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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一课

2020-03-27赵义

南风窗 2020年7期
关键词:对口湖北新冠

赵义

2020年3月20日,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三天为0,现有疑似病例连续四天为0,新增疑似病例连续五天为0。被称为这个春天最美数字的0,意味着中国本土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峰期过去之后,形势继续向好转变,也证明了一段时间以来的防控举措是有效的,效果是牢固的。這让我们可以下更大力气、以力度更大的举措来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但我们不可轻言“胜利”。尤其是,更不能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产生一种“风景这边独好”的自我陶醉。

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天取得的成果,是在中国老百姓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中国社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之后取得的。这些牺牲和代价,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它们在一个个社会成员那里,都是相当沉重的承担,无法用数字或者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打发掉。

另一方面,感染者的清零和病患的康复,只能说是我们走出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开始。前面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对新冠病毒规律的认识仍需要抓住时机深入研究和总结。这次危机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它既彰显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又再次暴露了治理体系的弊端,提醒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快治理现代化的步伐。

也是在3月19日,国家监委通报了李文亮事件的调查结果,调查组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2月7日调查组前往武汉的新闻出来之后,当时本刊记者就有个断言,这次调查不仅是要给李文亮医生一个公道的结论,而且是对疫情防控的监督问责的组成部分。他的遭遇反映了治理体系在公共危机预警方面存在的问题,他的“平反”意味着下一步的问责将会到来。

预 警

根据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李文亮转发、发布相关信息,主观上是想提醒同学、同事注意防范,信息被大量转发后引发社会关注,客观上对各方面重视疫情、加强防控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对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对疫情反应迟缓、防控不严、履职不力等情况,将由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开展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事实上,从2020年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出首株新冠病毒毒株,并且当天中央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直到1月22日湖北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1月23日武汉封城,存在一个宝贵的窗口期。虽然我们还没有这个窗口期的完整拼图,不管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社会各界的共识是,我们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就说,“回过头来看,新冠肺炎在去年12月底、1月初人传人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那时还说是‘有限人传人‘局势可控,就有问题了,丧失了防控最佳时机。”

显然,如果说真话都会变成一种悲情,一种个人难以承受的冒险,那么治理体系的预警机制就面临着失效的巨大危险。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论文对确诊病例发病日期的回溯,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间暴增5417(77.6%在湖北省内),并在1月的最后10天里彻底暴发,新出现了26468人发病(湖北占74.7%)。这也就导致了湖北一地无法承受的大规模医疗资源挤兑,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人等床阶段,轻症的拖延成重症,重症的拖延成危重症,并且无法有效切断传染。

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针对湖北和武汉前期防控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党中央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并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领导班子作出调整充实。”

这都要追溯到疫情初期阶段暴露出来的预警迟缓、信息失真、社会恐慌等问题。很多临床医护人员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未转化为政府有效的防控措施,直至中央果断作出重大决策。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李文亮事件或者类似事件带来的“寒蝉效应”。

也由此,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据李文亮、张继先、张笑春等医生的榜样力量,人们再次呼吁营造好说真话的氛围,正如一篇评论所说:“此次疫情暴发前后,许多相关事件反复证明:只有讲真话、听实情、办实事,疫情防控工作才能有效推进,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就一定会带来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显然,如果说真话都会变成一种悲情,一种个人难以承受的冒险,那么治理体系的预警机制就面临着失效的巨大危险。

制度优势

在中国,一旦一件事情上升到“全国一盘棋”来部署运作,那么制度优势就会很快体现出来。能够把隔离这个对付疫情最古老也有效的办法发挥到如此极致,世界上恐怕也就中国能够做到了。正如世卫组织的专家说的,中国采取的控制人员流动的措施,让中国境内的疫情传播速度延缓了两到三天,而让中国境外的疫情传播速度延缓了两至三周。这“两到三天”“两到三周”是决策者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决定极致隔离措施换来的,背后则是中国老百姓的巨大付出。

