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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杀》导演柯汶利:我每一部作品都是用生命在拍

2020-03-27

电影中国 2020年1期
关键词:陈思诚

曼谷往西60公里有一个小镇叫佛统,这是佛教在泰国最早的发源地,一座如巨钟倒扣的巍峨佛塔是它的标志。

当地传说1000多年前,有算命师说皇帝的儿子长大后会杀死父亲,皇帝便想让儿子饿死,一位妇人偷偷把他收养。孩子长大后率众起义杀死皇帝,知道真相后又在愤怒之下处死养母。等到他神志清醒后悔恨莫及,因此建了一座鸽子飞不到顶的佛统大塔赎罪。

电影《误杀》的故事里,一切因果也从这里开始。

16岁的女孩平平夏令营时来参观这座佛塔,她看着周围景致,警察局长的儿子却看着她。身后导游的声音响起:

“相传很久以前,国王老来得子,巫师却预言孩子长大后会弑父夺位,于是国王将王子弃之荒野,想让他自生自灭,没想到一个路过的农夫救了他,并将他抚养长大。王子长大后领导了一场反动,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并杀死了他,得知真相的他十分愤怒,一怒之下又杀死了扶养他的农夫。事后他又十分悔恨,他向大师请教该如何弥补。大师告诉他,只有建一个连鸽子都无法飞到的塔,才能减轻罪孽。于是他就修建了这座忏悔塔,日日忏悔,来减轻他的罪孽。”

现实拍摄地的传说成为虚构故事的楔子和谶言,形成奇妙的连结。

但对几位主创而言,在佛统拍摄或许只是一个更方便的考量。因为它离曼谷很近,車程一个小时,那时网剧《唐人街探案》的拍摄和制作接近尾声,继续创作《误杀》,他们连酒店房间都不用换。

陈思诚是在《唐人街探案》拍摄间隙看到剧本《误杀瞒天记》的,看完后他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唐探》网剧的导演之一,他看过他的奥斯卡提名短片《自由人》后,专门去台湾邀请他参与这次拍摄。他就是柯汶利。

在短暂回马来西亚处理父亲葬礼期间,柯汶利收到了一条微信。他手机里装有三种即时通讯工具,WhatsUp 和LINE,是在家乡马来西亚,及在台湾读书和工作时用的。微信,是去年陈思诚带团队找他拍剧时才开始用的。

微信消息是陈思诚发来的剧本,他当天就看完了,想了一天后回复说可以拍。

“我没有看过原版,但故事打动了我,写实主义题材,有商业元素的包装,尤其后面提到父爱和女儿的叛逆期,让我想到蛮多的。”柯汶利说。

《误杀瞒天记》的故事从2011年诞生以来,已经在印度被翻拍为6个不同语言的版本。恒业买下它的中国版权多年,改编剧本完成已有两年。

“其实当时那个剧本已经有七八十分,但是陈思诚导演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改编。”制片人马雪说。

“如果是完全的翻拍就没啥意思了,我们感兴趣的是怎么再度创作。”柯汶利说。

以至于拍摄过程中,有人提醒陈思诚:“印度那版是这样的。”陈回:“我忘了那个版本。”

名为“翻拍”,柯汶利和陈思诚却达成共识,要拍一个不同的故事。

高潮改编:强化戏剧冲突

佛统的风很热,身体永远粘腻。旅游手册上写着,每年5、6月份是泰国旅游的淡季,那是最闷热潮湿的两个月。

剧组很忙,一切都太赶了。

“2月谈判、5月开机、7月杀青,然后12月上,”马雪掰着手指头数,“基本上完全按计划来,没有一个是违背计划的。每天压力都很大,坚持一个原则:不甩戏,保证每日按计划拍摄。”

在佛统遍地的稻田和黄土场上,男主角李维杰的家搭起来,片中的仓库、拳馆搭起来,连警察局所在的那整条街都是搭起来的,建筑工事日新月异,转场途中尘土飞扬。

柯汶利每天都要说很多话。

他要跟监制陈思诚讨论怎么拍,对接摄影指导、六名副导演和各个环节,普通话和面对泰国协拍方时的英文来回切换,每次都讲一大堆。

最具挑战的沟通是面对中国知名演员。他,外国人、青年导演、没怎么拍过院线电影,怎么说服富有经验的演员们,赢得演员的认同来达成他想要的每一场戏,都要求沟通技巧。

百忙之中,柯汶利还挂念着一件事,就是等雨,他希望那场高潮戏能在雨中完成。

这处高潮改动,来自陈思诚作为商业片导演的经验。《误杀》全片高潮是警察挖村民祖坟寻找尸体,挖开后却一无所获,继而引发暴乱的戏码,这在原版中是没有的。原版故事里最初男孩尸体只是被埋在树林某处,村民们反抗殴打警察的理由是得知警察打了主角家的小女孩。

