光绪帝的接班人。这就是己亥建储。

“立储”之后,端王载漪地位骤升,军机大臣、满族老官僚刚毅,同为大阿哥溥儁师傅的大学士徐桐和崇绮权势日隆,荣禄日渐靠边站,不敢公开表达异议。

但外交使团对立储决定根本不予理会。列强态度明显,他们亲近光绪,反对中央权力出现大的变动。这块心病始终困扰着慈禧,为她日后对各国态度变化和义和团走向埋下了种子。

一手好棋

在后党圈子和权力中枢把注意力都放在废立建储之时,义和拳迅速壮大起来。

这股在甲午战败、自然灾害、经济凋敝的共同发酵下集聚起来的力量,一开始是民间仇洋心理的朴素表达,也是中西文明遭遇后正常的应激反应,但到庚子年,迅速成长为庞大的组织化力量,渗透着浓浓的官方色彩。

1898年6月30日,时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向朝廷表达了将拳民引导进体制内的想法,宣称拳民为“乡团”,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把体制化的义和团交给地方官来管理。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后来以“团”而非“拳”为名,正与此有关。

拳民一开始并无明确诉求,只是因视洋人为一切祸乱根源,而排斥一切与洋有关的人、事、物,包括中国教民,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的普通人。但后来,它的主张慢慢清晰,除了“扶清灭洋”口号外,还提出要诛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即曾力主改革的光绪、二虎为主办洋务的李鸿章和奕劻。

义和团诉求正中后党集团的心理,于是这股民粹力量,便成为了他们手中试图利用的一件武器,对内可用以与帝党力量和开明派进行权力斗争,对外可作为与外国交涉的筹码。

所以尽管义和拳民盲目排外且破坏力不小,但朝廷策略总体仍以安抚为主,剿灭为辅,既想利用,又不愿其失控。

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乃至直隶巡抚裕禄,正是捕捉到来自中央的实际心理,所以对拳民态度日渐暧昧,最后转向彻底支持。而力主剿匪的袁世凯之兄袁世敦,则被以“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这又对其他官员作出示范效应。

慈禧一开始忌惮各国态度,也并不敢贸然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种种神话,但在刚毅的不断劝告下,义和团被带进慈禧面前进行表演,观看后的慈禧大为折服,也开始转而认为神术可用。

1900年1月12日,朝廷颁布诏令,要求各地督抚在对义和团进行镇压时应当注意,凡为自卫和保护村庄而练兵者不应被视为土匪。

4月17日,朝廷又宣布,安分守法的村民设团自卫符合古代“守望相助”之义,此类活动不应被禁止。

到了5月初,朝廷甚至考虑把义和团组建成军队,但遭到袁世凯和裕禄的反对。

朝廷的阳剿阴抚策略为洋人看穿,日益壮大的义和团运动也引起了传教士和各国驻华公使的担忧。

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年初收到泰安主教伯夏的消息,其中称“当地前景极为黯淡,每日发生抢劫,危险持续不断;查禁的谕旨已发布;军队已到,但无用处;泰安府地方官员毫无作为;朝廷密令予以鼓励。”

感受到威胁的各国派出联军,向北京和天津进发,朝廷与各国日益走向对立,而朝堂之上,两股力量也在较量。

主战派气势汹汹,主和派言辞恳切,学士联元对载漪提出的“民可用”,针锋相对地回应:“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

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原驻俄德等国公使、礼部侍郎许景澄也都义愤地表达了主和态度。

慈禧一开始忌惮各国态度,也并不敢贸然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种种神话,但在刚毅的不断劝告下,义和团被带进慈禧面前进行表演,观看后的慈禧大为折服,也开始转而认为神术可用。

战还是和,最终决定权操之于慈禧,在事关国运的关键时刻,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使她下定决心,与各国决一死战。而等待五位主和大臣的,将是一场死劫。

沟通失灵

1900年6月10日,以端王载漪为首,包括其死党启秀、溥兴、那桐在内的排外官员完全占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和力量彻底在外交上失势,总理衙门成了喊打喊杀的“断交部”,中外沟通的机制随之失灵。各国公使的诉求难以得到朝廷有效回应,彼此信任尽丧。

也在这之后,从山东烧遍直隶的义和团开始进入北京。

拳民所到之处,逢“洋”必烧,尽毁教堂和外国人寓所,“老德记”西药房被烧后,大火失控,蔓延到繁华的前门大街,千余家商铺尽成废墟。24家铸银炉厂全被焚毁,市内所有钱庄银行也被迫歇业。大量教民被杀死并活埋,传教士的坟墓也被掘开,甚至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此种局面下,清军加入其中,形势更是愈演愈烈,走向失控。

6月11日,日本公使杉山彬在永定门准备出城时被董福祥的甘军杀死,士兵还将他的头颅割下,残忍肢解。愤怒的日本公使馆要求清廷归还尸体却被拒绝。

6月16日,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打开北京九个大门,放任拳民涌入。刚毅、载勋、载濂、载漪、载澜统率起义和团,主张全面进攻使馆。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出东交民巷时,被载漪的虎神营士兵恩海开枪射杀,陈尸街头。

