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北

我居住的地方属老商业区，道路四通八达。因为新冠病毒的防控需要，已传出小区要封行，限制居民的外出和访者的进入。心想，要如何封路呢，大小的路口有七八个。没想到，有天下午看到最近的路口开始打框架，一夜之间，所有的路口都封死了，封墙上还有“不准破坏，上有探头”的标语。仅留下数百米远的一处大路口，有一个可关的活动门，有人员守着，任何人进入都得测体温。居民们开始领取通行证，每家每天只能允许一人外出买菜等生活必需品。大家似乎很快就适应了，说到底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毕竟是罕见的一次，还是令我感到某种拘谨、紧张和些许不安，疫情肯定是严重的。虽然老老实实呆在家中就是不添乱，就是贡献，甚至与爱国聯系在一起。我还是安静不下来。

好几个夜晚，我出门上街，就是在街上走走。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因为整个社区都没有疫情感染者和疑似病者，所以没有太多的恐惧。才八九点钟，原先非常热闹的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车迹罕至，安静得很。空气格外新鲜。我将口罩捋到下巴，独自享受这个世界的静谧。这样的安静当然是反常的，任怎样的闲庭信步，心里也是安静不下来。倒腾着的东西太多，一波一波。

地方上已经派出几批医疗队驰援被封城了的武汉。那是一处没有硝烟的战场，战场是会牺牲人的，已经有白衣战士倒下来了。这些年轻的医务人员心里是明白的，他们仍然听从召唤，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我在微信上看了他们出发的照片，我看得很详细，就是想记住他们。地方媒体上对他们在方舱医院电话采访所透露的片断信息，牵动着许多人，让人感受到艰难，也感受到希望。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人性的礼赞。

有一位目睹家乡汶川在地震时和地震后的状况，下决心从医的护士，也加入到援助武汉队伍中，她说，当年全国那么多人帮助我们，这次我当然要站出来。我想到十多年前汶川大地震数日后，我到那里采访，认识的一个很幸运从瞬间垮塌下来的教学楼逃生出来的女生。面对几十条天天在一起的性命顷刻消失，她几近崩溃。但她终于走了出来。已为人师的这个女生现在喜欢收养流浪猫，似乎周围还有一圈人。前几天我在她的微信中看到她如此疼爱地为膝下的猫们起名字，受到触动。这是从大灾难中走出来的人，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在旷寂无人的街道行走，脑子特别活跃。我想，如果我是医生，会去武汉吗？当年传播抗震救灾的事，有艰难有危险，做了，直接救人的事，还有犹豫吗？

大学的同学，有不少是湖北的，有多人后来就留在武汉谋生。我们的同学群中，疫情爆发以来，所有的微信几乎都与武汉有关。有喜欢唱歌的同学录了歌发出，表达感情和声援。幸运的是，这几个在武汉的同学因为居住地都封得早，平安无事。他们老老实实宅在家中，却也忙得很，忙着了解已进入战时状态的疫情防控，忙着同外界交流情况。如今媒介空前发达，信息满天飞扬，遇到真假难辨时，他们就成了最理想的咨询对象。他们毕竟就在最前方，最了解情况。对于远在福建一隅的社区，每日还可以外出一次，他们是非常羡慕的。我综合他们发出的种种文字和视频，我非常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武汉必胜！大学的同学们数年前已商定，两年聚会一次。我们毕业后首次聚会就是在武汉，我们展开横幅在黄鹤楼前的留影情景历历在目。于是，我们开始在圈中讨论今年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就着街灯微黄温暖的夜色，我带着微笑走回通往社区的门。已临近规定的关门时间。年轻的门卫上前来，举起测温仪就要朝脑门一“枪”，我说，测手腕吧。测温仪移下来，开了一“枪”。我问，多少度？回应，34。我说，这么低啊。回答，都快半夜了，凉啦。小伙子又问，有通行证吗？有。手神气地一挥，去吧。

我回到了家，中止了多情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