这处情节改动,强化了村民反抗的动机和影片的阶级主题。影像处理上,种种混乱的场面带来更大的视觉冲击,各色人等在那种情况下的反应指向更深的表达,也更能引发观众情绪和思考。

“到这个点一定要下雨,雨水滴落的感觉会让你觉得世界是静止的,拍高格(慢镜头)的话,没有雨水衬托就没有意义,把握这些氛围很重要。”

柯汶利很清楚下雨有多重要,但最开始没有说。一是拍摄雨戏会给剧组增添更多工作量,二是制作成本会变高。他在心里希望佛统下一场雨。

时间转到6月,泰国进入雨季,每天都开始下雨,道路变得泥泞。

柯汶利抓住机会对制片主任说:“现在每天下雨,如果那一天下雨的话,我们就拍不了戏了,完全掌控不了进度。唯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戏里面下雨,下雨的时候就拍雨戏。”他又给监制陈思诚打电话说为什么要拍,获得了支持。

新的预算下来,雨中高潮戏如愿开拍。

这是全片最大的一场戏,所有主要角色到齐外,还动用了上千名群众演员。

大雨磅礴,雨点毫无遮蔽地打在李维杰一家人身上,拉韫在伞下戴着墨镜神色冷峻,棺材被打开的那一刻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当发现里面并没有男孩的尸体时,雨水打到拉韫的帽檐上,警戒线外村民的抗议终于传入,众人突破守卫,一切失控。看这场大雨里的乱局,画外的观众难免产生一种真相和罪恶都会随雨水流去之感。

而成片中的这十几分钟拍了4天,最后一天已经超期。马雪对柯汶利说,你必须把人分出一半,有个B组去拍其他的戏。人走了大半,摄影师不够用,柯汶利只能自己上阵掌机,那天他补拍了很多大场面和细节,群众推翻警车、中弹的羊、在旁静观的石佛等,完成了这场全片的高潮段落。

人物改编:让谭卓演的母亲立住

回头来看,正是充斥的细节丰满了影片的血肉,不同很多一格一格连镜头都照搬的翻拍,《误杀》从运镜、剪辑,到构筑起人物的很多细节都是原创。

原作故事,母女二人和男孩在仓库搏斗时男主在店里看电影,《误杀》中男主正在外地看拳赛。观众看到的是同时不同地的两场搏斗画面相互交织,拳手被踢到肚子,男孩踢到母亲,拳手挨拳倒地,男孩被砸中头部倒地……

因为要跟拳击戏份对照,柯汶利说,最开始泰国动作指导上来就给仓库搏斗设计套招,但三个角色都是没有打斗经验的人,他们决定写实地拍没经验的人是怎么搏斗的。

这意味着所有的动作巧合都要精心设计,搏斗中每一个动作必须扣得很细。母亲阿玉被推到架子上撞落的粉尘,男孩抱住她的头撞击了多少下墙面,女孩的锄头勾动灯光……都要演员用心记住。

同时画面切换越来越快,节奏越来越紧张,一切在双方倒地时戛然而止。

快速的剪辑节奏和镜头调度是中国观众熟悉的《唐人街探案》的风格,这是柯汶利拍网剧时跟陈思诚学的。《误杀》中的光影运用则是柯汶利式的,他的作品里光影对人物情感的投射贯穿始终。

一场陈冲扮演的反派警察局长拉韫拷问小女孩的戏,她逆光站起,影子逐渐把小女孩吞没。有网友说,他感受到的阴影程度不亚于《唐探1》里张子枫最后的眼神。

而另一场陈冲和谭卓的正面刚,是他们特别设计的“两个母亲的对决”。

谭卓扮演的母亲阿玉在原作中是传统印度女性,性格软弱,缺乏主见。在改编中,当面对强势的拉韫,平时温言细语的阿玉颤抖却毫不退缩地回答“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时,母亲的角色才算立住了。