至此,各国公使不再对清廷的保护寄予希望,于是自己组织联军,向北京进发自救,同时挺进天津占领大沽炮台。

局势剑拔弩张之际,慈禧和朝廷也乱了方寸。从6月16日到6月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研讨战和事宜。

此时慈禧的态度已明显倾向义和团,第一次会议时,太常寺卿袁昶反对与公使馆公开为敌,说拳民刀枪不入为假,被太后打断:“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极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何以立国?”会后便发布了招募年力精壮的拳民入伍的上谕,但仍不敢轻易主动开启战端。

就在這时,慈禧最害怕的事来了。

6月16日午夜,荣禄收到一份机密报告。情报透露,各国公使联合决定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光绪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各国代掌全国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四项要求,不可理喻,最后一项,直击慈禧要害,荣禄不敢怠慢,即刻上报。

果然,慈禧见后大惊,她一直担心各国公使支持光绪,此时的“归政”要求,赤裸裸地说出了她心中最惧怕的事。临危时刻,慈禧终于决定鱼死网破,发出了她这一生几乎是最勇敢的呐喊:“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后来证明,这份所谓的各国申明其实是假的,而在当时,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已经断联,整个北京,无人再能就此事去与洋人求证,结果谣言成真,直接导致了宣战的发生。

6月21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也即德国公使克林德死后不足24小时,慈禧以光绪之名向十一国同时正式宣战,并将绝交书一一送与各国使馆。

命令下达,许景澄受命通知外国使节在中国人的武装护卫下24小时内离京,据说当时光绪帝惊慌地拉住许的手说:“更妥商量。”立马被太后喝止:“皇帝放手,毋误事。”

宣战后的慈禧豁出去了,决心对洋人大开杀戒,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洋人杀一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太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在慈禧慷慨激昂的宣战后,为她所没有想到的是,地方大员们却不与她同心。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铁路和电信督办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坚称它为“矫诏”,拒不奉命,并向民众封锁宣战声明和组织拳民抵抗外国侵略的命令。

包括两广、两江、湖广、闽浙在内的各省抛开北京,从权行事,英国公使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展开活动,东南互保开始酝酿。

与十一国的宣战,注定是一场只属于北京的孤身之战。

引火上身

而在北京诸臣,也各怀鬼胎。

荣禄自知与十一国为战必败无疑,所以虽然与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民一道,将外国公使和中国教民集中的使馆区重重包围,但对于围攻使馆并不主动积极,而是指挥甘军去打头阵,自己的武卫军并不急动。

同时他悄悄与使署通消息,一方面为使馆偷偷送去瓜果蔬菜,甚至枪炮弹药,一面设法牵制义和团和清军,并暗示炮兵将领张怀芝向空中和使馆外空地放炮,避免打到使馆区。在前线的董福祥甘军尽管攻击猛烈,但手中只有土枪土炮,难以造成多大破坏力。

逃亡的慈禧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急切召唤李鸿章出面与列强斡旋以解决困局。李鸿章与诸大臣一道,发出了参劾主战大臣的密折。

如此打法,虽然使馆内只有约450名卫兵,清军和义和团攻打使馆区两个多月,也没能打下来。直到各国联军进入北京,解了使馆之围。

慈禧也预知与各国宣战后果,早就准备了出走逃亡的计划,盛宣怀23日致袁世凯电就已明确提及“銮驾西行”的路线。

8月14日,各国联军攻破北京。在破城前一刻,慈禧太后更换民服,带着不愿离开北京的光绪帝,以及载漪、奕劻、载勋、载澜、刚毅等数十位王公大臣,在数千士兵的护送下,仓皇出西华门,向西方行进。在出逃前几天,太后还不忘把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五个主和大臣杀了。

逃亡的慈禧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急切召唤李鸿章出面与列强斡旋以解决困局。李鸿章与诸大臣一道,发出了参劾主战大臣的密折。

逃亡至太原的慈禧此時已受了许多苦头,终于后悔,在收到参劾密折后,斥责端王等人,称这一年来的大祸皆由他们而起。“我等一路辛苦,逼居这等破烂地方,宁不伤感!”

列强占据了北京,与李鸿章与奕劻和谈,头一条就要求惩办祸首,并拟出一份上百人名单。最终,庄王载勋被赐死,端王载漪和大阿哥被发配新疆终身监禁,毓贤被处决,董福祥被革职,刚毅于西逃途中腹泻而死。

徐桐则在联军攻入北京后携全家自尽,但身后仍难免受诏被辱。这个80岁的顽固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经受了莫大磨难,他曾竭力保护的义和团民,在拥入北京后还将他拖出公审,他也只得跪地哀求,侥幸逃过。

不知那时,他可已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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