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一种新病毒将在何处传播或传播多快。不过，在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时，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病毒流行中学到一些教益。

不要打赌。2009年的H1N1流感疫情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其中大部分发生在非洲和东南亚。但是在受威胁相对较小的欧洲，媒体每天都会更新死亡人数和可疑病例数。在英国，政府预测，多达6.5万名公民可能死于这种疾病。最终，不到500人死亡。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日常记账引发了恐惧，并导致政客们在不检查证据的情况下做出仓促、不明智的决定（例如储备药物）。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未知的新病毒上，而不是保护人们免受更具致命性的威胁，例如季节性流感。2009年，季节性流感比H1N1流感致死的人数多了几个数量级。

同样，每年都有数百万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死于疟疾和结核病。仅在美国，医院获得性感染每年就杀死约9.9万名患者。但是，这些不幸的人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为什么我们更害怕“杀死我们的可能性较小”的病毒？

使我们担心H1N1流感、禽流感或新冠疾病的心理原理，被称为对可怕风险的恐惧。在短时间内死亡的事件，很容易引起许多人的恐惧，例如飞机失事或流行病。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在较长时期内死亡时（如发生车祸或季节性流感），公众可能以为系上安全带或进行疫苗接种就可以无虞。

考虑千禧年范式的“病毒”：恐怖主义。在2001年9月11日的创伤事件之后，许多美国人停止坐飞机，改为开车。据估计，在袭击发生后的12个月内，另有1500人在试图避免飞行的危险中丧生，远远超过在这4架飞机上丧生的乘客总数。

恐怖分子首先用武力攻击，这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們的第二次“袭击”，是在我们的大脑帮助下发生的—我们担心可怕的风险，使我们从煎锅跳入火中。这第二次打击可能代价高昂。

在“9·11袭击”发生后的两年内，由于旅行减少、业务中断和生意取消，美国经济损失了超过1000亿美元，联邦政府在安全措施上花费了5万亿美元，美国人民接受了“更多侵入式状态监视是其安全性的条件”。但是，今天的美国人相比被恐怖分子炸死，更容易被孩子开枪打死。

不仅是恐怖分子，早在2009年，埃及政府就下令宰杀该国的所有猪，尽管尚未报告有H1N1流感病例。政府只是利用对可怕风险的恐惧，来迫害埃及的少数群体基督徒。

如今，在美国和欧洲的亚洲少数群体，正在为新冠疾病付出代价。人们对亚洲血统的公民产生了怀疑，从柏林到旧金山的中国餐馆报告说，由于顾客回避，他们的生意下降了50%或更多。

幸运的是，对不太可能杀死我们的事情的过度恐惧，并没有扎根于我们的大脑。这就是为什么风险素养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教会不确定性的数学，即统计思维。正如能够阅读使人们能够理解文本一样，统计思维也使我们能够理解和管理面临的风险，也帮助政客做出正确的决定。

一个反面例子是，当H1N1流感蔓延时，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遵循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并储备了达菲（Tamiflu）。但是，许多世卫组织的专家顾问与药品制造商有财务联系，而且仍然没有证据表明达菲是有效的。美国在这种药物上浪费了超过10亿美元，英国浪费了40万英镑。

实现全球风险素养，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冷静地应对诸如新冠疾病之类的情况。今年大流行的这种病毒不会是最后一种。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不确定性中，而不是让自己被不确定性束缚。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格尔德·吉仁泽是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哈丁风险素养中心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