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奕秋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严防境外倒灌”，近期不少中国省市制定了这样的抗疫“三线作战”目标。前两个目标，国内统筹得好就能实现，但“严防境外倒灌”，要是缺了对方“严防输出”这一环，可就压力不轻了。

目前，海外疫情增速已经大大超过了2月湖北疫情的扩散速度。面对即将到来的海外疫情“倒灌”高峰，中国还需要做哪些准备？

对日韩“彼此彼此”

3月16日，中国官方通报自5天前世卫组织宣布“全球大流行”以来，全国各口岸日均入境12万人次，而“在疫情严重国家/地区有旅行史”的入境者累计达到6.7万人次。

防范疫情倒灌，其实不光是中国政府在做的事。早期暴发疫情的亚洲国家，如今也都在摸索出路。当然，鉴于美国50州都已中招，欧洲全部国家无一躲过，就连人迹罕至的格陵兰岛都有了确诊患者，再针对特定国家设置拦截网，效果肯定大不如前。

但日本不久前已經针对中韩“设限”。其规定3月9日零时起至3月31日，驻中韩使领馆发放的赴日单次、多次签证暂时失效，暂停港澳地区及韩国赴日免签政策。

相应地，中韩也取消对日游客免签。韩国外交部3月6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取消日本游客免签待遇，并取消所有已对日本发出的签证许可。中国外交部3天后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从10日零时起暂停对日本游客实施的免签措施；工作和探亲目的，维持15天以内免签，但需要中国接待方发的文件。

一言以蔽之，日本国内的疫情虽然相对较轻，但新增确诊数未必就比韩国和中国少多少，既然日方先“见外”，那就“彼此彼此”了。

对中国来说，现阶段乘坐国际航班入境的人员中，外国人仅占比一成左右，绝大部分入境者还是同胞，而目前针对日本的措施并不覆盖在日本的中国人，他们回国所带来的疫病风险仍在。比如，中国在日的十多万留学生，如果哪天日本大学因疫情吃紧而停课，就会有不少人飞回国。

由于检测手段的关系，日本的疫情数字没有韩国的及时、透明。韩国的数字虽高，但撇开大邱市和庆尚北道，也没有那么可怕。截至3月中旬，首尔这样的特大城市也只有两三百例确诊，比国内北上广深的数字都要少。

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欧洲国家，它们贡献了“现存确诊数”的七成。鉴于疫情在西欧暴发的速度，这个比例还可能进一步提高。而在欧洲经商、留学的中国人，数量在百万量级，平时光在意大利就有32万中国公民，在西班牙有约20万。在欧中国人俨然成为“疫情倒灌”的主力。

防“倒灌”紧盯欧洲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呼吁G7和G20“肩负起责任”，并表示法国将全力推动欧盟在应对疫情方面加强团结协作。他同时呼吁“避免因疫情而陷入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陷阱”。

这些当然都对，比如尽快召开G20视频峰会，协调医疗物资的全球化生产和调拨。之前德国拦截瑞士24万个口罩，已经引起不好的国际观感。没想到3月11日，德国汉堡海关又在“疏忽”下扣押了瑞士进口商从中国订购的装有手术手套的货运集装箱，该集装箱甚至尚未在德国入关。

这还没完，意大利一家公司从中国购买了83万只口罩，原打算捐给意大利医院和民防部门，不料却在德国遭到拦截，经官方交涉获通关许可后，口罩竟不知去向……

这一切，源于德国政府3月4日下令禁止出口医疗物资，只有官方对外援助行动例外。在成为众矢之的后，德国政府宣布改弦易辙，放松对医疗物资的出口禁令，对欧盟伙伴的过境物资予以放行。

在欧洲经商、留学的中国人，数量在百万量级，平时光在意大利就有32万中国公民，在西班牙有约20万。在欧中国人俨然成为“疫情倒灌”的主力。

在以邻为壑方面，法国也不遑多让。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局从法国里昂附近的Valmy SAS公司订购了数百万只口罩，但因法国已颁令征用所有防护口罩，该口罩制造商只好取消了来自英国的这笔大订单。

欧盟成员国之间（或对外）的这种行为，当然是迫不得已、事急从权，但也反映了超国家行为体—欧盟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角色缺位。德国防长出身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直呼“我们都低估了病毒”，但她只是提议欧盟对外来者的非必要旅行实施限制、暂停《申根条约》以便重新实施区内国境检查，并无权力利用各成员国疫情发展的“时间差”来做好防护物资的调配。

