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洋

摘要：在成为经济增长极和创新集聚高地之前，产业园区最初的任务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区，及至今日依然是对外开放的最前沿。随着产业园区的不断发展，更伴随着其不断成长集聚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国家在政策面一直赋予其更加主动和灵活的体制机制和改革试点。

关键词：创新驱动;产城融合;标杆园区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20）01-0047-51 收稿日期：2019-12-17

产业园区是伴随着全球产业革命的不断推进而诞生、发展。是空间组织形态與产业组织形态在特定区域的聚合。改革开放40年，以深圳的蛇口工业园为起点，中国的产业园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最大贡献者，也是直接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2018年2月版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显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开发区共有552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1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56家（加上2018年新增12家，2018年末数量为168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35家（包括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边境经济合作区19家;其他类型开发区23家。

如此庞大的产业园区体系和其承载的工业、制造业等一系列主要产业直接关乎中国经济的命脉，40年来的经济贡献举足轻重，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创新集聚高地和对外开放前沿。

虽然转型压力和需求越来越强烈，但中国的园区经济还没有也不能步入黄昏，依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1 站在新十字路口的中国园区

纵观中国产业园区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即1979-1991年的初始培育期、1992-2002年的高速扩张期、2003-2009年的整顿调整期、2009-2013年的稳定发展期、2014年至今的转型升级期。这5个阶段中有3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1984年9月，中国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1988年5月，中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也就是后来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至此，中国产业园区的两大主力相继诞生，园区发展进入高速扩张的快车道;及至今日，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与168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占据了中国产业园区数量的半数以上。

最后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此意见为代表，中国的产业园区进入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体现的是国家经济、社会和产业的深刻变革。

在新常态、新形势、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产业园区以其自身贡献，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依然发挥着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要作用，且无可替代。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产业园区已经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发展动能转变和产城融合为产业园区的发展和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可以说，创新驱动和产城融合是当前产业园区面临的最重要的发展改革任务，这里面包括产业迭代、城市更新、社会治理、招商引资、管理体制等一些改革方向，应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以更大力度和根本性的改革推行开发区转型升级，中国园区经济的未来就在于此。

2 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极

众所周知，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有次序和有梯度的，也就是由东向西，先沿海后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园区为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直是国家经济的增长极和区域经济的发动机，是东部腾飞、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全国范围内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国家经济角度来看，自诞生30多年来，作为中国产业园区主力军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GDP屡创新高，对于国家GDP的贡献度也稳步提升。

2017年375家两类国家级园区合共实现GDP18.7万亿元，占当年全国GDP比重22.5%，超过五分之一，且这个贡献度已经连续实现五年以上。堪称国家经济支柱命脉，中流砥柱。

其中，在2017年，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工业生产总值达到22.9万亿元，156家国家级高新区工业生产总值达到20.3万亿元，合计对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贡献度同样达到20%以上，超过五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两类国家级园区是中国工业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之一。

不仅如此，两类国家级园区对于国家税收的贡献同样巨大。2017年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上缴税收15724亿元，156家国家级高新区上缴税收17251亿元，两类园区合计缴税32975亿元，占全国税收比例达23%。是国家收入的最大贡献者，直接决定了国家财政的稳定与否。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国家级开发区同样是领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数据统计，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的经济总量一般要占所在城市和区域的30%以上，比如2017年国家级高新区GDP占所在城市GDP比重达到50%以上的为8家，30%以上的为22家，比重达到20%以上的为44家。

以此来看，无论是对于国家经济还是区域经济，产业园区所发挥的增长极和发动机作用极其明显。也就是说，园区经济健康，国家（区域）经济就健康;产业园区增收，国家（地方）财政就增收。其正相关系十分紧密，但也要认识到，虽然总量上园区经济依然表现强劲，但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产业园区确实出现了步入“黄昏”的苗头，已经到了不得不“刮骨疗毒”的阶段，对于中国经济如此重要的产业园区，绝不能步入黄昏。

3 依然是中国创新发展高地

产业园区是我国创新要素最为集聚的地方，大批科研人员在此活动，大量研发经费在此投入，使之成为创新成果诞生最为密集的地方。毫无疑问，以国家级高新区和国家级经开区为代表的产业园区是我国的创新集聚高地。40年来，我国产业园区已经形成了一套创新体系，具备了一定的创新基础和能力，并成为代表我国参与全球创新竞争和抢占产业链上游的桥头堡。

一个直观的数据是，国家级高新区和国家级经开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逐年上升，占各自园区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0%左右。可以看出，两类国家级园区都在力争推进代表上游产业链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与发展。

而高新技术产业的最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显然，两类国家级园区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高地，同时也是创新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之一。

目前，两类国家级园区都在加大创新要素投入的同時积极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对于创新企业、研发经费、科研人员的吸引力度和投入强度也是逐年走高。其中，尤以高新区为最。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顾名思义，其对于高技术创新的追逐和集聚是最重视的。及至2017年，国家级高新区企业R&D经费投入达到6163.9亿元，占全国企业R&D经费投入比重高达45.1%;国家级高新区R&D人员全时当量达到159万人年，占全国R&D人员全时当量总量的39.4%。在资本投入和人才集聚方面是对中国创新投入贡献最大的部分。不仅如此，相比于近年来全国企业平均每年不到2%的R&D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高新区企业的R&D投入强度一直维持在5%～6%的超高水平，近年来更是突破6%迈入更高水平。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级高新区聚集了全国最多的创新主体与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逐年递增，国家级科研机构更是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二。创新成果密度与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企业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授权数和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授权数一直处于逐年递增状态，2017年高新区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授权数分别达到28.8万件和11.2万件。

而且，作为当下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国家级高新区还聚集了近5000家风险投资机构和超过3000家科技金融服务机构，以及全国半数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由此可以看出，两类国家级园区一直发挥着创新集聚高地作用，代表着国内最先进、最前沿的创新能力，并孕育出了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和企业，尤其以互联网科技、信息科技和电子科技成果频出。现如今，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科、苏州工业园、广州经开区、深圳高新区、天津经开区、武汉东湖高新区等一批标杆产业园区已经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新平台，并孕育出了诸如华为、百度等世界级优秀企业。

但同时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标杆园区和企业的亮眼掩盖不了园区经济整体的创新问题，那就是虽然在国内产业园区是创新高地，但放眼世界，中国的创新竞争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

4 依然是中国改革开放主战场

在成为经济增长极和创新集聚高地之前，产业园区最初的任务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区，及至今日依然是对外开放的最前沿。随着产业园区的不断发展，更伴随着其不断成长集聚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国家在政策面一直赋予其更加主动和灵活的体制机制和改革试点。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等，中国一直在主动探索更加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贸易机制和开放体系。

作为产业园区主力军的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在进出口贸易和对外开放方面一直处于引领地位。从数据上看，2017年，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出口总额31583亿元，创汇4677.7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0.6%;156家国家级高新区出口总额32278亿元，创汇4780.7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1.1%。两类国家级园区合计占全国出口总额超过4成，是国家出口创汇的主力。

不仅如此，两类国家级园区在利用外资方面保持相对高水平。2017年，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实际利用外资556.6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2.8%;156家国家级高新区实际利用外资480.2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6.9%。两类国家级园区合计利用外资占全国总额的8成，外向特征极其明显，很好的发挥了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作用。

但从现实来看，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包括两类国家级园区在内的全国出口和外资使用都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唯一能确定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具备长期性和结构性。这也是近年来无论是对外出口还是使用外资都呈现波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此，中国应保持改革定力，依托“一带一路”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园区“走出去”，发挥更积极的对外开放前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