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温和派被迫与极左翼或极右翼结盟；试图与另一端的温和派妥协的人，会被中伤和排斥。这便是当今世界大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美国。

最显著的历史案例，说明了发生过什么。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开始是受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指引，但国王和贵族拒绝让渡特权。外国势力也在干预大革命，拉法耶特（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等温和派领袖，逐渐被左派妖魔化为保皇主义的爪牙，被右派说成是革命的叛徒。这正中雅各宾派下怀，他们开启了恐怖主义，煽动了一场残酷内战，成千上万人被夺走了生命。

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一开始，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偏自由派掌权。他们错误地没有让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面临右翼将军们试图恢复君主制的挑战时，他们噤若寒蝉，给布尔什维克派分发武器，后者借此控制了局面。偏自由派发现自己也成了斩草除根的目标，悔之晚矣。

在1978年和1979年的伊朗，巴列维国王拒绝温和的民主改革，直到局面无可挽回。伊斯兰主义者迫使持自由主义的首相巴赫蒂亚尔流亡法国，其后又弹劾并流放了中间派伊斯兰主义总统巴尼萨德，完全控制了局面。

还有很多例子：1910年的墨西哥，二战后的反殖民主义革命，1959年的古巴，还有阿富汗。阿富汗是先落入苏联的控制，随后在经历了漫长的各种内战和国际战争后，在1996年被塔利班掌控。

这种情况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社会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显而易见必须改革的时期后，政治分裂无法弥合。当权者浑然不顾恶劣的现状，阻挠能够拯救体制的措施。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伊朗国王在被暴力推翻前几年所接受的采访。他说，他的人民爱戴他，他的父权统治远优于自由放任的西方民主。

沙皇尼古拉二世認为他可以忽视民众不满，加入一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乃至在此后的一些例子中，欧洲殖民列强拒绝放弃殖民地控制权，排斥逐渐自治的温和派方案。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压迫或边缘化温和妥协派，导致了极端化。

当然了，并非所有类似情况都会真的导致革命，甚至连大部分都说不上，但我们应该从最极端的情形中汲取教训。推迟改革，或者改革力度不足以解决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会导致日益极化。中间派难以为继，温和派必须做出选择：加入更极端的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或接受政治流亡。

一个灾难性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崛起。传统保守派（今天称为“新自由派”）的失业解决方案不再奏效。保守派恐惧并厌恶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不与他们结盟进行类似于美国小罗斯福的新政，而是选择将纳粹党推向前台。他们认为可以轻易地控制希特勒，但并没有。

如今，类似的倾向以及随之出现的暴力，已经导致了可怕的叙利亚内战，也让印度、玻利维亚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伊拉克、伊朗和黎巴嫩的国内局面日益难以调和。

但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就不同吗？美国人掀起了正宗的政治革命，但没有社会革命，开启独立战争的老牌精英仍然掌权。悲哀的是，独立战争没能成功解决奴隶问题。一些领袖人物认为奴隶制会逐渐自动消亡。相反，1820年之后，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极化。在以南卡罗来纳州为首的南方，极端分子掌权，最终导致能够逐渐终结奴隶制的妥协变得不可能。结果是极其惨烈的内战。

如今，这一分歧仍然悬而未决。基于种族的奴隶制遗留问题所造成的持久分歧，是当今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一个主要原因。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尔·希罗是华盛顿大学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教授，最近著有《你说你想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