“欧盟涣散”的后果，很可能是主要成员国的医疗防线被各个击破。有着5亿多人口的欧盟，无法像中国调集各省医护去支援湖北一样，让目前疫情尚轻的东欧各国来驰援西欧。自然，像意大利“封城”、西班牙“封国”这样看似自我牺牲的举动，在执行力度上都打了折扣，因为它们预期等不到欧盟的实质救助。

而像德国这样的医疗大国，却因为没能第一时间封锁南部边境，深受邻国波及，连有志于成为下任总理的基民盟主席候选人默茨、以色列驻德国大使杰里米·伊萨沙洛夫都被确诊，现在只好对六七成人口感染（或打疫苗）后形成“群体免疫”的前景抱有幻想。

恶性循环下，中国已能感受到欧洲疫情倒灌进来的寒意。截至3月20日，确诊总数排全球前15名的海外国家中，12个是欧洲国家，另外3个是伊朗、韩国和美国。套用一句流行语：欧洲抗疫成功，则全球抗疫成功；若欧洲缴械投降，则中国要做长远打算。

外交协调仍须跟进

欧盟目前还在奋战，但步伐有些凌乱。

所谓“欧盟史无前例关闭边境30天”只是单向的，是防输入不防输出，是限制赴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旅行（欧盟公民及其家属，还有科研人员不受此限），而对出境则没有太多限制。只要能订到飞往中国的直接或间接航班（比如中转迪拜、莫斯科），有过分的甚至通过退烧药躲过机场的体温测试，回到中国本身总体并不难。

但现在意大利、西班牙相继“封国”，有关出境的政策细节仍待明确。3月9日因为戒严管制，大量中国公民在领取登机牌后被意大利海关拒绝出境。有部分同胞按意大利海关要求，现场销毁当地居住证后被允许前往中国；但到了当天夜间，有同胞反映，即便当场销毁居住证，也不被允许前往中国。

西班牙目前只是關闭陆路边境，但首相桑切斯表示，不排除将封锁扩大到空中和海上的可能性。

回想武汉“封城”后，多国安排包机或包车从武汉撤侨。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封国”，也有人提议中国外交部考虑安排撤侨事宜。

之前，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安排了南航包机，接部分同胞回国到长沙等城市，一路上消毒护照正反面、发新口罩，七次量体温，下机专车送至酒店隔离14天，送餐上门，每日量体温，得到了同胞交口称赞，体现了精细化服务的感召力。

从更广的层面看，主要当事国之间的协调，应当涉及今后较长期的出入境和签证安排，以及防疫物资的接济调配。中国向意方派出两批医疗专家组，并尽力提供医疗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应该说开了个好头。

其实，意大利是较早对中国全面停航的国家。现在，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很多国家也都在对外输出病例。一些国家规定从疫情严重国家来的旅客，必须经第三国中转（且在该国隔离14天以上），有转嫁风险给第三国的嫌疑，且极大地推高了旅行成本。这些问题，有必要在更高的国际层面解决。

日前，德国交通部长安德里亚斯·朔伊尔建议，禁止来自中国和伊朗的航班在德国境内降落。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毕竟，现在德国才是重灾区。当初，德国并没有对中国航班实施禁飞，现在这样做已经晚了。而朔伊尔这种言论的冒头，对中国来说不是好消息。

外交协调难，难在明显带有危机时刻的特征。与中国邦交甚睦的俄罗斯，从2月20日起禁止中国公民入境，并在全国强制隔离所谓违反闭门令的中国人，这只能说是“疫情压倒一切”下的临时措施。

查勘“漏网之鱼”

在近期从欧美、日韩、澳洲、东南亚等境外回国的大军（航班日均入境2万人次）中，新冠肺炎患者只是极少数（截至3月21日中午不过确诊273例），但他们能量可不小。

在3月16日北京升级“就近隔离两周、期满各省接回”措施（从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四国人员，扩大至所有境外进京人员）之前，已有不少患者在回老家的途中一路播毒。比如，有“毒王”从欧洲经北京回郑州，有一队感染者从意大利经上海跑到浙江青田，有患者从沙特经广州入境甘肃。

回想武汉“封城”后，多国安排包机或包车从武汉撤侨。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封国”，也有人提议中国外交部考虑安排撤侨事宜。

