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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古乐源流初探

2020-03-25杨莲芬

中国民族博览 2020年2期
关键词:南诏源流

【摘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南诏作为一个历十三主、统治疆域大于今云南全省、历时二百四十七年的地方政权,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重视音乐,而且把音乐作为与唐王朝修好、增强团结、表示“臣服”的手段。通过翻阅史籍,关于南诏古乐的起源,我的看法是南诏古乐是南诏本土音乐与唐代宫廷音乐(包括雅乐与胡乐—西域音乐)、骠国(今缅甸)音乐在长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过程中形成的独立的音乐。南诏古乐受佛教影响极深,后期主要保存在洞经音乐中。

【关键词】南诏;古乐;洞经;源流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如《旧唐书·音乐志》强调:“乐者,太古圣人冶情之具也。……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士民勇”,强调音乐对于安邦定国、君臣和睦、战士勇敢的作用,甚至有了音乐连神仙都要“保祐”。唐太宗李世民对臣下说明他亲自制定《秦王破阵乐》的意图时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贞观之治”也与统治者利用音乐教化人民分不开。南诏作为一个历十三主、统治疆域大于今云南全省、历时二百四十七年的地方政权,其君主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重视音乐,而且把音乐作为与唐王朝修好、增强团结、表示“臣服”的手段。

通过翻阅史籍,关于南诏古乐的起源,我的看法是南诏古乐是南诏本土音乐与唐代宫廷音乐(包括雅乐与胡乐—西域音乐)、骠国(今缅甸)音乐在长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过程中形成的独立的音乐。

一、早在汉代,苍洱地区就受到内地文化(包括音乐)的影响

据徐嘉瑞先生所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第二章“南诏以前时期”第二节“司马相如与张叔盛览”中引用冯甦《滇考》:“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闻相如至若水,造梁,距叶榆二百余里,负笈往从受经,归教乡里。盛览,字叔通,亦叶榆人,著《赋心》四卷”。这段话说明张叔、盛览到今四川向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学习经书,“归教乡里”,张、盛二人是史籍有记载的将汉文化传播到苍洱地区的使者。《大理县志稿》在盛览条下注释说:(盛览)“学赋于司马相如”。盛览向司马相如学习后,写成了《赋心》四卷,这可以说是苍洱地区向汉民族学习音乐歌赋的开始。

二、“夷中歌曲”——南诏本土音乐是南诏古乐的重要泉源

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王异牟寻“遣使诣韦皋(唐御史,剑南节度使),请献夷中歌曲……于是,韦皋作《南诏奉圣乐》”。所谓“夷中歌曲”,即南诏的本土音乐,《南诏朝天乐》的名称更证明其是南诏的本土音乐。

三、唐朝音乐是南诏古乐的重要源泉之一

据《新唐书》卷222机载,南诏王异牟寻在《致韦皋书》中说:“(南诏)人知礼乐,本唐风化”,“风化”即风俗教化,这句话简洁地说明了南诏礼仪音乐与唐的关系,许多史籍也证明了这一点。

据初成于大理国时期、记录唐宋期间南诏、大理国的有关历史传说故事的《白古通》一书中记载:皮逻阁“遣孙凤伽牟入贡宿卫(唐)拜鸿胪寺卿,玄宗以公主妻之、赐鼓乐一部,自此云南始有中华之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御使、剑南节度使的使者巡官崔佐时与异牟寻盟于苍山神祠,南诏与唐修好。同年十月,唐命袁滋为“册南诏使”,至南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异牟寻为唐使袁滋举行了异常隆重的欢迎大会;据唐人樊绰所著《蛮书》(又名《云南志》记载:“其日楼下大会,又坐上割牲,用银平脱马头盘二面,牟寻曰:‘此用天宝初先人任鸿胪少卿宿卫时,开元皇帝所赐,此宝不敢用,得至今”,“又伎乐中有老人吹笛,妇人唱歌,各年近七十余,牟寻指之曰:‘先人归蕃来国,开元皇帝赐胡部龟兹音声各两部,今死亡零落尽,只余此二人在国”。此事《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上》《南诏野史》均有记载,唯《云南志》最详。玄宗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二部,连人带乐器,在南诏传播唐代的宫廷音乐。唐代宫廷音乐(包括胡部、龟兹音乐)成为南诏古乐的重要源泉。南诏向唐朝学习音乐之后,又用“凡乐三十,工(一)百九十六人,分四部”的大型歌舞《南诏奉圣乐》向唐玄宗作了“汇报表演”。