并且,“中外历史上,大疫大灾往往导致社会失序,社会失序又使抗疫救灾雪上加霜”。无论什么国家,面临这样大的疫情,老百姓的安全感都会降低。比如美国疫情暴发后,很多老百姓包括华人都去买枪,本刊记者的一位美国同学就去购买霰弹枪,不用瞄准,用来威慑不法分子。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会总体上保持稳定。相信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可能对疫情的走向会有焦虑和担忧,但很少会对治安安全产生恐慌感。

对于制度优势,我们也应实事求是,不必刻意拔高。有些总结很难说是制度优势,只是国情和文化不同,决定了治理体系的差异,人家不会也没必要“抄作业”,比如说老百姓的忍耐能力。这个很难说是一种“优势”,只能说是任何执政者的“幸运”。

还是第三方的说法有说服力。比如,世卫组织的专家就特别提到,“中国其他省份的医疗队携带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设备驰援湖北,甚至接管整个院区,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口支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大制度优势。如果不是对口支援,整个湖北的疫情防控绝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全国人民感谢湖北人民,湖北人民感谢全国人民,这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背后都是共同經历的生死考验。

尤其是湖北武汉以外的地区,医疗资源相对更加薄弱,疫情防控的精细化程度也相对较低,对口支援后这一局面得到了迅速改观。比如广东医疗队支援荆州监利之后,监利才做到了四个百分百: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两类人员100%集中到定点医院收治;发热病人100%到固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治疗、分诊;密切接触者100%到集中医学观察场所隔离管理。没有这四个百分百,传染源的切断不会如此有效。鄂州的主政官员也说,如果没有贵州医疗队的紧急驰援,鄂州的疫情将不堪设想,多亏了支援,多名重症病人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有人说,除了金丝猴,你们是将家底和盘托出、尽其所有”。

一位到湖北一个疫情重灾市支援的疾控中心的干部介绍说,到这个市之后,给当地明确提出书面建议后,当地这才下令全市居民小区进行封闭管理。还有的支援队对当地的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提出专业化的建议。所有这些也说明,对口支援的背后在一定程度还存在着当地对治理权的暂时让渡,这在常态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对口支援,不仅仅是解决各种资源的匮乏,而且是更精准、更专业的治理方法的一种扩散。

过分宏大的制度优势描述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这些具体生动、灵活应变、富有成效的治理实践。对制度优势的总结,应当像对口支援的例子显示的那样深入和具体,要避免大而化之和空洞。

对口支援的背后在一定程度还存在着当地对治理权的暂时让渡,这在常态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

刹车装置

从初期的预警,到全国一盘棋下的组织和动员,中国的治理体系的故事慢慢成型。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刹车装置,即战时动员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之后,怎么根据形势“退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这才是完整的中国治理体系的故事。我们所追求的治理现代化,是从风险预警到全国动员再到恢复正常秩序的完整链条。撇开开始阶段的预警和最后的战时体制退出,只大谈特谈战时体制的威力如何巨大,不是严谨和负责任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有选择的遗忘,我们应当越来越警惕这种做法。

事实上,有识之士们也多次对此进行很到位的总结。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03年非典时期就提出过两个意见,仍然适合今天的情况。第一是,早期反应迟滞、信息不透明,要积极化解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二是,依靠行政动员的优势,很快把疫情的扩散抑制下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这套行政系统的力量一启动起来怎么刹车是一个问题,只有采取适当的过渡措施使经济社会各项活动逐步恢复正常,整个社会的总体损失才能降到最低。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也认为,“抗疫过程中,高效率地集中资源和力量攻坚克难,当然是件大好事,也实实在在地展现了强大能力。但是在抗疫前期、需要定位和明确疫情的性质时,在战疫过程中、在战疫进入后半段、需要重新明确和调整目标的时候,是不是真正尊重了科学规律,是值得改善的。”

当下的复工复产难,背后就是战时体制的退出难。在老百姓那里,体会到的就是一项项烦苛的限制和约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限制和约束已经越来越脱离实际,但到底怎么调整,不会有人先主动出来打破僵局。我们对此总结为有关部门和相关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这又涉及问责的科学和干部的主动性,而不是某个干部的个人品质出了问题。

好在中央很早就提出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统筹,是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课题。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顶层设计和地方主动性如何互动,让战时体制和正常社会经济秩序恢复之间的切换更加顺畅自如,这将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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