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慧

“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已经夺命逾万人。各个国家针对此次大型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防治办法，不亚于最生动直观的大型“比较政治学”现场。

由于传染有先后，即使各国面对同样的病毒侵袭，也很难称之为同一场“考试”。毕竟“考试”背后预设了一个威严而绝对正确的“出题者”、多个获取同等数量知识的“考生”，以及一个无可置疑的“评分标准”—这些预设在当下受到病毒感染的国家之间并不成立；而且，成千上万条生命的逝去，也根本不能以考试的“不及格”或“失利”而一笔抹去。

但是，不同国家的检测、追踪、治疗手段，依然可以从“死亡率”的数据上反映出其有效程度，从而为“横向比较”创造一个基础。

德国、新加坡和越南，是新冠疾病“死亡率低”甚至无死亡的典型国家。这令人想知道，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至少做“对”了什么？

“硬核”德国？

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德国的防控方式也逐渐从“硬核”（类似于“佛系”）变成“辣招”频出。

3月13日，五大足球联赛中的德甲，最后一个宣布“取消比赛”。3天后，德国宣布在与奥地利、丹麦、法国、卢森堡和瑞士接壤的边境实行管制，只有跨境通勤者和物流货车才被允许通过。同时，德国大部分州的学校和日托中心关闭，而关闭餐馆、酒吧、体育俱乐部的州也逐渐增多。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上的岛屿，也已经禁止游客进入。

防疫从“松”到“紧”，有个重要的时间点—2月25日。德国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在1月27日，一直到2月25日之前，境内的病例都得到了及时的检测、追踪和隔离。

2月23日意大利开始封城，但措施不到位；2月25日开始，来自意大利的病例在德国急剧增加。感染地区从地图上的几个零星点，变成了“四周包围中央”的片状。

截至3月21日上午，德国记录了19848例确诊感染病例和68例确诊死亡病例，死亡率为0.3%。

德国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是德国顶尖病毒学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1月，德国各地的实验室就得到了进行此项病毒检测的信息和材料。同一时间，德国也将病毒检测方法分享给了其他国家。

据悉，德国拥有欧洲大陆数量最多的P4实验室，一共4所，分别位于柏林、汉堡、里姆岛和马尔堡。如果算上瑞士的3家P4实验室，泛德语区内聚集了欧洲大陆（含俄罗斯）半数以上的最高等级生物实验室。

德罗斯滕还表示，德国的实验室诊断不归一个中央系统管理，这极大地提高了防控效率。在其他国家/地区，往往由一个权威机构统筹管理新疾病的测试，只有少数实验室被允许进行测试并将数据反馈给中枢机構。而德国各个地方的实验室均有权限自行检测，无须上报。

德国医疗系统在1月底，将病毒检测纳入保险报销范围。德国执业医生联邦协会为这项病毒检测专门立项，规定了专门的序号。进行病毒检测的实验室和医疗机构，都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账收费。约200欧元的检测费由医疗保险公司承担，前提是，当事人必须由医生确认为疑似病例。

2月23日意大利开始封城，但措施不到位；2月25日开始，来自意大利的病例在德国急剧增加。感染地区从地图上的几个零星点，变成了“四周包围中央”的片状。

德国的医保制度令德国人自豪。德国社会保障法规定，所有居留在德国的人都必须有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公司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以居民收入为划界标准：截至2020年，德国所有月薪收入低于5213欧元且年收入低于62550欧元的居民，必须拥有公共健康保险，收入高于此限者可购买私人保险。在德国，有86%的人购买公共医疗保险。

分级诊疗也被认为有效地防止了医疗资源挤兑。以首都柏林为例，拨打24小时热线电话之后，专业人员将根据患者的症状和旅行史作出甄别：出现较重症状及需要临床治疗者，将被第一时间接入医院；轻症者或疑似案例，将被引导至街区普通诊所；无症状者会由卫生部门接手，并告知其前往各大检测点参与测试。

病人要出示诊所或家庭医生的入院建议单，才会被综合医院收治；贸然前往综合医院往往需要半天以上的等待，因此也鲜有人浪费时间。

德国分散式、协作式的防疫体系，能在第一时间隔离轻症者、收治重症者，并降低死亡率。

德国目前的急迫需求，分别是床位、护理人员、呼吸机和疫苗。

在欧洲，德国每10万人拥有800张床位，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法国多了201张。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医院共有约2.8万张重症床位，目前已占用了80%。德国耶拿大学危机传播学专家迪克曼（Petra Dickmann）在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表示，从德国各高校附属医院的情况就可以发现：医护人员紧缺。在波恩地区，医院大多已经出现消毒水和医用防护服严重紧缺的现象。

德国政府还向瑞士的呼吸机制造商—汉密尔顿医疗公司订购了1万台呼吸机，但是，制造商也分身乏术。汉密尔顿医疗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呼吸机制造商，通常每年生产1.5万台呼吸机，现已将其产量提高了30%～40%。

汉密尔顿公司首席执行官威兰德在一次采访中说：“可用的呼吸机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他补充说：“美国陆军正在寻求订购，土耳其订购了很多，中国订购了很多—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订购。”

