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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冠肺炎疫情看抵御“重大风险”

2020-03-27弘文

党史文苑 2020年3期
关键词:新冠疫情

弘文

新时代以来,“重大风险”作为一个战略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即“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九大还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并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三大攻坚战”,并且赫然放在了首要位置。站在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的高度,审视眼下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危机,我们不仅会保持清醒头脑、充满必胜信心,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应对前进道路上包括“惊涛骇浪”在内的诸多可以预见以及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风险社会”的来临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非同寻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那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次重大风险的来临,都必然是一次波及全球的重大公共安全危机。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的势头触目惊心。空前危机的笼罩之下,再一次让人们不得不直面身处其中的“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以人类生产方式的巨大跃迁为根本动力,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日益生活在一个与各种各样的“风险”共生共存的时代。“风险社会”的来临,不分地域,不分制度,而尤以“后工业社会”为突出。

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44—2015)。他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一书中,以其特有的视角,洞悉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提出“风险社会”的著名论断。作者曾直言:“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该书出版当年,暴发了影响深远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严重泄露事件。随着贝克等社会学家预言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暴露,“风险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不失为我们理解“风险”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自觉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对于风险问题将会获得更为切近的认识。

风险的客观性。事物是矛盾的复合体,没有单向度的存在。正像机遇历来与挑战并存,风险与希望从来不可分离。从本质上看,“风险”的客观存在,是相对于一个稳定有序的矛盾统一体来讲的,也即稳定与混乱、有序与失序的张力本身就是各种风险因素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风险”毋宁说是事物运行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固有的态势或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你意识到了与否,“风险”不可能自动消失,不管你有没有准备,条件允许的时候它依然会到来。就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跟17年前的SARS都是属于传染性极强的冠状病毒,而这种病毒其实早就寄存于自然界的“宿主”身上,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它危害人类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在潜在的“风险”面前,人所能做的,一是保持警觉性,增强预见性,下好先手棋,防患于未然;一是立足自身发展,保持战略定力,综合提高“免疫力”,从根本上夯实抗风险能力。

风险的普遍性。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说当初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开启了现代风险社会的帷幕,那么,“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失控、9·11事件的发生、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困境以及当今世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极端思潮大行其道,人们越发痛切地感受到,“风险”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甚至有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之势。据世界经济论坛评估,环境将是未来全球风险格局中的核心,其中极端气候发生的可能性最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和扩散被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风险。时至今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全球,其影响之大、危害之广、遗患之深,绝非当年令人谈之色变的SARS可比。

风险的关联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值得注意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势下,各类风险流动性加快、关联性增强,呈现出境内外互动、跨区域联动、跨群体聚合的新动向。因此,认识和防控风险,也应具备系统性思维,即从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风险的存在,也应从系统整合(总体战)的角度做好各项应对事宜。众所周知,战争是影响社会运行的重大传统安全威胁,风险系数无疑很高,但军事对峙的背后一般都是国家间政治、外交的较量,而政治、外交的背后又是经济、贸易、金融乃至文化等的角逐;而互联网日益成为各类风险的策源地、传导器、放大镜,一件小事情都可能形成舆论旋涡,一些谣言传闻经煽动炒作,极易使“茶杯里的风暴”骤变为现实社会的“龙卷风”。另据世界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当今世界,结构性高失业率或就业不足与激烈的社会动荡之间关联紧密,而未来10年金融风险、气候变化、难民危机、叙利亚内战、科技创新等因素则可能增加国家间冲突,从而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一度引人关注的法国“黄马甲”运动、智利的动荡等看似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无一不是肇始于公共交通票价上涨等细小的民生事宜。再来看这次疫情防控,表面上是医疗卫生战线的事情,或者说主要是各级疫控中心的本职工作,实则不然,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本质上是一次社会性事件,需要动员全体社会成员、各条战线、各个层面起来共同面对,因此是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否则,如若判断有误,贻误战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必将很快成为波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全面危机。