到了肖央扮演的男主角李维杰这里,一大挑战是肖央还没有做过父亲,却要诠释父爱主题,柯汶利对他的要求是“收着演”。用很细微的表演来传达角色,比如眼神,甚至细到扎眼的次数。作为核心人物,镜头经常给到肖央面部特写,“让李维杰看着镜头说话,给观众催眠感”。

柯汶利难忘李维杰上囚车的那场戏,当时他和摄影师都在车上,车外面母女追着囚车呼喊。戏里的人在哭,柯汶利眼睛也红了,他转过去发现摄影师在哭,外面的剧组也很动容。

“表演很细微,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进入了李维杰的世界,跟着他一家遭受的点点滴滴。”

最后一个镜头,他让肖央笑一下,这代表李维杰在心里解脱了。

结局改编:因为主题已变

李维杰在自首前去了佛塔处,对着忏悔之塔赎罪,罪恶在这里发芽,也在这里终止,羊群再度出现。

关于羊群与佛已经有大量解读,这些《误杀》改编后加入的意象,观影时给观众提供了上帝视角。

羊的灵感是来自编剧想到的英文片名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圣经》里的一句话,译为“乌合之众”。既然片名有羊,团队想,能不能把狗换成羊?这里的狗是指原作里,警方挖男孩尸体挖出来的一具狗尸,在《误杀》中变成了一头被警枪打死的羊。如此,那干脆把“羊”意向化吧。

李维杰开走男孩的车,把它推入湖中时都只有羊群看见,开棺后,挖出的只有羊尸,等李维杰忏悔完,羊复活了。羊在泰国并不好找,因为泰国人很少吃羊肉。在羊群场景里,柯汶利还特意弄了12只,“十二门徒嘛。”他说。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的英文名直译是“没有牧羊人的羊”,而原作《误杀瞒天记》的名字是 Visual,代指主角瞒天过海的诡计。

一开始就注定,柯汶利和陈思诚要拍的是《误杀》,而不是《误杀瞒天记》。两部作品在主题上就不尽相同。《误杀》被讨论最多的结尾是紧扣贯穿始末的主題写就。

柯汶利说,这个结局不是因为制度调整的,而是团队都很喜欢的结局。原版的结局就是男主角隐藏罪行成功了,但他们想要一个更大的主题。

“我们希望可以达到一个更大的格局,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从一个单一的面去看,最后访谈有路人为李维杰加油,到他朋友那却说不出话,人事都有很多面,我们想说的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众生相。”

开剧本会时,一开始编剧觉得结局到自首处就可以结束了。有人提出,结局加一个采访可能更合适,更贴近《误杀》的主题。加上采访戏后,柯汶利又坚持加上最后监狱的那段戏,李维杰进了监狱,跟开片的场景一模一样,电影的结束也是电影的开始。

“他是一个电影迷,反正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他到底是否自由了?我觉得就让观众自己去想,有点留白就好。”

现在来看,《误杀》的改编其实是借助原作故事内核进行的一次再创作,在众所周知的限制下,改编者大胆地给出自己的答案,从主题出发,到重要情节都没有拘泥于原作,交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

柯汶利回忆在泰国拍摄的60天,前30天每一天都很热,流很多汗,湿湿的、粘粘的,后面30天每天都在下雨,也是湿湿的。在一个齐心做事的剧组里,他心里很满足。但创作的过程又很痛苦,“我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说是用生命在拍”。

他想起拍《自由人》的时候,预算105万新台币,除去资助,自己要垫60多万,卖了车子再向亲戚朋友借钱,打算破釜沉舟。更早一点,2006年,21岁的他在马来西亚打工攒了些钱,同时向北京、香港、台北递申请,想着哪边通知先到他就去哪儿。到台北学导演,习惯家乡四季如夏的他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对那时的“冷”记忆犹新。

马雪调侃柯汶利,拍了两部内地作品都没有来过内地,现在他终于来到北京。故事是从父亲的葬礼开始的,那是2月在马来西亚槟城,发生在900多公里外的泰国,最后在4000公里外的中国结果。

熟悉的热带景象消失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是晚上10点的北京,温度1℃,湿度13%。他马上要迎来人生中第一次电影的上线,每天在开无尽的会,明天他会走过十几场首映礼跟几千人打招呼,然后飞去更多的城市做同样的事。在某些忙碌的间隙,他注意到街上《误杀》的广告牌,会想到父亲,然后把它拍下来。他说他感到一种无法停下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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