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影坛公认的“拼命三郎”，凌子风导演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大量作品，开创出一条将知名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成功之路，尤其是他晚年的《骆驼祥子》《边城》等作品，更是使他迎来了自己导演事业的巅峰。但是，这位出身名门、才华横溢，为了追求理想远赴他乡，从战火中走来的艺术家，一生所经历的，远比他拍摄的任何一部作品都要丰富和精彩。

第一笔生意是捏泥人

凌子风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世家。凌家原是满族正蓝旗，祖辈都在大清做官。凌子风的曾祖父曾是紫禁城侍卫军首领，后来给慈禧太后做过贴身侍卫，凌子风的祖父，则做过大清的科举主考官。家族改姓凌，始于凌子风父亲凌望超。凌望超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精通八国语言，农工商学植物学都懂，翻译过很多书籍，编写的法文教材甚至被选为学校课本。凌望超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时，目睹了统治阶级的腐化，决心与这一阶层决裂。后来，只因跟着一位凌姓同学去了一趟四川合江，凌望超便自作主张改姓凌，还将籍贯也改成了四川合江。

作为凌家大少爷，凌子风深受宠爱，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前十几年过得顺风顺水。16岁那年，父亲因为帮助一个女人，与其日久生情，收其做了外室。这让凌子风难以接受，与父亲大吵一架后，愤然离家出走。衣食无忧的凌子风突然变得身无分文，吃穿住行都成了问题，更何况还要交学费、买画布、买颜料。16岁的凌子风第一次思考起生存问题。

他做的第一笔生意是捏泥人。作为北平美术学院有名的才子，捏泥人对凌子风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将泥人捏好后，涂上颜色，便带到王府井大街摆地摊。为了省钱，凌子风还和自己山水系的同学张仃同住，凌子风卖泥人，张仃就去卖画。后来，他们的“生意”又拓展到拉车，凌子风个子高，负责在前面拉，张仃就在后面推。

日子已经过得那么苦，他们两个仍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即便住在破棚屋里，他们也一定要将房子装饰得很漂亮，即便饭都吃不饱，只要有电影上映，他们也一定要去看，有一次甚至为了看苏联电影《生路》，把两人仅有的一床被子都给当掉了。

等到一年多以后父亲主动去请他们回家的时候，凌子风和张仃早已摆脱了刚开始的窘境。他们开了一家叫“波尔特”的广告社，通过关系揽到了很多活，当时北京最大的儿童用品商店中原公司，以及很有名的同升和鞋帽庄、盛锡福帽庄等等，都是他的客户。同升和老板干脆还给了他一间房子，连房租都不用交。

离开南京，奔赴延安

凌子风一直是一个自由任性的人，他兴趣广泛，对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因为这一年多的“创业经历”，回家后不久，凌子风又对工艺美术产生了兴趣，想要转学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专的校长非常爱才，当即表示免除凌子风的学费，欢迎他来就读。凌子风最初在油画系学习，后来因为在雕塑系玩了一次捏泥人，又被雕塑系当作难得的人才挖走。

1934年，凌子风因为参加“左翼剧联”和“北平美术家大联盟”的活动，被抓进监狱，不久又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被自己的大姐夫，齐白石的得意弟子，著名绘画大师李苦禅保释出来后，凌子风在南京流浪了一段时间。这时，他又爱上了戏剧。

凭借着自己的软磨硬泡，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校长余上沅先生破格让他参加本已截止的招生考试，又凭借着一段非常真实的“拉洋车”表演，凌子风顺利进入学校舞台美术系。在学校里，凌子风可谓如鱼得水，无论是设计、布景、道具、服装，还是缝鞋、拉大锯，凌子风都能干，同學们喜欢跟他合作，老师们也非常欣赏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知道他生活拮据，同学会帮他带饭，老师为他募捐，校长还偷偷给他安排勤工俭学的工作。

意气风发的凌子风，自编自导了一部独幕默剧《狱》，引起了学校创办人、国民党文化主管张道藩的不满。张道藩借“凌子风打人事件”亲自点名要将他开除，不料很多老师为他说情，学生们也在大会上全体起立表示挽留，凌子风才得以“留校察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即将毕业的凌子风热血沸腾，决定离开南京，奔赴延安。为筹集路费，凌子风接受武汉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在厂里担任美工师，同时在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热血忠魂》中扮演角色。也是从这时起，一向在心底里觉得电影不如戏剧的凌子风开始熟悉并重新审视电影创作，并结识了应云卫、赵丹、白杨、黎莉莉、秦威等许多著名电影导演、演员和美工师。（未完待续）