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伟

疫情向全球蔓延，美国全部州都被波及，而以纽约州确诊人数最多。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21日5时，美国确诊病例总数20176例，占中国以外确诊总数的1.0%；死亡277例，占比为3.4%。

尽管特朗普已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而零售企业、制药企业、诊断行业、运输企业等的代表都在总统发布会上露面，显示出全面动员的积极迹象，但美国政府的前期应对却被普遍批评为动作缓慢、举措无序。

以3月13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为界，之前特朗普、副总统彭斯的多次讲话，显示美国似乎有意将疫情进行“流感化”的社会构建。这和中国“SARS”化的社会构建以及强力动员、坚决执行，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疫情远未结束，不同的应对模式对疫情的影响有待后续观察。

将疫情“流感化”

美国前期的疫情应对，尽管在最先宣布紧急状态的几个州和部分警惕性高的医院和科研机构有不同的表现，但从所采取的全国性措施和遵循的社会主流思维来看，没有背离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阶段性认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关闭国门、减少国际暴露。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之后，美国率先对中国采取激烈的防控手段—撤侨、暂停签证、停航、全面禁止“非美国居民或其家属者”从中国入境美国。“钻石公主”号上确诊的美国人有77个，美国政府不但不愿接回治疗，还对包机接回的美国人中有14人检测为阳性大发雷霆。

墨西哥确诊5个病例之后，美国又声称考虑关闭南部边界。韩国、意大利疫情暴发后，美国疾控中心及时更新旅行警报，要求取消非必要旅行。最近欧洲多国疫情暴发，特朗普又宣布停止与欧洲的旅行联系。

其二，将疫情“流感化”。

比如，知会公众疾病没那么厉害，用数据和流感进行比较—80%自愈，15%～20%重症，死亡率仅为1.4%，只是略高于重流感，如果不幸感染就居家隔离；又如，预告疾病迟早要来，库默州长认为纽约州是通往世界的大门，“我们会发生社区传播，这是不可避免的”，纽约市长白思豪称纽约出现“新冠病毒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会否出现”；再如，宣扬美国经历过很多传染病，H1N1甲型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等，防疫经验丰富、医疗水平一流，可降低死亡率，由此公众无需恐慌，不必购买口罩，将防护资源留给医护人员和需要的人。

其三，坚持小政府理念，权责下放。

首先将责任推给个体，健康是国民自身的事，感染的是少数人，死亡的主要是老人和有基础疾病者，如果因感染死亡，属于个人身体弱，和政府没有关系；其次将权责推给地方，强调联邦政府只需要统筹协调，特朗普虽向国会申请了经费，副总统彭斯虽承诺解决各州的设备和资金问题，但仍强调应对职责主要在各州，各州只能先行宣布紧急状态。

美国疾控中心虽下放检测权限，但前期试剂盒远远不够，无法顺利检测。最终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大流行”和多方压力下，被“海湖庄园巴西总统代表团3人确诊”惊魂的特朗普，终于援引《斯塔福德法案》宣布全国紧急状态，释放500亿美元资金，扩张检测能力。

一周内出现两次几十年未遇的全球股市大跌，纽约交易所两次出现“熔断”，无论世界经济还是美国经济都将陷入技术性衰退。

其四，疫情已成选举核心议题，各有鼓动手段。

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主轴，然而两党政策议程、意识形态、支持人群差异显著。随着疫情蔓延，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人拼命渲染疫情严重性，譬如《纽约时报》就认为美国疫情应对简直是教科书级的灾难，公共卫生专家更是一肚子怨言。特朗普则批评民主党政治化疫情、是骗局，并一再说“风险很低”，要求美国人民科学、冷静和客观看待。特朗普还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美国疫情应对，要求美国疾控中心等的言论必须经过彭斯批准。宣布紧急状态之后，特朗普又敦促各州立即设立紧急行动中心。

其五，美国公众不会怨恨联邦政府。

这主要植根于美国的个体主义文化，生病得不到救治也主要埋怨自己没资源，而不会过多仰赖政府。到目前为止，美国虽已明确试剂检测、治疗由医保承担，但还有很多费用无法解决。这意味着一旦感染，相当多的费用须自己买单。

美国公众不会将联邦政府作为怨恨对象。同时，美国权力横向、纵向制衡机制也确实为总统找到推卸责任的理由：美国人没有得到救治，主要不是我的责任，是地方责任，是奥巴马政府医改的问题，是疾控中心反应“不足”。

即使疫情最终导致美国几千乃至数万人死亡，公众也只能通过选票将特朗普政府赶下台，制度本身没有变化。问题再来，故事重复一遍。

防控逻辑的外溢

美国前期的疫情应对，完美展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神，其负面效应也是多方面的。

首当其冲的是经济社会秩序。“流感化”思路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秩序受到干扰少、成本小，但如果疫情蔓延开来，经济社会秩序最终也会被破坏。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前，社会恐慌情绪就已经出现，不仅消毒液、口罩等防护物资，甚至粮食、厕所纸等生活用品也被抢购一空；社会氛围更是骤然紧张，社会疏离（social distancing）成为政治正确。