更可气的是，据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3月16日披露，北京境外输入的31个确诊病例里，有27个都是在入境前就有发热等症状。其中，存在大量瞒报健康信息现象。甚至，美国马萨诸塞州官方测出32名与生物科技公司Biogen（勃健）有关的确诊病例后，该公司本该自我隔离的员工黎某（后被中方确诊，并被公司解雇）一路瞒报，与其丈夫和孩子辗转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而今，像北京这样“顶格处置”境外来客的国内城市并不多。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澳门3月18日起禁止中国以外的非本地居民入境，香港要求3月19日起所有由外国入境香港的人士接受14天强制检疫或医学监察，深圳机场则宣称“所有入境的中国籍旅客都要进行核酸检测”。

其他国内城市，也力争在入境口岸“严格闭环分流”，但很难做到顶格处置，何况顶格处置也会因旅客在机场滞留时间长，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上海也只是从3月17日起将人员“居家或集中隔离14天”的国家名单增加到16个，20日起增加到24个，并不是全覆盖。这意味着，必然会有“漏网之鱼”，需要“流入地”的官方基层组织来查勘。

少量“漏网之鱼”，可能成为刺激地方防疫体系保持敏感性的“鲢鱼”。但是，利用刚刚得到缓解的国内医院救治力量作为后盾，尝试实行“群体免疫”策略下的“让一部分年轻人先感染出抗体来”，则属于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种做法，不啻宣告春节后一两个月全国“禁足”的成果得而复失。虽然对于一场可能持续两三年的疫情来说，一两个月的“前功”尽弃也不是不能接受，但要是全球疫情能够在年底前通过疫苗或药物控制住，那么剩下的七八个月里，继续“坚壁清野”是当局更愿意采取的策略。

“防不胜防”下的抉择

为今之计，中国有至少三种策略可选。

一是当前正在做的，“扎紧篱笆”，尤其针对重点国家人员，执行入境后强制隔离14天且基本自费（比如每人费用200元/天）的政策。与此配套的就是，搭建类似“入境旅客转运站”的隔离观察设施，再盖若干“方舱医院”和“小汤山”以备后患，同时调配全国医护人员支援重点入境港口城市。

这种策略稳扎稳打，但境外“病毒大军”正在迅速扩军。按照每天增加两三万例确诊的速度，中国以外确诊总数很快就会突破40万例。如果部分国家再不作为，4月突破100万例，也是很容易就达到的数字。随着“海归”中病患人数的激增，守“篱笆”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一旦“溃堤”波及重点城市，也很难有资本（如春节这一“天时”）再打一场类似的“武汉保卫战”。

二是“竖起高墙”，即宣布不允许过去14天到过某些国家的非中国公民入境，甚至断开与这些国家的直航航班。这是某些国家曾经对中国采取的策略，事实证明效果有限，除非能完全闭关锁国，否则对方总能通过转机或先在他国入境14天的方式，来到中国。何况，现在蜂拥回国的人，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

至于全部禁止入境，应该不在可选范围内，因为这严重影响经济合作，没有长期可持续性。固然，一时可以禁止海外华人入境，但在这段时间里，对方感染的概率提高了，等到解封时，照样传回国内。试图利用这段时间保障疫苗和药物完全到位，也是一种迷思。疫苗的质量问题、药物的价格问题，决定了其在年内普及绝非易事。

如果部分国家再不作为，4月突破100万例，也是很容易就达到的数字。随着“海归”中病患人数的激增，守“篱笆”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三是“全球命运共同体”思维，患难与共，以类似“一省包一国”的方式去支援重点国家（或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扭转抗疫局面。这种减小中国与重灾区国家之间疫情“压力差”的方式，才能消除当地华侨盲目回国的心理根源。但这样做，有可能暂时抽空中国自己的防卫力量。一旦前述的“扎紧篱笆”做不到，疫情大面积倒灌到国内，那么也只能“鸣金（从海外）收兵”。

如果综合应用前述可行的策略，比如将“不符合应急状态下入境标准”的某类入境公民集中到武汉或海南岛等地（在当地建立“国际抗疫联防中心”）临时安置，再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推进药物与疫苗的普及，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守住国内的防线；另外也通过对外支援，获得用武之地和外交筹码，使得对方国家配合将机场检疫关口前移（不能依赖测体温，起码要上试剂盒），从而将海外疫情倒灌的风险降到最低。

事在人为，中国用两个月时间基本拿下“武汉保卫战”，也应该有能力和智慧兼顾国内国外两个抗疫“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