欧洲和美国的裂痕正在加剧，德国还要出手跟美国“抢疫苗”。德国报纸《世界报》上的一份爆炸性报道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十亿美元”来保护由CureVac公司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的专有权，“但仅限于美国”。德国外长海科·马斯3月15日表示，政府将不允许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进这一计划。他说：“德国研究人员在药物和疫苗开发中起着领导作用，我们不能允许其他人寻求独有的研究成果。”

CureVac是一家德国生物制药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图宾根。该公司的开发重点是传染病疫苗，以及治疗癌症和罕见病的药物。CureVac在3月初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即将卸任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梅尼切拉已应邀到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议，讨论生产新冠病毒疫苗的战略和机会。梅尼切拉还说：“我们将能在几个月内开发出有效的候选疫苗。”

经济政策也在遭受考验。3月10日，德国政府已承诺投入10亿欧元用于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这还是“短期”投入。实际上，疫情已经开始扭转德国长期的“预算平衡”政策。知情人士称，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默克尔及其经济团队现在愿意接受赤字支出，以帮助抗疫。知情人士说，由病毒引发的危机是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下的“例外情况”之一，该情况允许额外借贷。

德国分散式、协作式的防疫体系，能在第一时间隔离轻症者、收治重症者，并降低死亡率。

即使德国在2019年陷入衰退，默克尔还是拒绝了华盛顿、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宽其债务期限的呼吁。过去十年中，德国减少了超过20个百分点的公共债务，使其占比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19年，柏林的预算盈余超过130亿欧元。

目前，德国政府仍然可以动用多达500亿欧元的储备。也许，新的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启动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或增加债务。不过，七位经济专家在3月中旬表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肯定会在今年上半年进入衰退。

另外，人口最多的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感染人数超过4268人，13人死亡—感染人数接近德国感染总数的1/3，死亡人数则接近一半，而且确诊病例数量上升较快。如果14天内病例增速不能放缓，德国的防治措施等级则需要再度提高。

“佛系”新加坡？

用复旦大学教授张文宏的话说，新加坡“一点也不佛系，看上去佛系，人家是武当派”。

截至3月21日上午，新加坡记录了385例确诊感染病例，死亡2例。

新加坡的一系列措施中，“预警时间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月3日，新加坡开始在机场布控测体温，同时启动哨点监测—该套监测体系，将公立医院、社区医院和家庭诊所联网，使新加坡对输入性病例的监测能力显著提高。

2月7日，鉴于本地传播初现端倪，新加坡当局又将疫情警报级别，从第二级“黄色”上调至第三级“橙色”，仅次于预示疫情最严重的级别“红色”。这一级别代表“疫情严重且容易传播，但在新加坡尚未广泛传播，目前正在得到控制”，允许政府采取隔离、体温检测、限制医院访客等“中等”（moderate）社会干预措施。

自2月18日起，新加坡衛生部重新启动曾在应对雾霾和H1N1流感时启用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PHPC）计划”，以进一步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任何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状的新加坡居民，均可到新加坡全国900家定点诊所，享用“特殊津贴”就医。其中，新加坡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将按10新元（约合人民币50元）的固定诊金收费，属于“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的老年人则仅需支付5新元（约合人民币25元）。

2018年年底投入使用的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拥有330张床位和隔离病房，还有能处理高风险病原体的实验室、传染病研究与培训办公室等，是抗击新冠病毒的主战场。

作为补充，新加坡还构建了包含900多家私人诊所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体系。政府向这些诊所通报疫情信息，提供一定的医疗防护物资。如果前来就诊者是新冠疾病疑似患者，诊所会把他们转诊至指定医院。这套体系为追溯病例提供了依据，也尽可能避免民众恐慌性地挤占大医院的医疗资源。

投入相对较低，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高，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在于以“防”为主。最近公布的“控糖令”就是典型例子。

新加坡总人口约570万，人均医疗资源较为充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新加坡的医疗卫生服务覆盖指数已超过了80，中国为76，印度为56。其实，如果看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新加坡的投入不算大。 201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该指标均维持在6%以上，而中国、新加坡、印度三个国家最高还不到3%。

投入相对较低，医疗健康服务的质量高，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在于以“防”为主。最近公布的“控糖令”就是典型例子。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糖尿病患病率，新加坡卫生部宣布，从2021年年底开始，市场售卖的非酒精类饮料，将被强制贴上标明糖分的营养等级标签，并将全面禁止含糖量位于最高等级的饮料在电视、网站等任何媒体平台投放广告。

新加坡的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因此，制造业和批发贸易等外向型行业，以及旅游业及相关的酒店、邮轮、餐饮、航空业等，受冲击最严重。目前，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也是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地。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已将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从0.5%～2.5%下调至-0.5%～1.5%。

人们判断一个国家的防治措施佛系与否，往往看的是“封不封城”。新加坡作为城邦国家，封城意味着封国，封国意味着经济交往彻底中断，这是新加坡所不愿看到的后果。近期的情况是，新加坡的境外输入病例增多—原本相对平静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确诊病例飙升—监测境外人员流入、隔离疑似病患，都为新加坡政府和医疗机构带来了更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