南诏末年,南诏王酋龙与唐作对,后来希望修好,向唐王朝要求和亲。《资治通鉴》卷253说:(唐僖宗)“乃作诏……许其和亲。”“以嗣曹王龟年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云虔为副使,别遣内使,共赉诣南诏”。这里提到的“嗣曹王龟年”即唐代大音乐家李龟年。《资治通鉴》说他于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六月出使到南诏,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八月才回到长安。尽管当时关山阻隔、迢迢万里,但也可推算出李龟年在南诏呆的时间不会少于半年。正如赵廷玉在《国母祠》一诗中指出的:“龟年既奉和亲诏,歌女应添老笛工。”李龟年在南诏期间,一定口传身教,为南诏音乐界传授唐代音乐,这也是唐代宫廷音乐是南诏古乐重要源泉之一的一项证据。

还应当提到的是:“天宝战争”后,有近十万唐朝败兵流落在洱海地区。白族人民是善良的(败兵之将李宓还被奉为“本主”就是明证),他们收留了这些唐兵。来自中原、回不了家乡的唐兵们就在洱海地区安家落户,他们把唐朝各种先进技术包括唐朝音乐传授给南诏的人民。战乱之苦、思乡之情、苍洱之恋,使他们调之以声律,被之以管弦,发而为歌。唐朝音乐也就自然而然地与南诏音乐融合。这是从民间的角度谈唐代古乐对南诏古乐的影响。

四、骠国(今缅甸)音乐也是南诏古乐形成的源泉之一

据《新唐书》卷222记载,异牟寻“请献夷中歌曲” 后,接着说:“令骠国进乐人”,后由韦皋改编制作《南诏奉圣乐》。《资治通鉴》卷236说: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骠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贡。骠国在南诏西南六千八百里,闻南诏内附而慕之,因南诏入见,仍献其乐”。这说明骠国是凭借南诏而向唐朝进献音乐的,美国人查尔斯·巴克斯著《南诏国与唐朝的西南边疆》写道:“当时在南诏有力控制之下的遥远的骠国,也在802年(贞元十八年)随南诏的使团前来(唐)归附,第一次出现在唐廷。南诏和骠国所带来的乐团由舞蹈家、歌唱家、音乐家们组成。他们在佛教僧侣和谐伴唱下跳起复杂多变的迷人的舞蹈,表演优美动听的歌曲。这个远道而来的乐团以其颇具异邦风情的音乐舞蹈,使唐朝京都的官民大开眼界,为之激动兴奋不已”;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三章第七节音乐(乙)“骠国乐”说:“骠国乐与南诏乐,关系极为密切,《新唐书》云:‘南诏以兵疆地接,常羁制之,骠国乐入唐室,乃先经过云南(即指南诏),由云南重译进献,而南诏遇大宴时,亦演奏骠国乐”。《唐会要》:“袁滋、郗土美至南诏,并见此(指骠国)乐”。由上述可知,骠国乐与南诏乐“关系极为密切”。骠国乐亦应在长期与南诏乐接触中成为南诏古乐的一个源泉。

五、南诏古乐中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特别是受佛教音乐影响较大

南诏初期盛行的是天师道,佛教传入后,道教衰微,佛教成为南诏的主要宗教。佛教僧侣是南诏奴隶主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理佛教盛行,被称为佛国或妙香国。佛教盛行对南诏古乐当然有影响。骠国乐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辞《旧唐书·音乐志》《唐会要》说:“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相近,故乐曲多演释氏词云”。如上述,骠国乐是南诏古乐源泉之一,南诏古乐受佛教音乐的影响是必然的。现在保存在洞经音乐中的一首曲目《偈子》就是佛曲。

从现在南诏古乐团体演奏的乐曲中,听众在感受到一种琴韵悠扬、笙箫悦耳的美的享受的同时,也会感受到涤尘荡虑、清靜无为、宠辱皆忘、飘飘欲仙,同样体现出南诏的古乐的宗教音乐意味。

六、南诏古乐现在主要保存在洞经音乐中,南诏古乐“分流”的研究亟待加强

现在洞经古乐演奏的曲目中,《八卦》(又名紫极曲)、《小桃红》《浪淘沙》《霓裳羽衣曲》《春江花月夜》等在明代胡震享所著《唐音癸签·乐通》中皆能找到,既证明唐代音乐对南诏古乐的影响,也说明了在南诏古乐主要保存在洞经音乐中。

据《大理风物志》指出:“洞经音乐,白族民间叫‘谈经调。实际上,应分为‘儒腔‘道腔‘佛腔三大类,而佛腔并不包含在谈经之内,民间另称之为‘拜经调。以上三腔各有许多声腔和乐曲,各自拥有十至数十个腔调不等。”

南诏古乐在唐以后演变分流的情况是什么?南诏古乐中佛教色彩浓厚现在为什么会保存在道教色彩浓厚的洞经音乐中?南诏本土音乐与现在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格律严谨、有广泛群众性的白族民歌之间有什么联系?南诏古乐是否流向白族大本曲、吹吹腔等白族曲艺、戏曲中?许多问题还有待我们认真地发掘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杨莲芬(1975-),女,云南剑川人,大学学历,大理州博物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大理白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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