目前，大型公司，尤其是亚马逊、微软、谷歌、脸书等超大公司不再集中上班，学校不再集中上课（大学采用視频教学），公共机构暂停开放，旅游娱乐基本停摆，民主党初选都受到影响；市场失去信心，一周内出现两次几十年未遇的全球股市大跌，纽约交易所两次出现“熔断”，无论世界经济还是美国经济都将陷入技术性衰退。

其次，相当数量的国家应对不积极。美国是国际体系霸权，其自身的战略逻辑通常会不由自主地外溢。流感化的社会构建更深刻影响欧洲社会、日本以及第三世界。它们也希望在不动摇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不引发社会恐慌的前提下应对。

尽管西班牙宣布了紧急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令”，但政策力度还有限，地方上也有抵制。英国更提出了“群体免疫”的奇谈怪论，引发科学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致批评。日本也有类似倾向，因为前期试剂检测匮乏、信息披露不积极，国际社会对其疫情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

再次，单边主义导致全球卫生治理赤字明显。自疫情在武汉暴发始，美国就表现出将疫情和战略挂钩的冲动，认为疫情有利于制造业回归美国。疫情在其他地区暴发后，特朗普政府也未有任何实质性援助。伊朗疫情暴发后，美国仅仅放宽了对其的医疗制裁，就认为对抗疫作出了贡献。日本、韩国、意大利疫情暴发，美国对盟国也无动于衷，甚至想花重金争夺德企新冠病毒疫苗的专有权。

此外，美国政府还将对于世卫组织2018-2019年经费的认缴砍掉近一半，从1.3亿美元下降到5800万美元。最近世卫组织又专门为疫情筹款6.75亿美元，盖茨基金会等纷纷响应，中国也已宣布捐款2000万美元，而美国至今未有承诺。

美国单边主义影响下，国际疫情防控体系缺乏基本互助精神，譬如意大利求援欧盟时，前期任何国家都未响应，只有中国捐赠物资、派出医疗队员；德国与瑞士、意大利围绕口罩一再发生外交摩擦，欧盟又宣布“对口罩及其他医疗防护装备实施出口限制”。全球主要治理机制响应缓慢，仅有世卫组织还在呼吁、奔走，联合国、欧盟都尚未有集体协调痕迹，G20也仅仅通过了一份象征性声明。

中美携手已来迟

疫情在各自社会确有被建构的一面。中国基于自身SARS的惨痛记忆和科学认知的不足，偏重“安全”维度；美国却基于生活方式、选举政治的需要，将疫情流感化，偏重“自然”维度，由此中美存在疫情应对方面的制度竞争。

然而，疫情在科学层面只有一种，全球防控也必须是整体性的。任何国家应对失败，都对全球有冲击。当前，瑞典、英国、瑞士应当负起各自的责任。

疫情在科学层面只有一种，全球防控也必须是整体性的。任何国家应对失败，都对全球有冲击。当前，瑞典、英国、瑞士应当负起各自的责任。

中美作为国际体系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必须携手合作、全力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议题也说明，中美充分合作时治理就会好，过度竞争就会紊乱。遗憾的是，当下双方合作意愿不足，但我国仍应争取与美国的合作，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发挥各自领导力。特朗普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侧重从经济成本角度看待多边协议，接连退出“巴黎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对治理领导力的放弃，导致许多领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更加不足。

全球治理需要美国更多的承诺以及积极参与，反之亦然。回避全球治理，对美国自身也有伤害，除了软实力的倒退，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也已跟不上自身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发挥政治领导力，通过联合国、G20等平台和国际社会一道行动，那么美国自身的疫情也最终得不到遏制。

国际社会围绕口罩、防护服、医疗设备的争夺和摩擦说明，只有全球治理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中美协调尤为关键。事实上，中国已通过世界卫生组织、G20有所行动，最近通过的G20协调人会议联合声明就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否认禁止口罩等防护物资的出口，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跟进。

二是推动全球标准的一致化。全球疫情防控不能局限于“社会构建”、各国各说各话，应有更多的一致性。科学防控的核心规律依然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然而影响这个目标实现的因素太多，包括检测试剂、疫苗药物、诊疗方案、信息披露甚至社区管理、生活方式等。

中美作为制度文明和思考方式迥异的国家理应深入合作，探讨建立一致标准的可能性。这方面我国有数据、经验、产业，研发能力也持续增强，而美国除了研发能力，还有相当丰富的医药专利积累，合作空间大。

特朗普表示，中国已与美国进行数据分享。若双方合作持续深入，很快能在疫苗、药物研发方面对全球有所贡献。此外，两国还应與其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等第三方合作，除了推动信息披露、数据采集的标准化，还应高效帮扶疫情严重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而为全球防控作出实质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