风险的开放性。任何“风险”都是在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内生”的结果,但它的指向是没有边界的。“风险”是“平等主义者”,它不放过任何人。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内,受制于相互隔绝状态,“风险”的这种弥漫性、延展性表现的可能没有那么显著,但是,从中世纪末期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早期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大陆的“天花”病毒以及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暴发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等事件上,人们开始感受到恶性传染病“无远弗届”的特点。经过战后七十多年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当今世界的开放度已是空前,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等的联系因为经贸、信息等的巨量交流,更是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战争、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核污染、传染病等重大风险的最初暴发往往局限于一时一地,但危害之重,影响所及,岂止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实质上都是全球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各国间应“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可以说刚刚经历了所谓疫情的“上半场”,韩国、日本、意大利、美国等国的蔓延态势意味着似乎进入了世界的“下半场”。这其实也说明,“风险”的跨界特征和开放性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主动作为、携手应对,而不是隔岸观火抑或是幸灾乐祸。

关于增强驾驭风险本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工作本领。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要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学习掌握自己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内行领导”。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关于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爭中去真刀真枪干。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关于当前重大风险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5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分析了面临的8个方面16个重大风险。时隔一年,在2019年1月2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又着重强调防范化解7个领域重大风险。所列举的这些重大风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综合归纳起来,主要可以分为这样几个侧面:

在政治领域,国际国内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加紧活动,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对此要保持高度警醒和坚决回击;面对日益猖獗的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以及“港独”“台独”“藏独”“疆独”等民族分裂势力,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和领土完整。

在经济领域,各地区各部门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一定要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切实维护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日益突出;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持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任务,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抵御“颜色革命”的思想防线丝毫不能放松。

在社会建设领域,民生无小事,社会政策要托底,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以SARS为鉴,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加快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在网络和信息安全领域,必须要“过互联网这一关”,切实打好媒体融合这一仗,牢牢掌握网络空间舆论传播主导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5G、人工智能技术关乎全局、关乎未来,必须从战略高度确保数字安全、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网络安全。

在科技领域,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优势;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

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在外部环境变化上,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针对美国“围堵”“脱钩”“逆全球化”以及军事威胁等异动,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军事和国防领域,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军事斗争不是首选项,但能战方可止战,准备打才能不必打。

在执政能力建设领域,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

在党的建设领域,党内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情况依然存在,新形势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愈益艰巨繁重。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系列精辟而系统的论述,涉及全面、各有侧重,主题鲜明、环环相扣,构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险治理”的完整篇章,这其中折射的是博大精深、运用自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代表的是鲜明的矛盾观点、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无畏的进取精神,展现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独有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见微知著的洞察能力以及运筹帷幄的指挥艺术,从而历史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对新时代的中国来讲,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连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正义力量的合作和支持下,经过14亿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也为全世界打好这场世所罕见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创造了难得的前提条件。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这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实事求是地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大战”的深刻洗礼,暴露出诸多短板和不足,存在不少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但总体上通过了“大考”。这应该是我们全面审视这次疫情危机,着眼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风险治理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皆是如此,像H1N1、H7N9、MERS、SARS以及这次新冠肺炎等重大突发传染病这样的全球性风险更是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共同“大考”。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摆在第一位。历史上,针对血吸虫病的至深危害,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我国作为“疫情第一线”,面临形势之严峻、问题之复杂、任务之繁重、付出之艰巨,可谓有目共睹,但结果表明中国行动之快、力度之大、效果之好均近乎极致、超乎想象,事实上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样板”。个中原因有千万条,但归根到底还是靠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讲到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政治勇气,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新型举国体制”等为突出标志的“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平时,在危机时刻更是得以凸显。这一点在历史上经过了无数次证明,这次疫情危机的应对也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今后还必将在诸多重大风险的应对中得到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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